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6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美国《明星晚报和华盛顿每日新闻》五月二日发表该报记者比林顿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人初次进入社交场合》,摘要如下:
    北京即将派一个高级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美国进行一个月的访问。他们预定于五月月中前后到达。
    据北京联络处的一位成员说,即将来华盛顿进行访问的这些新闻工作者将是从中国各地抽调出来的。其中有《人民日报》的主要撰稿人。
    联络处的四个人昨晚在大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第一次露面,打破了自从他们两周多以前到达这里以来保持的完全隐居的状态。
    他们是在罗马尼亚(中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好朋友)大使馆参加博格丹大使为来访的运输和邮电部长德勒格内斯库举行的招待会。
    在招待会开始之后不久,四名穿着毛式服装的中国人单独到达了,没有特工人员护送。
    韩叙喝着桔子汁,对报界的态度很温和(他迄今一直避而不见报界)。他在谈到选置房地产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大约十个地方,我们在进行比较,我们已经把选择范围缩小了一些。”
    人群中有一人对一位客人说:“你一定要多看几处房产,因为如果你只看一处,价格就很高。”
    这四名中国人讲着一口漂亮的英语,他们在昨晚的酒会上约有一个半小时是用来交谈和倾听谈话的。
    德国大使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和比利时大使洛里丹看来对见到这些中国人感到高兴。
    退休的空军将军本·戴维斯是一位老中国通,是安娜·陈纳德的朋友,现任助理运输部长,他认为,同这些中国人中的一位见见面本来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但是,他又说,“我感到我们在这里的和在台湾的好朋友们经受的个人痛苦的悲剧”,因此,他没有见。
    他又说,中国人“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伟大的民族,我讲的既不是指北平也不是指台湾”,他说,他“肯定是希望访问”大陆的,“因为我的妻子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有一部分是在台湾度过的”。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五月二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人迟到了》,摘要如下:
    水门事件的发展星期一晚使这里受到打搅的宴会不止一个,但是最奇妙的场所莫过于燕京皇宫饭店的一个隔开了的宴会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先遣代表团期望开始它的首次正式社交活动——为戴维·布鲁斯举行的宴会——以后一小时,还没有出现一个美国客人。
    而中国人却挤在这个精心装饰的地区的一个角落,在一台电视机前看尼克松总统的讲话情况。原来预料被邀请的美国政府官员,其中包括布鲁斯和对外事务顾问基辛格,在这个讲话结束以后不久到达。布鲁斯及其夫人在总统结束他的讲话以后正好十五分钟从饭店前面的一辆小轿车中下来。
    亨利·基辛格在布鲁斯和其他客人已经到达将近一小时四十分钟以后才到达。
    当一个记者问及他是否刚刚同总统举行了会晤,基辛格简略地回答说:“是的。”
    基辛格紧闭着嘴,显得严肃的样子,匆忙走进饭店,其他三十个客人已经吃完了小吃和汤。布鲁斯立即站起来迎接他,一边伸出手,一边微笑。基辛格也露出微笑。
    基辛格为他的迟到而表示歉意,他说:“我之所以来晚了是因为今天在华盛顿这里正在发生许多事情。”
    他还说:“我希望布鲁斯大使将记住,他在华盛顿的一些朋友总是在寻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借口,希望他将留下一些事情不做,这样总统就可以偶尔派我到北京去。”
    在北京代表团的坚持下,饭店的一部分向公众开放。饭店的拥有者之一范·伦说:“中国人一点也不担心安全问题。感到紧张的倒是美国人。”
    在与众人隔开的一个地方摆下三张桌子,每张桌子有十个位子,地板上铺着来自北京的两个漂亮的地毯,这是饭店的拥有者之一C·Y·肖的财产。每张桌子上摆着花。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七日——二十日分四期连续刊登农政评论家、《朝日新闻》社社友、日中农业农民代表团成员团野信夫写的访华观感,总标题是《文化大革命七年后的中国》,摘要如下:改造国家的群众力量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七年了。
    文化大革命怎样改变了中国?带着这个问题,从三月到四月,用三周多时间周游了中国。
    如果归纳一下这次旅行的印象,首先,整个说来是令人感到光明的。感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是工厂还是人民公社,都从官僚行政中解放出来了。谈话也很坦率,毫不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你就按照这个去参观吧。第二,充满信心和朝气。第三,总的来说是干部和领导阶层变得年轻了。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老、中、青三结合的介绍。
    农业发展的扎扎实实一目了然。十年来每年持续增长百分之五,去年歉收,但粮食的不足已由储备来补上了。在从上海到广州的一路上,乘汽车旅行了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五省。耕地的规划整理是很漂亮的,新建的灌溉渠比比皆是。过去连一棵树也没有的秃山几乎都绿化了,公路和铁路两旁的树木也长高了。
    在上海和北京,曾到国营百货商店去看了一下。商品品种显著增加了。顾客也很多。物价稳定、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这是确实的。在上海,参观了早市,肉和鸡蛋也很丰富,而且,蔬菜的品种很多,营业时间是从上午五点半到晚上十二点半,想尽办法方便工人,这样的市场恐怕在世界上还是未曾有过的。
    经济建设不是采取象苏联那样的重工业优先的方针,而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基本路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个顺序是在六○年前后确定下来的。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巩固了,一步一步踏实地前进。自力更生是贯彻这条路线的保证,并由此产生信心。议论问题不只限于在行政机关和党内进行,而是在群众面前揭露所有矛盾,在互相批评中找出方针,这种办法是文化大革命的基调,也就是群众路线的实践。这就出现了一方面掀起群众运动,一方面使领导干部从中受到教育的现象。群众本身参加政治活动的意识和参加建设的热情都得到了发扬。之所以使人感到有朝气,我认为是群众中潜在的力量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表现出来了。整体优先得到证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现在已席卷整个中国。我访问了这个大寨,切身感到发挥人民集体力量的伟大。开山填谷,修起层层梯田,打井、建蓄水池、修灌溉渠、建设住宅,用很少的人力就能建起我们说的那种山村。真正是“愚公移山”的典范。
    大寨方式首先扩展到附近的人民公社。登山一望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邻村山谷和耕地的落后状况,不过,正在逐步地追赶大寨。今年,大寨方式已扩展到整个山西省。改造自然将进一步加速。这证明集体主义路线是更为现实的。消灭社会的差别在西安的大街上,有“青年们!到农村去”这样的红色标语。初中、高中毕业的城市青年们将陆续奔赴农村,和农民一起挥动铁锹。
    据说,仅在延安地区,就有北京青年三万人。他们在一面向农民学习、一面把知识献给农村的工作中,以及在消灭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所谓社会三大差别的工作中,找到了生存的意义。
    在认识上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去农村的青年如此之多,这在日本是难以置信的。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日本一样,是死背硬记的教育,拼命追求考试,争上名牌学校。在中国有三门干部这句话,如果用日语来解释,这些干部就是洋粉干部,耍小聪明、夸夸其谈的人物,而如果这样的干部增加了,就会形成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也将产生修正主义。以平等的幸福为目标中国对它认为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的谴责越来越激烈。那么,中国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这是极其简单的,总的似乎就是希望全体人民都过上平等的幸福生活。如果努力工作就会得到报酬,不允许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他人的劳动上的剥削者和特权阶层存在,据说,这样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即便在公害问题上,不论需要多少钱,也是以防止人民受害第一、经济问题第二为原则。
    还认为,为人民服务,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要实现。去掉私心,不仅对个人,而且是对集体、国家都应该适用的原理。
    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东西,在未来的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站住脚;另外,将如何在七亿人口——仍在增加
    ——的人类集团的实践中体现出来,这点还不清楚。但似乎可以说,现在中国前进的方向则是人类社会最初的宏伟尝试。
    当访问苏联的工厂时,无论哪个工厂门口都挂着列有其工厂的生产指标、生产率和上一年利润的实际成绩以及当年目标的图表。通过企业相互间的合同,把质量管理费和利润拨用于工人福利和工资,由于这样的生产刺激和推动,职工中的党员增加了。其效果如何呢?粮食生产还不能自给。工业去年也没有达到指标。柯西金总理说“资金和资材被浪费了,设备也闲着无用”;勃列日涅夫每年都警告说“集体农庄虚报生产和缴售的数字”。刘少奇路线受到利别尔曼设想的影响,毛泽东把他作为反面教员。这两个国家用各自的实际成绩证明了其结果。
    在中国无论走到那里都可以看到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的确和苏联不一样。
    看到这些,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的神化。他的著作一贯是促进个人的自觉与自愿,而不同意神化。但如果一想到过去的中国,人民群众把创建了今天的中国的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看作是大救星,不妨说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毛泽东的一贯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就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三日电】尼克松总统今天在布鲁斯大使向他辞行的时候招待了这位大使,他提醒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这位新赴任的主任要当心中国烈性的茅台酒。
    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一边同布鲁斯交谈,一边让记者拍照,他追述了他访问中国时喝酒的经验。
    他追述了他是如何设法对付三十个人的祝酒的,
    “但是我并没有干杯。如果我干杯的话,我是不会坚持下来的”。至于茅台酒,尼克松说,“据说是可以治百病的”。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四月二十三日一期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尝试一下,你就会喜欢的》,摘要如下:
    广州出现了新的面貌,霓虹灯在市中心的商业区闪亮。但是对于为本周举行的广州交易会拥进中国的成千成万外国人来说,人民共和国给人印象最深的变化不是为旅客提供的方便,甚至不是交易会的展品。引起交易者——以及西方企业界和银行界
    ——兴趣的是,关于中国十年来第一次开始先购货以后再付款的消息。
    当然,中国参加信贷购货只是在水中踏进了一个脚指,而不是纵身跳了进去。中国人急于利用他们新兴的石油工业,最近从日本购买了四套石油化工厂的设备,并且同意在五年中对未付的百分之八十贷款付给利息。北京的一位官员对一名去访问的美国人说:“我们不喜欢谈论信贷。我们主张称之为延期付款的办法。”
    不管怎么称呼,离开了现金购货的做法表明中国进一步走向政治上的实际主义。自从俄国从中国撤走了顾问以来的十三年中,北京谋求奉行一种付现款的政策。据西方专家说,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已决定从西方购买钢厂、化工厂和发电厂的成套设备,以使工业现代化。
    北京最后将使用多少信贷是西方企业界和学者激烈辩论的问题,他们指出,中国的统治者仍然认为借债是危险的资产阶级做法。有同中国贸易经验的一位西德人说:“我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目前将接受长期信贷。”可是美国的一位专家乐观地说:“分期付款购货计划对国家和消费者都将成为一种习惯。我愿意打赌,中国人一旦尝试过了,他们就会喜欢的。”


    【美联社汉城五月二日电】外务部宣布,星期二(五月一日)在黄海被南朝鲜救起的八名共产党中国渔民,今天在公海上移交给了一艘中国渔船。
    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共产党中国人在国际海域由南朝鲜人救起,这是第一次。北京与汉城没有外交关系。
    韩国外务部说,移交工作是在这些渔民被救起的总范围内——在朝鲜半岛南端西南约三百五十公里处——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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