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莫斯科九月十二日电】（记者：爱德华·狄龙）勃列日涅夫的和缓政策遇到了困难，这里的外交观察家不能预言，苏共总书记下的“赌注”最后是赢还是输。
勃列日涅夫的‘“赌注”是，他能够为苏联得到和缓的利益，不用影响苏联国内的秩序，和缓仅仅用于对外事务上。
勃列日涅夫促进和缓的努力，最近几周来在国内外突然遇到一系列的阻拦和指责。
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气氛冷淡了，在两位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了激烈的指责后，甚至苏联和西方发展经济关系的气氛也冷淡了。
在美国，对核力量均势——苏美和缓的基础——出现了新的怀疑。
所报道的苏联在发展多弹头分导重新进入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的进展已经引起严重的担心，总统顾问、前国防部长莱尔德指责苏联“利用和缓”迅速加强它的军事潜力。
同时，苏联在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继续收获到它同美国搞和解的恶果，它甚至时刻害怕看到它自己同美国一起被列为“帝国主义者”。
在上周于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尽管苏联提出了抗议，阿拉伯国家、也许甚至还有北越仍然极想知道他们的事业是否遭到了牺牲。
在西欧，人们对于他们将得不到防卫感到惊慌，苏联对于裁减欧洲武装力量会议突然表示强烈兴趣，这只加强了人们的猜疑。
支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运动看来也处于停顿状态。甚至印度也迟迟不给予苏联充分的支持，因为担心这会使自己明确地同中国断绝关系。看来勃列日涅夫的德里之行已经取消，虽然印度报刊上月曾报道他肯定要作一次访问。
莫斯科观察家们认为，在勃列日涅夫在他的黑海的辛菲罗波尔休养地可能考虑的所有困难中，萨哈罗夫事件也许是最严重的。这涉及问题的要点。
事实上，萨哈罗夫可能已得到国外这种重要人物的支持，例如奥地利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西德总理勃兰特和掌管美国国会财权的议员威尔伯·米尔斯，因此就他的特殊情况来说，克里姆林宫不再能不危及缓和而恢复纪律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勃列日涅夫处于输掉他的赌金的危险之中，可能会有各种无法预见的政治反应。
看来，可以肯定，某些苏联人士是怀着忧虑和不愉快的心情来看待缓和政策的，无疑，在负责维护秩序和安全的部门中，尤其是如此。
外交观察家们有时甚至不知道，这种政策在某种场合是否会遭到小心翼翼的破坏。
在政治局内部，“强硬路线派”似乎仍然是以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或安德烈·基里连科为代表。看来，在军队内部也有人支持这种倾向，虽然这种支持显然不是来自国防部长格列奇科。
一些观察家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头尤里·安德罗波夫四月被提名进入政治局，是为了监视缓和政策的执行，而不是为了支持这种政策。
对西方来说，可能产生的问题是，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条件接受缓和，还是冒面临另一项政策（包括也许甚至同中国和解）的风险。
某些外交观察家甚至认为，苏联已到达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它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放弃缓和（这意味着放弃现代化），或者被逐步驱向体制的自由化。
【本刊讯】美《华盛顿明星新闻报》九月二日刊登约翰·多恩伯格自慕尼黑专发该报的一则报道，题为《动荡的迹象越来越多，俄国的有麻烦的军队》，摘要如下：
一位二十六岁的苏联空军大尉瓦埃里·雅宁最近叛逃到土耳其，这有助于支持西方专家若干时候以来一直在研究的一个看法。
他们说，苏联武装部队面临美国的“新的军队”所面临的类似的问题：士气、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不移和纪律。
“柔和的浪潮”也冲击起莫斯科来了。一种新型的士兵——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作过比较广泛的旅行、不那么容易受骗并有玩世不恭的倾向——似乎正在使伏龙芝大街，苏联国防部的元帅和将军们感到不安。
雅宁大尉是苏联过去一年左右叛逃的六个年轻军官之一。他只是一座冰山的一个尖端。在苏联迁到以色列的比较大量的移民当中可以发现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这些移民中间有的当过后备军官，或者已退役。
西方对苏军士气的猜疑最初是在苏军五年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产生的，当时已经清楚地看出，俄国士兵对于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布拉格大街上进行辩论是完全毫无准备的。
当时，有许多消息说，苏联士兵有的叛逃了，有的自杀了，因为他们无法弥合他们在营房里接受的思想灌输和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实际情况之间的信誉差距。
结果是，有迹象表明，有的年轻的苏联军人参加了苏联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行列。
一九六九年一月最著名的一件案件就是，神秘的伊林中尉在克里姆林宫开枪射击一辆满载苏联宇航员的汽车，他显然把其中的一位误认为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案件就是波罗的海潜艇舰队的四个军官在七○年被捕受审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争取政治自由战士联盟”。
最近，苏联军事当局自己也承认了这个问题
——在许多文章和两本意味深长的书中承认的。这两本书叫做《士兵和战争》和《军事理论和实践》，，都是由阿列克谢·热尔托夫上将编辑的，现在在西欧可以买到这两本书的译本。
据热尔托夫说：“个别士兵对既定的社会价值和服役原则持消极态度。他们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工作和集体财产抱非社会主义的态度、利己主义、宗教信仰、民族主义偏见和小资产阶级的行为。”
正如苏联的那本书所指出的，现代士兵对他们的军官和军士有更多的要求，有比较吹毛求疵的倾向，对于象操练这种传统的军训不那么有耐心，不大愿意盲目服从命令，不大能接受简单化的思想灌输。
一个有关连的问题就是目前是一个东西方缓和与和平共处的时代。这就使得越来越难以向苏联年轻人解释他们当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的时候，当美国飞机布雷北越港口时尼克松总统去莫斯科的时候，谁是敌人呢？当勃列日涅夫同勃兰特一起游泳划船并从这位西德总理那里收到一辆花式运动汽车的时候，谁是敌人呢？
显然，仍然有中国人在那里，在目前部署在中国边界上的五十个师中服役的苏联士兵对于谁是他们的敌人是没有怀疑的。苏联的日常宣传很注意这一
点。
但是苏联的高级军官对于“资本主义敌人”的轮廓日益模糊显然是不安的。
最近几周，他们发动了一个全力以赴的运动来培养苏联士兵的“钢铁精神”和加强意识形态纪律。显然还不能把苏联士兵比作他的某些有胡须的“资本主义”对等人物。但是苏联将军们对于苏联士兵正在朝哪个方向走去显然是感到不安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九月十二日刊登苏兹贝格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欧洲年在何方？》，摘要如下：
据基辛格说，今年应当成为美国政策的欧洲年，但是真正成功的机会却是有限的。并不是说现在不是应当制止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每况愈下的局面的时候了。只是已发生的未预料到的令人失望的事情太多了。
当基辛格被批准担任国务卿时，他无疑将谋求实行他原来制订的把北约组织重新团结起来的计划。我们的有些伙伴对美国的单方面干的作风和看起来以牺牲欧洲（和日本）为代价把对中国和俄国的兴趣放在优先地位的做法已感到厌烦，这对他已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水门事件的不断扩散的涟漪造成了政治上的为难的境况和程序上的拖延，从而损害和削弱了纠正这种局面的原计划。尼克松总统进行一次胜利的欧洲之行的希望已变得暗淡下来。基辛格自己想利用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共同市场外长会议促进团结的愿望不幸也渐渐消失。
西欧的气氛也不特别吉祥。目前波恩和巴黎就显然有利于法国的欧洲共同体的农业政策问题进行的争吵比前些年更凶。同时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也遇到麻烦。
欧洲人解决他们的困难的企图已失败。多种因素加起来使得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变得松散了。
货币危机还没有过去。这场危机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无法控制的信贷结构加上地位逐渐下降的美元造成的。很多欧洲人埋怨说，美国因此展开的出口运动是在使他们遭到牺牲的情况下展开的。因此首先有必要打消一种猜疑，即认为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双边交易并不反映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的利益。
正如基辛格在首次谈到欧洲年时显然认识到的，在那个地区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根本变化。西欧人在整整一代的时间中一直能专心致力于国内问题，同时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保护。
非殖民化时代使他们摆脱了花钱很多的海外联系，并且帮助它们在欧洲共同体中建立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增强了它们的自信心，使它们能在世界事务中有较大的发言权，虽然它们还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而且当然不能保卫它们自己。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美国不再是一个施恩惠的经济支柱，而且现在成了欧洲在商业上的敌手，并且经常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虽然它仍然是欧洲的最大的保护者，但是，新的美苏关系以及美国的力量日趋削弱、要求把军队调回国的压力越来越大的局面加在一起使欧洲人感到担心，他们知道，他们无法作出很大的努力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在军事上帮助他们自己。
因此在大洋的两边，一种类似孤立主义的精神正在开始取代先前使北大西洋的希望维持下来的老的两个支柱理论。
虽然关于自由和文明的共同思想仍然是盟国之间的一个有力的纽带，但是它们开始发现它们的贸易利益经常是相互冲突的，它们的政治目的单方面的程度增加了，它们的共同防务投资不那么令人感到愉快了。
结果是出现一种新的心理气氛。聪明的美国人认识到有必要使军队继续驻在欧洲，这在一个能够突然发生变化的世界上是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的。但是由于西欧对华盛顿在商业上有怨恨情绪，在外交上有疑虑，实现这一点在政治上并没有变得比较容易一些。
在北约组织的两半中可以看到的这种趋势所产生的结果是，美国和西欧对一个微笑着的俄国变得越来越放心了，而这个俄国同时却正在进行全副武装，并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杰出的法国评论家雷蒙·阿隆教授说过这样的俏皮话：“人们不应当把一个敌人看作是一个魔鬼，但是人们也不应当把他看作是一个朋友。人们也许可以认为今天的对手是明天的朋友，但是在他成为朋友之前不应当把他看作是一个朋友。”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标题是《欧洲对尼克松打开门户》，摘要如下：
共同市场九国外长已为尼克松总统今秋访问欧洲打开了道路，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就。
这就是说，“九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已找到了一种团结一致的措施。悲观主义曾说过，它们不可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现团结一致。
这就是说，尼克松总统使一九七三年成为“欧洲年”的目标现在开始实现了，然而，时间晚了些。
本周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九国”通过了关于大西洋大家庭新指导方针的草案。
在把防务问题单独分开的决定后面隐藏着一种情绪，那就是担心美国将试图利用美国在欧洲驻军和美国核威慑力量问题作为手段，来取得欧洲在贸易和货币问题上作出的让步。
法国同意同欧洲伙伴们一起对尼克松一基辛格的建议作出反应，这也是意义重大的。
提议列入尼克松来访议程的项目中，除了象贸易和货币改革等这样一些显然要列入的问题以外，其中还有：
保存资源、科学和技术合作以及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问题。
欧洲作出的反应可能还不完全符合华盛顿所抱的期望。
已拟就的这套指导方针将不是基辛格原来设想的新大西洋宪章。
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的可能性看来被排除了。
然而，当尼克松总统到欧洲去的时候，欧洲共同体“九国”将用一个声音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