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华盛顿八月四日电】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今天下令停止对柬埔寨的轰炸。
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提出一项动议以阻止道格拉斯的行动。
道格拉斯的行动使得低级法院的一项规定在七月二十七日停止轰炸的命令得以生效。纽约的美国巡回法院曾宣布延缓执行这项命令，从而阻止了这项命令的生效。今天，道格拉斯取消了这个延缓执行的规定，从而使得低级法院的禁令得以生效。
道格拉斯的命令是在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最高法院宣布的。这项命令显然从那时起生效。
道格拉斯在发表简短的意见时说：“现在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总统有权宣战。但是在宪法里没有一个字是授予他这个权力的……。这个权力只属于国会。”
道格拉斯说，如果人们假定越南战争是符合宪法的，“对柬埔寨的轰炸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可以肯定，国会没有……对柬埔寨宣战，而且没有任何人是那么轻率，以致说，柬埔寨的部队对我们的国土是一个紧迫的和危险的威胁”。
【路透社华盛顿八月四日电】美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今天裁决，美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轰炸柬埔寨。
只有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的多数才能否决道格拉斯法官的裁决。
当最高法院象现在一样处于休庭状态时，九位法官中一位法官的裁决就足以作出一项决议。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四日电】最高法院法官马歇尔今天发出一项命令，允许美国继续轰炸柬埔寨。
马歇尔在一个两页的声明中说，他曾同法院的其他几位法官进行了会谈，并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因而实际上以八比一推翻了道格拉斯的命令。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八月四日电】五角大楼发言人弗里德海姆说：“我们获悉，司法部正在设法使最高法院另外一位法官作出一项新的延缓执行地方法院停炸命令的决定。在就此问题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之前，我们将遵守国会规定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停止轰炸的命令。”
生病
总的说来，我觉得莫斯科的医生的水平不能说是很高的。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们家没有找过牙科医生，可是邻居的主妇牙痛得难受而去求牙医，结果遭了罪。
医生马上给拔了牙，打了一针，可是回家以后痛得更厉害，越来越严重，到诊疗所去问，回答说：“痛吗？那才好，越痛越好。”真是没有办法。终于痛了三天三夜，半边脸都肿了，狼狈不堪。
还有一件事，在莫斯科的日本人生了病时感到不安的是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作风。我到诊疗所去的时候，我身为患者，一心希望立即知道自己的病因，在诊疗室里向医生认真地诉说病情，话没有说完，有电话来，医生就专心地谈戏票问题、穿戴问题，让患者在面前坐等，好象没有这回事。
好容易谈完了，才说：“呵，怎么了？”我只好从头再说。
还有一对日本人夫妇，经过一段不幸的过程，终于丧失了心爱的娃娃。
事情是这样的：孩子生病，搭了急救车到医院去，医院却拖拖拉拉，父母抱着处于危险状态的娃娃寻找床位。为了降高烧，医院方面把娃娃脱得精光，拿布包着从院子里拾来的雪，放到肚子、胸口上。在吸氧气的时候，竟没有一个医院的人照看病儿。
这个妈妈象丢了魂似地在走廊里到处奔走，拼命寻找值班医生和护士。就在这种情况下，娃娃终于咽了气。
因此，在莫斯科的日本人只要聚在一起就说，无论如何，哪怕只有一名日本医生也好，一定要派一个来。美国和英国都在大使馆里有自己的诊疗所，进行初步的诊治。六、在门内
在早已庆祝过革命五十周年的苏联首都莫斯科，有一些苏联人会使人想起果戈里所描写的那种俄国人。当然这不是指他们的发型和服装，而是指他们貌似老实却意外地狡黠，而且能吹牛。
从革命到今天已经半个世纪了，为什么苏联人抛弃不掉旧俄国人的残余呢？我想，没有不断地作出努力来进行改变意识形态，提高道德观念这件改造人的工作，这是造成今日苏联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的直接原因。
领导人脱离群众，也使社会停滞不前，把改造人变成了空口白话。每年临近五一节和革命纪念日，苏联共产党的最高一级，也即十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像片便在市内各处成组地排列着。其中，普通市民认识的人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还有苏斯洛夫，和我这样的外国人所认识的相差不了多少。当然，在日本也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首脑同经常变化的日本阁员不一样，多年来同一张脸在报纸上、电视中反复出现。虽然如此，普通市民也只了解到这样的程度。
而且，近年来，难道领导人同群众亲切地接触过吗？他们在会议和大会上作报告，却从来看不见他们到工厂、农场、居民区去，在人们中间和大家谈话。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然就不能够了解群众的心。同帝俄时代相比，群众在物质上丰富得多了，但是精神上难道要永远处于被抛弃的状态？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状况的，只有群众自身。并且，不这样，群众就不会恢复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豪和热情，也不能实现劳动者的尽可能安乐的生活。
然而，没有言论、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使人们站起来。在目前的政策下，连这种有限的自由也在日益缩小。想到这一点，我很痛心。被误认为中国人
苏联的普通市民，无论是在斯大林时代有过体验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还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一律不关心政治。即使想要关心政治，因为没有资料，也不会产生兴趣。虽然有马克思、列宁的书，而斯大林、毛泽东的书却都被当成禁书。人们对事物的想法无论如何也是片面的。
人们除了从小时候和从学校学来的东西以外，严禁独立思考。
于是，党和领导人不会犯错误的神话就畅行无阻，小学的历史课本中，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等过去的领导人忽然销声匿迹了。人们认为，如果没有错误，领导人和群众之间就不会发生矛盾。因此，形成了让伟人去搞政治的状况。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在思想上也失去了受锻炼的机会。尽管领导热心地强调要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想要鼓舞群众，群众却把它只当做耳边风。自己不思索，不判断，只是囫囵吞枣地接受党和政府发表的事，这样的人越多，执政的人实际上就越能够操纵舆论。在中苏对立激化的时期，在捷克事件的高潮中，我详细地看到了这一点。
中苏对立的根源是很深的。从对立公开表露出来到如今已有十年了。特别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在达曼斯基岛（即我珍宝岛——本刊注）上，中苏两军冲突之后，反华运动搞得非常之凶。《文学报》是反华急先锋。
这种宣传运动的共同点是，中国方面的主张、文章及其他一切全都不予发表。当然，一般市民看不到中国的报纸杂志，所以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
每次加剧同中国的争端时，我们就被误认为中国人而感到非常不愉快。
如果前一天晚上的电视中或这一天早晨的日报上作了反华的宣传报道，而我们就在当天上街时，那么就必定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反华运动的高潮中，我和女儿两人去白雪覆盖着的公园散步。走到公园中央地方，被四、五个老太婆围住。她们瞪着我们，大声吼叫：“是中国人吧。”当时我还刚刚习惯于莫斯科，所以有点惊慌，也有点害怕苏联人，就不加思索地顺口说，“不对，我是日本人”。这几个人顿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奉承地说：“是吗，是吗？我可喜欢日本人啦。”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七月三十日刊登赫德里克·史密斯二十九日从莫斯科专发该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勃列日涅夫的美国之行使得俄国人渴望美国商品和瞧瞧美国》，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上个月的美国之行的成功，使得普通苏联人中间的两种要求变得更加迫切了：要求得到美国的消费品以及渴望自己也去瞧瞧美国。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两者都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由于改善了关系，在每一层人士中间确实都在悄悄地产生了希望。一些有身份的知识分子向美国人仔细打听在苏美和解的新时代进行较自由的旅行或较自由的书刊交流的可能性。人们往往宁愿用苏联报刊所使用的那种泛泛的、笼统的字眼来解释苏美关系的改善，而不愿意谈个人的感受。但是，一位语言学家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她说：“我们现在感到，在我们今后的有生之年，我们知道不会有战争了。”
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里加周围的拉脱维亚海滨疗养地，以及伏尔加河一带平坦开阔的乡村这样一些相隔很远的地方，普通的工人更加感兴趣的似乎是美国的消费品，而不是改善关系所可能带来的比较遥远的政治、文化和知识方面的潜在后果。
一位无忧无虑的拉脱维亚青年说：“也许，政治家主要是谈和平，但是老百姓们说，‘好吧，勃列日涅夫去美国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得到美国的香烟和口香糖了’。”他还希望看到更多的美国电影。
另一些人同样不害臊地夸奖美国的商品，而且，既然现在领导人都承认美国技术的优越性，他们也许就不象过去那样难于启齿地来向美国来访者表达自己的愿望了。
在僻远的伏尔加地区正在兴建的庞大的卡马河卡车厂的一位年青的装卸车司机说：“我们需要的是美国的小汽车或短袖衬衫。”
一位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乌克兰焊工，是一个钓鱼迷，他一边喝着一瓶啤酒，一边承认，他渴望得到美国的渔具，因为一个亲戚从美国给他捎来过一些合成纤维线。
对在里加湾海滨伴同两位朋友度假的一位立陶宛青年来说，最需要的是牛仔裤。他举起一件旧的、由于时间长而变得发白的、从黑市上高高兴兴买到的斜纹布夹克说：“这是我花三十五卢布买的。我花了两个星期才挣到这笔钱。我们需要更多的美国牛仔裤。”
一位电子专家在某处看到介绍美国一家公司生产纠正色盲眼镜，他拼命要得到一副。
另一些人在物资上不是太感兴趣，而对美国本身更为好奇。莫斯科的一位青年邮递员说：“既然勃列日涅夫已经去过了美国，我想知道我怎样也能到那里走一趟。”他这样的话可以经常听到。
尽管经常有发出这种希望的呼声，但是一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坚持认为，出国旅行现在似乎比过去几年更加困难了。他说甚至某些艺术家联盟的一向受信任的官员也发现，不可能为他们的妻子获得让她们一起出国旅行的许可，而他们过去偶尔可能获得这种许可。通常的做法是让一个家庭中的某个成员留在苏联，这显然是为了阻止人们叛逃。
人们对苏美贸易对苏联消费者的潜在好处也表示怀疑。
一位电台工程师说，“我认为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从普通人的观点来看，迄今还看不到什么好处。”他的妻子表示反对，她坚持认为贸易对普通人是重要的。她评论说：“我们将吃什么呢？”这是暗指仍然未加宣传的去年购买美国小麦一事。
某些俄国人对于同美国人的接触似乎有点轻松。高尔基城的一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学讲师在一家餐馆里进餐时同两个美国人一起频频为友谊祝酒，虽然他认为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可能有停战。另外一些人不仅由于过去的紧张局势，而且还由于继续不断的控制，对同美国人的接触存有戒心。一位拉脱维亚青年在公共场所偶然碰到了一位美国人，并邀请这位美国人到他家里作客喝酒，但是，他后来撤销了邀请并解释说：“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谁可能跟在你后面。”
美国记者和外国旅行者继续受到监视，尤其是当他们在莫斯科郊区走动时更是如此。
本月早些时候，白俄罗斯的一位高级秘密警察官员写了一篇长文章，告诫苏联学者要特别保持警惕，别自满起来。
这位秘密警察头子亚科夫·尼库尔金中将说，“可以预料，今后（帝国主义的）特别机构和意识形态中心将千方百计企图利用各种各样的国际接触，来达到其敌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
中年人和老年人在某些场合对西方人采取比较疏远的态度，就是这种宣传造成的影响。但是人们的好奇心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友好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