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六月十五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注视美苏会谈的世界——伦敦、巴黎、香港、西贡、开罗五方座谈会》，摘要如下：
本社召开了由伦敦的天野、巴黎的诹访、开罗的安延、香港的中野和西贡的古森五位特派记者参加的五方座谈会，询问了“世界如何看待”美苏首脑会谈。
问：欧洲的看法怎样？
伦敦：在英国，有很多人投出一种讽刺的目光，认为与其说这次会谈是美苏首脑会谈，不如说是作为个人的两位首脑的“互助运动”。
巴黎：欧洲现在处于不能只是一味高兴的地位。虽然还不至于达到美苏共同控制欧洲的地步，但是美苏要求一种共同的宗主权，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欧洲虽然欢迎通过美苏握手实现的缓和，但是也最担心美苏共同对欧洲施加压力。
问：我认为中国的看法是最复杂的。
香港：中国没有理由欢迎美苏首脑会谈。正因为中国是反对由两个超级大国统治世界的，所以，对会谈的进展射出了严加监视的目光。
问：由于十三日达成的协议，印度支那形势进入了新阶段。不过，我认为柬埔寨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美苏的态度。
西贡：越南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为如何处理柬埔寨形势所左右。在西贡，这样一种期待很强烈：美苏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利害在一部分上是一致的，对南越来说，也可能求得有利的处理。
问：美苏首脑会谈影响最大的是中东和平，开罗的情况是认真的吧？
开罗：阿拉伯世界在认为勃列日涅夫访美是“历史性事件”这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与此同时，一种忧虑的心情也是很强烈的，这就是：过份地把缓和紧张局势作为目标，阿拉伯的利害会不会被无视？
因此，摆脱不战不和状态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大力劝说尼克松总统，使之改变以色列的立场。在这点上，阿拉伯世界也是一致的。
问：以色列怎样呢？
开罗：以色列坚信，美国的基本路线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但是，关于西奈半岛的要冲沙姆沙伊赫，有迹象表明美国对设置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命令而行动的联合国驻军这个埃及提案发生了相当大的动摇，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说服工作也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合众国际社伦敦六月十九日电】（记者：特勒）据说，同克里姆林宫联系密切的一名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今天鼓吹苏联同美国之间缔结一项条约以遏制任何第三国使用核武器。
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上写道，这样一个条约将成为苏联党书记勃列日涅夫目前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之后预料会出现的俄美关系的新时代里将采取的至高无上的行动。
外交人士说，他们认为这个呼吁是令人鼓舞的，而且发出呼吁的时机意义极为重大，因为正巧赶在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时刻。
这个建议超出了苏联早些时候一般地提出的核国家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建议。
盟国外交人士认为，这样一项条约实际上等于是两国联合控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核野心。
路易斯说，如果俄国和美国签订这样一项协定的话，就可能使目前这一轮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进展。他还说：“无疑，苏美就这个问题（遏制第三方的核武器的问题）达成的协议当然将大大有助于推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二阶段。”
西方外交人士从此人过去作出过的一些消息灵通的暗示进行判断，认为今天提出的纲要说明了克里姆林宫在目前的最高级会谈中有可能透露出来的政策。
【本刊讯】英《苏格兰人报》六月十六日刊登了该报记者戴维·高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两人将再次会晤》，摘要如下：
这是历史上的绝妙的讽刺之一：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先生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尼克松总统的最好朋友，这两人在华盛顿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将要把本来是极不可能的那种密切关系肯定下来。
不论从意识形态来说，还是从争夺世界霸权来说，这两个超级大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它们由于在地理上互不接触，所以在进行它们的权利比赛时一直是使处于外交舞台中间的其他较小的国家付出惊人的代价，并利用这些国家作为它们传来传去的球。
在尼克松总统去年对莫斯科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以及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所达成的同样重要的协定以前，支配战后整个历史的就是美苏之间的这种危险的角逐。
当然，敌对的角逐仍然存在，但是比赛的规则已经改变了。的确，这完全是一种不同的球赛。
勃列日涅夫先生同尼克松总统将要进行的八天会谈中，不是不可能就限制战略武器、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和中东等问题采取重大行动的，不过人们认为，贸易和文化交流将是会取得实际结果的当前课题。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两位领导人将以这样的方式来巩固他们的友谊，即在他们各自的利益范围内保持他们的霸权，但同时在表示互相依赖的情况下又要保持足够的敌对性，以便仍然有可能侵入对方的霸权范围。
陆续发生奇怪的自杀事件“又自杀了？！”
接到报告的西德基辛格总理愕然失色。前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军司令部参谋留特科海军少将在接近卢森堡边境的艾费尔用猎枪自杀了。这位年龄还不是怎么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级将官为什么选择这种死法呢？
一九六八年对西德来讲是怪事较多的一年。
前一些日子，在十月八日，西德的情报机关联邦情报局副局长边特兰德将军在慕尼黑用手枪自杀，这曾经引起人们的惊讶。
当这个疑云还没有驱散时，在十月八日接着又传来了留特科自杀的消息。这两个事件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偶然的巧合？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十月十四日，发现经济部对外贸易司司长辛克在自己的家吊死了。辛克司长是年轻有为的干部，不可能想象他会自杀。
十月十六日，新闻情报局的课长格拉贝因廷女士又用安眼药自杀了！
十月十八日，国防部的军法官格里姆中校在国防部的办公室用手枪自杀了。
国防部首席秘书长贝姆从十月二十日又下落不明，在十天后的三十一日，在莱茵河发现了他的水淹尸体。
这样，陆陆续续地在国防部、情报局等国家重要部门发生“原因不明的自杀”事件。这当然引起很多的疑问和猜测。
这时汉堡的《晨邮报》清楚地指出：留特科少将曾经因为间谍嫌疑受过调查，情报局的边特兰德副局长的死又同这个事件有关。
那么留特科所牵连的间谍事件是什么呢？
那是惊人的盗窃导弹事件。
导弹被窃西德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是Ｆ—○四Ｇ战斗轰炸机。
Ｆ—○四Ｇ配备的迎击战斗用的空对空导弹是响尾蛇导弹。这种导弹用红外线追踪装置，将弹头导向敌机尾部喷出的热气，是一种有力的空战用武器。
但是却在巴伐利亚州诺伊斯堡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军基地丢掉了一发这种导弹。无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还是西德国防军都大吃一惊。长达三公尺、重量有七十五公斤的这一种大型武器怎么能够被盗呢？
当时西德基辛格总理正在访问西班牙。他接到这个报告以后立即变更旅程回国，严令不管用什么方法，全力以赴弄清事件真相和逮捕犯人。
受到命令的西德谍报机关开始了拼命的调查。
结果弄清这一盗窃导弹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
这一事件的主犯是西德空军的驾驶员。他同德国人的金属工程师和称为波兰人的怪人物共谋盗窃了导弹。
但是使人惊奇的是，这一位空军驾驶员从仓库搬出长达三公尺的导弹后，是放在自己的私家车里运出的。因为导弹过分长，其头部用毛毯包起来放在车身外边，这样在西德境内行驶了五百多公里，到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由金属工程师解下来分开用小包裹送到巴黎，再由巴黎转送莫斯科。他们用这种明目张胆的手段把响尾蛇式空对空导弹用航空货运从容不迫地送到莫斯科落到苏联手里。但是这个事件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美国国防部也因导弹落在苏联手里而受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这是严重的事件”，并立即派遣负责谍报的官员去西德。英国政府也很重视这个事件，派了两名优秀要员去西德，参加彻底整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保密体系的工作。
这一事件的主犯——空军驾驶员是为了玩乐，贪图金钱，而受到苏联间谍的引诱。通过事件的搜查，也发现了西德国防部和情报局的各种泄漏机密的事件。（二）
【本刊讯】美《华尔街日报》六月十八日发表了记者罗伯特·基特利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同志，变成一个拙劣演员的熊》。摘要如下：
几乎不能认为勃列日涅夫是富于想象力的。许多俄国人一度是根据这样一种说法了解他的，翻译出来就是“不够严肃”——一个浅薄的人。一位英国分析家说过，关于这位身材壮实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政治局的伙伴所做的叙述是，他们是“一批智力奇低而顽固的教条主义者——一般说来，一批第三流的人”。
但是时代变了，看法也就变了。人们现在认为现年六十七岁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是一个重新制订苏联对外政策的大胆的革新者，在革新的过程中推翻了一些视为珍奇的斯大林原则。象尼克松（他称之为“我亲爱的好朋友”）一样，他声称要实现一代和平和国际平静，并提高地的人民的生活。
具体地说，勃列日涅夫希望同美国建立更密切得多的联系，特别是经济联系，试图输入大批美国技术和资金以使国内的落后的经济现代化，并且愿意在一定限度内为这种援助付出政治上的代价。再不谈不久消灭资本主义这类的话了。正如有影响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的，勃列日涅夫“不是来埋葬的，而是来借钱的”。
克里姆林宫内部搞些什么名堂仍然是神秘莫测的。外界没有什么人理解，这位一度是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怎么变成今天的喜欢社交的政治家的。人们仍然不了解推动他和他的缓和关系的政策的真正的动力。
当然，人们能够看到的是他为了做给外国人看而愿意显示出来的那种衣装讲究的外貌。一个精神饱满的、多嘴多舌的、非常幽默（如果这种幽默有时是粗俗的）的人。譬如说，在他和基辛格会面的时候，他有时拍拍基辛格的背，用手臂搂住他，并且说些俄国的笑话（一些似乎并不是特别值得记住的笑话）。他喜欢做出小丑的举动。一个相识的人说：“他已经变成一个拙劣的演员了。”
人们时常说他是一个“象狗熊一样的人，非常壮实有气力，走得很快”。他喜欢大轿车和飞快地开车；打野猪是他的又一种嗜好，他去打猎的时候让一个人替他扛着他的巨大的步枪。
这位总书记喜欢在冠冕堂皇的问题上喋喋不休，而且喜欢垄断谈话。去年夏天在同尼克松会谈的时候，只要柯西金或波德戈尔内插嘴，他就明显地表现出恼火的神气。他时常同外国人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虽然他也许不会同尼克松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如此敏感的问题。这位苏联领导人对北京抱有俄国普遍抱有的不信任的情绪，而且喜欢在所谓中国背信弃义方面发表长篇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