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六月十四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向越南相互信任迈进的一步》，摘要如下：
基辛格和黎德寿现在达成的协议，应当使得南越的历时五个月的停火具有某种现实性。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象和平这样使人抱有希望的东西。战争再起的前景只是推迟而不是避开了，除非发生这样一种不大可能发生的状况，就是拥有两个对立的政府的政治上分裂的南越，发现它们可能和平地共处。这实际上正是最近这个协议暂时非常可能造成的一种局面。
原先的停火失败了，因为对双方来说，重要的是在停止射击时它们自己所处的状况。每方都抱有相当不同的目标。西贡政府不想给予越共以任何承认，不过把他们看作控制国家某些地区的、拥有接受他们指挥的军队的一个革命运动。因此阮文绍的政府希望由他制订尽可能长远的计划，尽可能地不给革命力量以任何利益。
反之，越共的临时革命政府希望在政治上获得最大限度的承认。共产党人回想起吴庭艳在一九五七年企图把他的政府的一切左翼反对派统统抓起来并使他们失去活动力量，他们这一次下决心维护一种政治地位，这将会使他们将来免于遭到任何这种企图的危害，特别是免于遭到象阮文绍拥有的军队的危害。
因此，临时革命政府希望他们所直接控制的领土尽可能地扩大和尽可能巩固。从这点出发，他们的政府当然应当享有尽可能近似西贡政府所享有的国际地位。双方现在将给予彼此的外交特权可能会发展而达到那个目的，并使双方在今后进行的政治竞争中获得某种平等。从越共的观点看来，一月份的停火协定没有为他们提供有保障的政治地位。在看来没有作出让步的迹象的时候，双方不可避免地又进行了战斗。双方进行政治竞争的不利条件现在是比较拉平了，双方的军事司令部在向自己的部队下达命令时可能会采取更为严肃的态度。
其他关于侦察飞行和扫雷活动方面的让步，纯粹是美方作出的，对南方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影响。这些让步产生的效果将是使河内有更大的动力来设法使停火得到尊重。显然，在当地的双方互不信任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最近的协议可能激起足以使停火生效的心理。
【共同社东京六月十四日电】述评：依然遗留难题的政治解决，停火好不容易走向实现
由于美国、北越和南越双方当事者签署了四方联合公报，越南和平又越过了一个关口。但是，在越南当地，依然存在着许多难题。今后走向“真正的民族和解”的道路仍然是充满苦难的历程。
这是继一月份的和平协定实现停火之后的“第二次停火”，这次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以“固定控制地区”这种和力量分开处理为基础的。因此，人们期待违反停火的情况可能会结束。可以说，联合公报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如果军事争端结束了，那就有可能走向下一步的政治解决。但现实中双方的对立是深刻的，因此无法期待取得迅速的进展。
阮文绍总统大概想原样维持以警察为基础的强大的统治机构，尽快实行大选，并取得胜利，以确立自己的体制。
另一方面，临时革命政府肯定要强调首先恢复民主、自由和权利，以为大选的前提条件。可以说这种纠葛肯定会成为越南和平的下一步的焦点。
【法新社巴黎六月十三日电】在签字结束后，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阮文孝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六月十三日达成的协议表示庆幸。声明主要说，“公报的签字是为争取实施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而斗争的越南人民取得的新胜利”。他又说：“只有立即和严格地履行联合公报提出的措施，才能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和恢复所希望的、持久的和平。”临时革命政府将特别“尽其所能争取南越内部问题本着民族和解与和睦的精神来正确地加以解决。”
【合众国际社西贡六月十四日电】（记者：阿瑟·希格比）西贡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公众对昨天在巴黎签署的公报感兴趣。官员们没有宣称西贡取得了重大胜利。
美国官员特别在谈到新协定的意义时保持沉默。
一些越南官员表示深为失望，但是这些越南官员的名字不供发表。
越南的普通老百姓表示希望新协定将取得成功，但是信心不大。
外国外交官对于新公报到底是什么含意表示迷惑不解。一位高级外交官生气地说：
“天晓得，那个文件什么事都没有说，这只是一个屈辱性的文件。”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十三日电】白宫今天宣布，巴基斯但总统布托将从七月十六日开始对美国进行六天访问。
布托将在华盛顿度过两天，然后去这个国家的其它地方旅行。布托曾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念过书。
白宫副新闻秘书沃伦说，尼克松总统六周前向布托发出了一项邀请，这“反映两国之间存在着极好的关系”。
【美新处拉瓦尔品第六月十三日电】政府今天宣布，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将从七月十七日开始对美国进行六天国事访问。
公告说，在访问期间，布托将会见尼克松总统并在华盛顿度过两天。然后，他将访问美国其它地方。
这将是布托作为总统对美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
【本刊讯】日本《经济往来》六月号登载了评论家原子林二郎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和莫斯科的恐怖平衡——在日中苏三角关系中我国应取的立场是什么》，摘要如下：
北京的对日外交经常是强烈地意识到苏联，而莫斯科的对日政策也往往是着重考虑中国。反过来看，我国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不考虑苏联就和中国打交道，也不能不考虑中国就同苏联搞外交。
一九七二年的美中、美苏两个会谈产生了多方面的广泛影响，特别是破坏了以前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平衡，而发生了新的平衡。
其决定性因素是，日本和美国并驾齐驱，在某种情况下它对中苏对立占有比美国更重要的地位。
使中苏对立加剧的第二个冲击是由美中和解而引起的日中关系正常化。而且，为了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我国采取了异常性急的行动，甚至打破了西方先进国家的外交常规，所以更加促进了中苏对立的加剧。这一点恐怕是必须承认的。
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年的时候，苏联曾认真考虑过对中国发展核的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的可能性，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然而在目前时刻，尽管北京方面进行宣传，但并没有感到苏联有发动预防战争的危险。虽然在目前并未感到苏联对中国进行预防战争的危险，虽然目前在逻辑上不能设想有中苏战争的可能性，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一种征兆：就是不要以为中苏战争——不是苏联的预防战争——绝对不会发生而高枕无忧。一九六八年双方沿着边界集结大军是中苏对立的一条界线。导致这条界线能够出现的因素，除了总计中苏对立的全部组成因素以外，还可以设想有种种扩大其整个对立的事。毫无疑问，可以认为重要的一点恐怕是中苏分别对敌手的巨大“恐怖”。
苏联对中国怀有的严重恐怖，是保证中国不择手段、不顾牺牲地拼命努力加强核导弹战斗力量的八亿人口。相对地看，只要想想居住在这块狭窄国土上的这个人海要象洪流那样涌至拥有辽阔土地和过疏人口的苏联亚洲和远东的原中国领土，那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定会感到毛骨悚然。这里意识形态等问题就完全不起作用，而只有赤裸裸的原始恐怖。
苏联的另一恐怖（不如说应该叫做不安），是中国以煽动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为背景，对“超级大国”进行谴责，不是孤立美国，而是孤立苏联，即使达不到世界所有中小国家都同中国携手的地步，也会使它们背向苏联。北京对“超级大国”苏联的谴责，已经无情地蔓延到了排除政治问题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东京会议。莫斯科驳斥中国对苏联“超级大国”的谴责时，大半只是始终为自己辩护，而没有反击的锐气，恐怕就是因为执拗地被这种不安迷住了心窍。
进而使苏联感到恐怖的是美中、日中之间的勾结。尽管越南停战协定签署了，苏联从三月以来在欧洲还是积极努力同英国和解，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还是决心访问西德（想一想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计划访问波恩），那怕只是一种姿态，也表示有意要重新评价欧洲共同体，等等。包括外交在内，这些都反映出俄国传统的避免两个正面作战的意图。
克里姆林宫积极开展的对美经济合作的攻势和勃列日涅夫拟于六月后半月访问华盛顿，应该认为是表明苏联决心要破坏美中勾结的可能性。也许可以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华盛顿同尼克松总统会谈的时候，将重新努力取得美国对苏联在特定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预防战的默契。
据说苏联以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投入军事支出，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可以解释成，北京领导人认为，苏联在边界上陈兵一百多万，其目的是苏联借这种机会来用勃列日涅夫主义迫使中国“布拉格化”。对北京来说，这正是最大的恐怖。
中国还深怕美苏、日苏的勾结。
中苏的这种恐怖，说起来是传统性的，并不是由于制度的差别。
勃列日涅夫是否考虑围绕日本的中苏对立而对北方领土问题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应该说，即使归还齿舞和色丹，决心连国后和择捉都归还的可能性在当前也是没有的。我国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放弃国后和择捉，以争取苏联的善意，也完全没有必要同意把北方领土问题搁置起来。在领土问题上应该让步的（不如说应该承认现实的）是苏联，而不是我国。
在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存在和日中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中，构成我国外交基础的是日美合作关系。我国的日中或日苏关系总应该是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说什么对美中苏分别奉行等距离外交，但牺牲日美关系的日苏、日中关系是不可能的。田中首相决定在几个月后访问苏联。即使中苏对立继续升级，也要坚持对北方领土和经济合作的上述原则立场，这是极为普通的常识。因此，务期坚持妥当的立场同苏联进行谈判。日中关系尤其是这样，但在日苏关系上，我国应该最最慎重地行动。所谓“慎重”并不是消极地含糊。要一面坚持上述原则立场，一面时而采取积极行动，以在日中苏三角关系中运用我国的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