【本刊讯】法《十字架报》九月十九日刊载弗朗索瓦·儒瓦约的文章，题为《法国—中国：一个良好开端》，摘要如下：
蓬皮杜总统的访问的进行情况不仅是令人满意的。到处都受到热情欢迎，热情祝贺法中接近。
法国的访问使中国能够更好地执行它的对外政策的通常论点。周恩来再次谴责了美苏两霸。但是，特别是蓬皮社的到北京，即使法国政府否认，这已经有点象是投在苏联花园中的一块石头了，这不会使中国领导人不高兴。然而，蓬皮杜总统在北京的讨论肯定地表明，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两方中的任何一方会以“同样的”方式分析世界形势。
但是，总起来说，我们觉得这次访问是积极的，因为这是第一次在这么高一级进行会谈。我们希望已被邀请访法、但尚未作答的周恩来总理最终接受访问巴黎的邀请。这可能是将近十年前开始的这种新的“长征”的第二步。
【本刊讯】法《十字架报》九月十八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
北京将继续注意欧洲。希思不久将来中国旅行。无疑，勃兰特将接踵而来。虽然法中友谊得到优先地位——这可能是由于对戴高乐将军及其行动的怀念，但认为对北京来说欧洲仅限于是法国本土，这是幻想。周恩来很希望以后同欧洲主要国家保持永久的关系。
（蓬皮杜）这次旅行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超过了两国的双边关系。无疑，这就是，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诱人的“二重唱”和美国与欧洲艰难的对话以外，北京从此加入了这种“最高级会谈”的政治，“最高级会谈”应成为各大国今天首先解决它们问题的方式。
在这点上，蓬皮杜北京之行的主要受益者，正是仅除了勃列日涅夫之外的所有的人。
【本刊讯】法《民族报》九月十八日以《巴黎和北京：广泛的一致》为题，发表特派记者于贝尔一罗迪埃写的报道如下：
公报表明，法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没有成果的简单的礼节性交往。恰恰相反，公报表明，双方都“怀有”在中法关系中跨越“新的重要”阶段的愿望。这是两国领导人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商定保持个人接触”。
这样就为现代外交
——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外交——提供了突出的例证。
当人们是同“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人之一”的毛泽东这样的人会谈时，或同蓬皮杜总统——用他自己的话说——钦佩其明智和现实感的周恩来这样的人会谈时，这种最高级会谈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就中国而言，这次访问已经产生好几个效果。这次访问建立了历史性的接触，表明了蓬皮杜和他的中国对话者的观点的完全一致，因而为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合作提供了认真的前景。而当例如在柬埔寨或欧洲缓和上观点不一致时，每一方都明确阐述自己的论点的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国际谅解的一个因素。
【本刊讯】法《问题》周刊第五十二期（九月十七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希望全世界都了解他们真正担心苏联的进攻。他们正在使公众舆论——无疑还有军队
——对这种巨大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中国还希望欧洲也和它一起参加这个十字军运动。这是奇怪的幻想。
当在南方某地休假的苏联大使从休憩处了解到这一访问时，便停止了休假。他懂得这类语言。他于当晚抵达北京。
蓬皮杜很希望同中国接近；但是，他又不希望同苏联不和。而且在巴黎，苏联大使馆的参赞们近一个月来不断告知若贝尔，他们对这一访问是多么不高兴。
将不存在巴黎—北京轴心。这将是荒谬的，人人都相信这一点。仅仅对世界上的两极求得一致看法，广泛地展望了一下第三世界，共同提醒两大国世界上不只有它们存在，它们应该考虑到中等国家。对周恩来来说，这就可以了。
【美新处华盛顿九月十九日电】题：白宫（沃伦）九月十九日新闻发布会
布托——沃伦说，总统和这位总理在九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举行的三小时实质性会谈是“内容广泛的和融洽的”。双方都对这个“回顾他们的热烈和友好关系”的机会表示欢迎。“他们重申了标志着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关系特点的紧密的关系和共同的利益。”他说，总统重申华盛顿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这两位领导人回顾了过去一年半时间中重大的国际发展，其中包括尼克松先生同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他们还讨论了由于这项和缓政策，“在为南亚和东南亚带来和平和稳定”方面取得的进展和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总统就巴基斯坦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在恢复巴基斯坦的经济”和通过制定一项新的宪法来“建立民主制度方面”取得的成就，向布托先生表示祝贺。
在讨论巴基斯坦的水灾时，总统向这位总理保证华盛顿“继续愿意”“同巴基斯坦一起来探讨对恢复活动能有所帮助的办法。”尼克松先生还保证在长期经济发展活动中将继续同巴基斯坦进行合作。在回顾南亚的发展情况时，两位领导人指出，八月二十八日同印度签署的协定“为缓和南亚的紧张局势”和为在那个地区的国家间“关系正常化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开辟了道路”。他们还讨论了要加强美国一巴基斯坦在麻醉品控制方面的合作。
在回答问题时，沃伦说，讨论了巴基斯坦的安全问题，但是他说，自从三月以来实行的美国关于向巴基斯坦和印度双方提供军事装备的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记者问，布托先生是否要求美国提供小麦，沃伦回答说，讨论了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他除了指出美国为救济水灾提供的二千四百万美元紧急援助的一部分是提供十万吨小麦之外，他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当记者要求他说明关于长期经济援助的数字时，他说，他无法具体说明这项数字。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十九日电】（记者：斯潘塞
·戴维斯）尼克松总统今天结束了他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两天会谈，答应增加经济援助，但是拒绝结束禁止向巴基斯坦出售致命武器的法令。
白宫副新闻秘书沃伦说，对于美国对南亚的武器政策以及安全事务作了广泛的讨论。
他说：“实际上讨论了美国自三月以来实行的军事装备供应政策。这种政策没有改变。”
这就是说，美国将在接到要求时继续向巴基斯坦和印度出售零件和非杀伤性装备如卡车等，但是不准许出售导弹、飞机、新坦克、护卫舰和据说列在巴基斯坦购货清单上的其他项目。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十九日电】尼克松总统今天向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保证继续提供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水灾救济，但是继续不提供巴基斯坦希望用以重建自己在一九七一年的战争中被印度打败的军队的武器。
布托似乎对总统的决定表示失望，他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午宴会上说，巴基斯坦和美国应当在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因为双方都确信只有一种平衡的局面才能保证印度次大陆的稳定。
布托先前同记者谈话时强烈要求恢复美国武器的大规模供应，并说美国根据条约有义务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
他说，巴基斯坦不止一次受侵略之害，它决不可缺乏一支能够防止新侵略的可靠的威慑力量，因为印度保有一支得到其他国家武器支持的军事一工业力量。
他说：“巴基斯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屈服于印度或其他国家的统治或霸权。”他接着说，十分有必要向小国提供充分的进行自卫的手段。
他解释了他没有向尼克松提出美国不提供武器问题的原因，他说：“我们不想使你们的立场复杂化。”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九月十六日刊载理查德·沃尔顿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联合国大会将开幕，它是一个只有乐意的匠人才会使用的生锈的工具》，摘要如下：
甚至是最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也得考虑一下现实，而可悲的甚至是痛苦的实际情况是，联合国不再处于世界政治的主流。它在社会、经济和人道方面仍然在做重要的工作，对这一点是不能贬低的；可是联合国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建立的，而在这方面看来联合国现在几乎不起作用了。
时代有多大变化。有多少美国人知道谁是他们驻联合国的大使？（他是前电视台记者、前尼克松总统助手约翰·斯卡利）过去的驻联合国大使属于美国最知名的人物之列，有时他们在报纸头版和电视新闻中出现的次数比总统还多得多。以色列的诞生、朝鲜、苏伊士、匈牙利、刚果、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危机以及其他危机使联合国和美国大使们几乎经常出现在公众眼睛前面。
多年来，代表们不管是由于天真还是出于感情上的需要，总能自骗自地说，通过一项决议就算完事了，但是现在连通过决议也不大可能了。在抱有幻想之后接着必然是幻想破灭；理想主义由于遭到挫败也越来越稀薄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什么出了毛病？联合国在什么时候从主流变成死水的？看来完全可以这样说：一旦美国发现它不再能够有效地利用它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时，联合国就开始不起作用了。
早期在早期，联合国是一个美国俱乐部（这有双重意义）。除了少数共产党国家和一些中立国家外，联合国由美国的盟国和附属国组成。美国要怎样办，联合国就怎样办。
在美国控制联合国的年代里，联合国在美国很受欢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一直赞扬联合国。为什么不赞扬呢？联合国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可靠的工具。例如，联合国既对美国的理想主义有吸引力，又是一个反共的堡垒。
然后，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开始大量涌进联合国，从而使得它的性质从一个美国（西方）白人俱乐部变成一个有色人种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机构。
这样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不同。在美国控制的日子里，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通常是有力量的，因为美国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使这些决议具有力量。亚非国家提出而通过的决议只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积极支持它们的时候才是有力量的，而这种情况在这些日子里是很少的。大多数这样的决议（关于种族隔离、关于非洲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关于对葡萄牙和罗得西亚的制裁、关于经济发展）只是放进无法执行的决议的大宗废纸堆里罢了。六十年代当六十年代亚非集团达到了使美国不再能控制的规模时，美国完全失去了对这个组织的兴趣。越南战争期间，当大多数会员国和秘书长吴丹明确表示他们反对这场战争时，这种失去兴趣的情绪发展成为敌对情绪。约翰逊总统和后来的尼克松总统抛弃了对联合国那怕是空洞的礼仪上的支持。
这样，美国就同苏联一起站在边线上，双方都无法利用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