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德意志报》九月十四日刊登了冯·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会因为萨哈罗夫而跌跤吗？》副题是《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者所说的话是重要的
——但能够允许他们说话也是重要的》，摘要如下：
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也有他自己的、本国制造出来的克里姆林宫“水门事件”吗？近几周来正向苏联事态和莫斯科外交行动的观察家们提出这个问题。不光是莫斯科的《真理报》和苏联的其它宣传机构近来令人注目地多次强调所谓苏联的新西方政策同列宁的学说绝对没有矛盾（简直就好象莫斯科有谁已经确认有这种矛盾似的）。苏联的政治气候具有少见的背景倾向的特点——就象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不久和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倒台前夕的情况那样。
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在最后一分钟让勃兰特的布拉格之行因柏林问题而告吹，这在外交上是极为罕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并不是布拉格要对这次访问失败承担责任。给捷克总统府的关于对波恩采取强硬态度的指示来自莫斯科。
如果人们把视线从对外政策转到苏联国内情况，就能较为明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这种骚扰有什么意义。苏联作家马克西莫夫给伯尔的信、警告要防止“新慕尼黑”、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警告要当心缓和政策，最后是索尔仁尼琴关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要谋害他的说法，这一切说明在苏联国内来目反对派方面的动乱越来越大。
如果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反对派打破沉默是否会正中处于苏联政治幕后的一些势力的下怀；还有，苏联反对派是否有时会被用来进行克里姆林宫的争权斗争，那末这也改变不了人们对反对派个人勇气的尊敬。
对于这种看法也是有历史先例的。还是在沙皇时代，当时的秘密警察，沙俄政治秘密警察就利用了政权的反对者。
在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事件中，今天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一个苏联公民怎么可能邀请外国记者到他的住宅，并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呢？莫斯科是一个对外国人进行严密监视的城市。西方一位外国人几乎没有可能进入苏联居民的住宅，而不被当局立即得知……为什么没有能使萨哈罗夫同西方记者隔离开呢？在原子物理学家住宅前的一个岗哨本来是足以做到这一点的。
这里也必然会使人揣测：在克里姆林宫的某一个人对于把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绝望的警告传到西方是感兴趣的。但是这只会是某一个想使勃列日涅夫的进攻性的和微笑的西方政策失败的人。勃列日涅夫的整个对外政策大厦是建筑在苏联的可信性和严肃性的基础之上的。现在，象萨哈罗夫这样一个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突然对这一前提提出了怀疑。从长远来看，这一点可能对勃列日涅夫造成不吉利的政治后果。
正如人们在西方开放社会中也能够看到的那种政治斗争的同一基本规律毕竟也适用于苏联：国内政治的反对者企图尽量利用执政集团的弱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权更迭的情况下，把他所反对的和排挤的集团的方针和方法接过来。就如同出现过“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那样，可能不久也出现一种“没有勃列日涅夫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巩固帝国和稳定内部政权要求苏联付出巨大的力量。勃列日涅夫认为，他可以在不解决萨哈罗夫所描述的内政问题的情况下借助于西方的帮助使经济现代化并从而减轻负担。也许这一点恰恰是苏联党首脑最大的错误和将来使他摔倒的绊脚石。
【本刊讯】法《民族报》九月十三日刊载一篇评论，题为《勃列日涅夫处境困难吗？》，摘要如下：
莫斯科人士认为，值此勃列日涅夫把赌注押在欧洲缓和上而又不真正希望放弃国内的纪律的时候，他的赌博是困难的。
在外国，缓和对勃列日涅夫来说是必要的，即使这只是为了使政治局赞同他的政策也罢，因此，很明显，他对周恩来和蓬皮杜的讲话感到相当不安。但是，勃列日涅夫的努力在国内外都遇到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障碍：对欧安会的气氛冷却了，美国的日益敌视，美国人怀疑缓和是否不会成为苏联人发展军事潜力的一个机会。
当然，更严重的是“知识分子”问题。
【本刊讯】法《震旦报》九月十四日刊登菲利普·贝尔内写的一篇题为《苏联的迫害在西方引起连锁反应，勃兰特和尼克松在缓和政策上遇到困难》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这一奇怪的反复中，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一种倒流现象。缓和政策确实尚未濒于破产，但它却是一颠一跛地前进。这一政策的鼻祖，从勃列日涅夫到尼克松，中间还有勃兰特，都突然遇到了困难。
正在使他们春天的美好希望破灭的事件是，在苏联对有异议的知识分子进行的迫害，对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攻击和威胁，关于对待精神病院的反对派的新的说法。自由世界对这种镇压不能再无动于衷。
一切似乎表明，是政治局的“强硬”派、秘密警察和军队发起了这种镇压运动，目的是阻止缓和，同勃列日涅夫为难。缓和的气氛被破坏了。
昨天人们在两个首都：华盛顿和波恩都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基辛格在参议院外委会进行未来国务卿的“作证考试”时，不得不维护尼克松的同莫斯科接近的政策。在几天之中，苏联的异己分子事件使联邦首都的气氛变得沉闷起来。《华盛顿邮报》谈到了美国舆论对苏联国内这种规定感到的“失望”和“背叛”情绪。报纸警告说，由于不能证明莫斯科向着好的方向运行，尼克松在同俄国人的合作政策方面可能遇到严重的障碍。
勃兰特总理在联邦议院也受到了反对派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猛烈批评。原则上，波恩总理昨天上午本不应发言。但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新领袖和议会党团发言人卡斯滕斯进行的闪电式攻击迫使他打破了沉默。卡斯膝斯指责他向东方作了过多的让步，没有得到对西柏林的一切必要的保证。特别指责他在欧洲实行显然对莫斯科有利的德国“中立主义”是冒险。
此外，卡斯膝斯指责说：“你对被追究的俄国知识分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而其它国家的政府，如奥地利、丹麦、挪威、荷兰，却都提出了严正抗议。”
在这方面也一样，同东方可以缓和的那种想象破灭了。勃兰特的东方政策遇到了暂时的困难。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九月十三日刊载罗贝尔·拉孔特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的新奥妙？勃列日涅夫一直没有召集全会，他似乎想在会上摆脱最“反对”他的人》，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是否有新的奥妙？勃列日涅夫一直在克里米亚，预计在九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会一直还未举行。
人们知道，一些迹象表明，苏共总书记似乎想摆脱最反对他的“向西方开放”政策的一些有地位的人。
看来，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方面，波利扬斯基虽然还留在政治局，但是被解除了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而去负责一个风险大得多和相对而言没那么重要的部，即农业部。
另一方面，党的老理论家苏斯洛夫自从斯大林以后，一直在维护一些与总书记现在的选择截然相反的论点。我们已经预言过，苏斯洛夫由于年迈，可能光荣体面地隐退。
苏联头号人物的一些最亲近的顾问的确象是劝过他不要作在此时此刻可能表明如下情况的任何事情：即表明“集体领导”的磐石般的一致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在古老城堡的阴暗处正在酝酿一场紧张的夺权斗争。
象人们在新近排挤沃罗诺夫和谢列斯特以及“十四个”加盟共和国“政治局”中许多第一流的负责人时看到的情况那样，克里姆林宫的清洗只能给它的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带来便利。
无论如何清楚地表现出了这些困难：
（一）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安全会议：苏联报纸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谈到它，这与在此之前的和在赫尔辛基磋商及各国外长会谈之后的吹牛相反。在莫斯科，人们甚至说（但未得到证实），不会由葛罗米柯率领苏联代表团，至少开初不由他率领。
俄国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个重大会议（如果人们能够这样说的话）的这种“冷淡”可能是由于莫斯科在欧洲人中间制造阴谋得到相反和意外结果而造成的。
（二）中国在国际和欧洲棋盘上的活动：蓬皮杜到北京，他在那里的讲话和主要就欧洲问题和苏美两极主义的威胁问题进行的讨论，也都说明当前对莫斯科的呼吁的回答是吞吞吐吐的。
（三）便利条件：利用这些便利，西方记者得以接近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正如为了向报界介绍亚基尔的悔改而表演的“戏剧”那样。
很显然，国际非共产党和共产党报刊的反应可能把科学家、作家和苏联头号人物都置于尴尬境地。
因为，后者为了制止这种普遍化的反苏浪潮，可能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而这对他的和平计划和微笑攻势来说必然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
无论如何应避免把反对勃列日涅夫的活动看得过于有组织，并避免仅仅认为军内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才有反对缓和、即反对同西德微笑和同美国签订政治与贸易条约的人。
四年前，列宁格勒一伙青年军官就搞了一次阴谋，策划在克里姆林宫进行谋杀，这不是对付宇宙学家（官方说是对付他们），而是对勃列日涅夫的。
象俄国一直有的情况那样，无疑，这主要不是一种等级之争，而是一种几代人的、利害和野心的冲突，它可能动摇政权。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马列主义的真正的意识形态大转变），似乎使某些人感到不安，这一政策尚未使领导人取得一致。
【本刊讯】法《震旦报》九月十三日刊载菲利普·贝尔内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同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一样脆弱的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在破坏向西方的开放》，摘要如下：
如同赫鲁晓夫（当他处于深渊边缘的时候，人们认为他已到了权力的顶峰）过去一样，勃列日涅夫目前似乎遇到一种困难处境。
根据一些外国记者和一些中国外交家透露的某些迹象，他不得不对付不仅在政治局内，而且在军队和秘密警察机构内日益强大的反对派。
“强硬派”——鹰派似乎越来越反对勃列日涅夫主张的“向西方开放”的缓和政策。他们指责他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没有真正结果的纯民间性质的旅行。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没有得到他去华盛顿所寻求的贷款和经济援助。
此外，苏联外交和苏联形象目前遭受了一些失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内的对手把这些失败归咎于一种“放宽”。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苏联受到好几个国家、特别是利比亚的谴责，人们差不多把它同美国一起都列进“帝国主义”国家之列。同样，勃列日涅夫推行亚洲安全体系的宣传运动，也遇到那些注意不同中国发生争吵的国家的不容忽视的反对。例如，印度采取疏远莫斯科的态度，这在长期以来还是第一次。
但这并不是最奇怪的。人们看到对萨哈罗夫院士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索尔仁尼琴闪电般发动的迫害。
总之，某些人似乎竭力要坚决破坏勃列日涅夫的工作。苏联报纸对他八月十五日的乐观讲话沉默不语。这一切象一九六四年所发生的那样：莫斯科的新闻喉舌奇怪地无视赫鲁晓夫的讲话。
那时，在赫鲁晓夫倒台之前，有一些活象目前在苏联发生的事情。一些荒谬的事件发生了。赫鲁晓夫先生规划了同波恩的相当引人注目的接近，甚至把他的女婿阿朱别伊派到那里去，同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却从事破坏这一缓和政策。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参加莫斯科附近的扎哥尔斯克寺院仪式的西德外交官施维尔克曼，被毒气熏了。这件丑闻给两个首都带来了紧张气氛。
十月十四日，“鹰派”推翻了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将很好地考虑这个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