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18日参考消息 第4版

    【路透社上海九月十六日电】在法国总统蓬皮杜到达这里,进行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最后一段旅行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冒雨给他以盛大的欢迎。
    在通往上海市的十公里长的公路上至少有半段路排列着人群向总统一行欢呼和鼓掌。
    【路透社杭州九月十六日电】法国总统蓬皮杜今天上午在这里附近的湖上乘船游览的轻松气氛中,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非正式会谈。
    至今没有透露广泛的私下会谈的性质,但是观察家们认为,二人在商讨一项中法公报的最后细节,公报将在蓬皮杜总统明天中午离开前发表。
    【法新社杭州九月十五日电】(记者:莱勒)当蓬皮杜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今天傍晚到达这里时,大量中国群众出来欢迎他们,尽管天下雨了。
    这两位领导人在从西北一千三百公里的大同乘伊尔十八型飞机进行的两小时飞行期间进行了会谈。
    在大同参观了石窟后,大同当局设午宴招待这些领导人。
    蓬皮杜在午宴上的讲话中说,法中两国具有悠久文明和文化的人民非常希望分享他们的经验的成果,以造福人类。
    他称赞了工业城市大同,它是传统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并存的一个榜样。
    【法新社中国大同九月十五日电】(记者:比昂利克)法国总统蓬皮杜和周恩来总理今天花了一小时参观大同附近的云岗佛像石窟。
    周对记者们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也从来没有参观这些石窟。
    他说:“我应该感谢蓬皮杜总统把我带到这里来,如果总统不来,我也是不会来的。”
    他说这次访问是“中法友谊的一个证明”。
    人们认为这些石窟是世界宗教艺术奇迹之一。参观者看到了一座由五十三个窟组成的真正的雕刻之山,这些石窟仍包括了将近五万一千个有一千五百年之久的雕像,这些雕像的大小不一,小的只有一个手指宽,大的有十五米多高。
    蓬皮杜显然对这一奇观深为感动。
    他赞叹地说:“真伟大,真了不起。”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九月十六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智利:一个希望的毁灭》,摘要如下:
    智利政府被它自己的武装部队所推翻以及阿连德总统死亡,从几个方面来说是悲惨的事件。世界还没有看到比阿连德更有耐心和更克制的政府首脑。他远没有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他的政治反对者使用国家力量,他显然宁愿采取谈判办法而不采取强迫办法。
    他的政治反对者包括他自己党内和联合政府内的一些人。的确,如果他的支持者不是那么搞派系斗争,也许军队永远不会对他挑战。正是他的讲理态度和缺乏戏剧性的过分简单化的作法,加上无效能这一因素,使他容易受到许多人的攻击,这些人使他的政府逐步受到磨损。
    如果说阿连德是一个从未鼓吹在政治中使用暴力的人,不应当看到他的政权被以武力推翻,那么智利竟然处于国内暴乱和军事统治之下,这也是一个民族悲剧,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智利是唯一的具有建立最久的议会民主的国家。正象瑞士在周围的邻国常常处于这种或那种专制统治的痛苦之中的情况下保持了民主社会一样,智利是拉美治理得最好和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当人们认识到智利军队具有在不卷入政党斗争的情况下保卫宪法这种名声的时候,阿连德邀请将军们参加他的内阁这一了不起的行动就不是那么异乎寻常了。阿连德求助于这个传统,推翻他的政府的军人则破坏了这个传统。阿连德显示了各种迹象,表示他要证明,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会设法压制其它一切政党和声音。在他担任联合政府的领导人的短暂时期,他给予智利一切政党和报纸的自由比大多数拉美政府在相似的紧张情况下所给予的都要多。
    成功地表明能够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政治自由(如果能够的话),这对全世界的价值会是很大的。这会使一些共产党人感到鼓舞,他们希望通过选举当权,他们要求相信他们在当权以后不会消除选举过程;有许多目前的法共和意共领导人就是这样。智利的情况一定会使他们和他们的可能的社会民主党伙伴怀疑:如果他们放弃革命思想而采取议会思想,他们是否会受到公正的对待。
    反之,整个拉丁美洲的左派必然会得出结论:阿连德的革命同伙——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有更好的思想,而右派则将坚定他们的看法,即他们有神圣的权利来用军队推翻任何左派。
    在东欧(包括南斯拉夫)实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设法在他们的关闭的社会中实行政治自由的人,将深为沮丧。如果他们能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同自由议会制是相容的,那么他们就可更有信心地要求实行政治自由。
    如果他的成功使某些共产党走向投票箱而离开街垒;如果它鼓励了世界一些共产党中的修正主义者而挫折了专制主义者;如果它表明自由社会的政治节目能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而不会使它们自己毁灭,那么这一点(或者这一点的任何一部分)会意味着是人类前景的一个成就。具有这种可能性的一个人和一个政府竟然被搞掉,象杜布切克那样作为石头被搬掉,这是现代的一个辛酸的悲剧。


    【南通社圣地亚哥九月十五日电】智利军事委员会宣布,国内不再存在政党。
    委员会还决定制订一部智利新宪法,以根本改变国家的结构。这是委员会昨天突然解散议会之后宣布的一项最重要决定。委员会最初的决定只是让议会停止活动。
    委员会在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之后宣布了这些决定。委员会成员、空军司令古斯塔沃·利将军说,对一些进行抵抗的地点进行的军事行动将近结束。但他又说,有迹象表明,有人企图在城市和农村组织游击队。
    利将军说,武装部队将尽全力尽快扑灭抵抗。据他说,全国的活动正在恢复正常,但在圣地亚哥仍有进行抵抗的地点,特别是在郊区。
    利号召工人合作,使生产恢复正常。他说,委员会不是反对工人的,而是要保卫他们。他说,我们对工人的唯一要求是交出全部武器,开始工作,不参加政治活动。


    【法新社门多萨九月十五日电】官方的美洲通讯社宣布,已故阿连德总统执政时期的前智利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将军今天上午抵达阿根廷。
    他在接近十点时抵达阿根廷门多萨省靠边境的拉斯奎瓦斯。普拉茨是在阿根廷宪兵队的一位军官陪同下乘汽车抵达该地的。


    【本刊讯】美新处中文刊物《今日世界》九月号以《音乐的亲善大使》为题,节译了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人生最大快乐之一就是期待一件特别而又愉快事情之来临——譬如一个假期、生日或一次旅行。在费城交响乐团即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我心中的感觉也正是这样。我们是第一个受邀请前往那大而重要国家的美国交响乐团,我们一直以一种带有神秘感和接受一项情况不明的挑战的心情,期待那些日子之来临。
    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关系和缓下来之后,已有伦敦交响乐团及维也纳交响乐团先后访问中国大陆。费城交响乐团被邀为第一个访问该国的美国乐团,自然具有特别意义。对于能够代表美国参与如此重要文化交流的开端,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
    选择费城交响乐团接受这份荣誉,就我个人来看似乎是一件自然的事。我们是世界上经历旅程最多的乐团,曾以美国正式代表的身份或在私人企业赞助下,踏上许多遥远的征途。
    一九四九年,费城交响乐团首次出国,在英伦三岛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一九五五年我们接受一项更较为正式的亲善大使任务,在美国新闻处的赞助下访问了欧洲,历时五周之久。三年后,我们又访问了欧洲,历时八个星期,遍历十四个国家、二十七个城市,共作四十四次演奏,行程二万九千公里。一九六七年首次访问南美洲,在十个国家中举行了二十五次演奏会。翌年,本人又率领乐团访问日本,一九七二年再次访问该国。在此之间,我们又访问了欧洲。
    美国工商界给予费城交响乐团的财政支持,实在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支持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没有的。在美国,交响乐团通常不受政府支持,必须从民间取得资助。交响乐团经常面临的问题是,除非将演奏会的入场券票价提至很高的程度——高到只有富有人士才能付得起的程度——否则它们就不足维持开支。
    受到邀请访问中国大陆的费城交响乐团,感到它有一份代表美国文化的责任。为协助完成这项责任,美国国务院与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协会分别拨出一笔款项,支付这次旅程的部分费用,而私人机构亦将捐出一部分费用;这是美国政府和民间资助两相合作,以促成希望是新的中美文化交流时代中重要一页的一个不寻常的例子。
    费城交响乐团外游时的阵容包括一百零七名团员,加上管理人员、舞台技工、曲谱人员及一名医生,总共一百二十五人。
    和世界上其他伟大的乐队相比,费城交响乐团团龄尚幼。它于一九○○年成立,早期由弗里茨·谢尔和卡尔·波里格两位深受德国音乐风格熏陶的音乐家指挥。但今日费城交响乐团之成员,几乎都是国内训练出来的音乐家;本人对此感觉非常欣慰,因为这证明了国内独成一格的音乐界正发扬光大。
    费城交响乐团这次以亲善大使身份访问中国大陆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团员都盼望该日之来临。他们可说都是富有经验的音乐使节,每逢出国访问,都有部分团员自告奋勇,协助当地音乐学院纠正学员缺点,细心聆听有天才的青年音乐家演奏,并和当地音乐界交换各项意见。
    和西方其他国家人士一样,我们以高度好奇心期待前往该国作首次访问;这次访问对我们必将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本人现在虽不能确定当地听众对演奏的反应将会如何,但亦没有顾虑。本人对团员的才干、音乐本身的普及性以及中国人固有的艺术欣赏力,有最高度信心,并切望这次访问能使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更进一步。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九月十三日刊载莱因哈特的一篇文章,题为《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摘要如下:
    尤金·奥曼迪,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刚好是费城管弦乐团成立的前一年。由于从小对音调和节拍的敏锐感觉,奥曼迪成为一名小提琴的音乐神童,他四岁便会拉小提琴,五岁半便获准入匈牙利皇家音乐学院,不到十四岁便拿到文凭,他是皇家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十七岁在母校任教,同时在布达佩斯大学就读,终于获得哲学学位。一九一七年,他任布鲁特纳管弦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和独奏,在德国和匈牙利巡回演出,一九二○年,又到奥地利和法国巡回演出。
    奥曼迪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到了纽约,因为他的美国经理人经验不足,他发觉原定由他任小提琴独奏的巡回音乐会无法举行,他只有马上接纳纽约剧院一个大管弦乐团小提琴组的工作。其后几年内,他在一些剧院的管弦乐团工作,同时指挥一个电台的交响乐队。
    一九三一年,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原定任费城管弦乐团的客席指挥两个星期,临时病倒,便请尤金·奥曼迪接替他,奥曼迪的演出使批评家和费城的听众印象深刻,接着便受聘任明尼苏达州交响乐团的永久指挥。
    这时,费城管弦乐团经常请他来客串演出,到一九三六年,他终于成为这个乐团两个共同指挥中的一个。
    此后,他一直任费城管弦乐团的指挥。
    奥曼迪指挥的作品,从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作曲家,一种特定的音乐风格,或者一段特定的音乐时期。奥曼迪的记忆力特别好,除了指挥一些现代新作品,从来不看乐谱。
    最近,有一位访问者问他:你担任费城管弦乐团的指挥这许多年,有什么转变没有?他回答说:
    “我初当指挥时,一听见乐团奏错了一点,便朝那个方向盯过去,现在,我朝向另一方,就象没有听见。我知道了乐队的每个成员和我一样也是凡人的时候,便开始这么做,我自己也犯错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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