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勃列日涅夫的西方政策是在“担忧和失败的刺激下制定出来的”。他担忧的是同中国有一条四千英里长的边界，因此必须重组联盟以保障西翼的安全。同时，经济的失败使得苏联选择了缓和政策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五月十三日刊登该报记者约翰·米勒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之王为何西行》，全文如下：
俄国人本周将大举展开另一次“和平攻势”，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先生，这位已成为克里姆林宫相等人物当中的头号人物的共产党首脑，本周将去波恩试图与勃兰特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
在赫尔辛基，陷入欧洲安全会议的三十四国的外交部长在下个月将认真讨论七十年代欧洲东西方关系的基础和范围的问题。
在数周之内，如果水门事件不妨碍的话，勃列日涅夫将抵达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华盛顿，正式确认共产党“麦加”所掀起的与美国和欧洲和解的特别运动。
在勃列日涅夫先生的“西方政策”之前，克里姆林宫中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是关于在不“‘污染”苏联社会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弥补科学技术落后状态的这个长远收效而同西方进行的缓和究竟可以走多远。
勃列日涅夫先生的“西方政策”是在担忧和失败的刺激下制定出来的。所以担忧，是由于勃列日涅夫先生认识到，同中国有一条四千英里长的边界，必须保卫这条边界，使它不致遭受好斗的毛主义的实际威胁。因此，必须重新组织联盟来保障俄国西翼的安全。
但是过去几年经济的失败，特别是农业的失败，同样是些很有力的理由，使得苏联选择缓和而不是选择“加强国际阶级斗争”（一种在各条战线上无休止地施加外交和政治的压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术语）的高调演说，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不仅仅欧洲的一吨吨黄油以及无数蒲式耳美国粮食，而且西方的技术和农业耕作技巧，也成了俄国继续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多年来对投资的忽视，永久掌权的官僚主义以及极坏的气候条件造成的灾难性收成，都很清楚地说明了，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是一枕黄粱美梦。
从某些方面来说，不管勃列日涅夫先生愿意不愿意，他一直在走向赫鲁晓夫先生一九六四年使尽了精力时所面临的同样的形势。
勃列日涅夫先生率领着把赫鲁晓夫先生赶下台的一帮人，并且花了三年时间在克里姆林宫中称了王。他做到了这一点，而没有表现出赫鲁晓夫那样的讲派头，斯大林的不道德以及列宁的洞察力。
但是使勃列日涅夫起家的东西是他作为一个小心谨慎的共产党实干家的记录。他懂得在事情要出毛病以前便调动职务的诀窍，或者是有这样的好运气。在事关重大的那些年头里，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也是相处很亲密的。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政府传统的新年舞会上，在可以看出一些情况的凌晨，我曾注意观察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时八十二岁、现已去世的伏罗希洛夫元帅成了舞会的笑柄。赫鲁晓夫先生哇里哇喇地说：“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请跳舞吧！”在醉酒后的一片酣笑声中，伏罗希洛夫元帅象一只疲倦的、受了伤的熊一样不得不跳。勃列日涅夫站在人群旁，观看着舞会，不过神志清醒，面无笑容。他的浓眉遮着眼睛，他在精明地算计着。
当赫鲁晓夫先生倒台时，勃列日涅夫就等待着良机，直到一九六六年，他有了足够强大的权势，才把自己的头衔从第一书记改成总书记。
在勃列日涅夫掌权的年代里，建立了一支巨大的、代价高昂的军事力量。国防开支估计高达每年三百亿英镑，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
在满足了军界—工业界集团的所谓“金属消耗者”的要求以后，勃列日涅夫便向那些“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招手，这些支持者是希望给民用方面增加些拨款的较为温和的共产党人。
勃列日涅夫慢慢战胜了经济政策的太上皇柯西金，答应给予俄国消费者多少总要好一点的东西。他现在仍得信守他的诺言。
俄国现在是混乱的。过去熟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复仇主义，现在突然不见了，而只有一度曾是最好的朋友的中国现在成了攻击的对象。
在一个平均年龄为六十九岁的内阁里，勃列日涅夫可能感觉到，他可以逃脱掉对手。但是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担当着长期的风险。单为这一原因，俄国就要在国内实行更严格的纪律和更严格的思想控制，以便与对外的和解运动相平衡。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十八日电】以下是国务院五月十八日中午新闻发布会记录的摘要：
金：苏联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即将前来访问的苏联官员先遣小组已于十六日晚抵达这里。
这个苏联先遣小组由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切尔尼亚科夫率领。他的官衔是苏联外交部秘书长。他们是参加为勃列日涅夫自六月十八日到二十六日访问美国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的。这个小组中包括外交部的官员，安全人员、通讯联络专家、民航专家和一名新闻联络官。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十七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不合时宜的访问》，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于下月来华盛顿举行八天会谈所选择的时机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是把这些会谈推迟到今年秋末或明年。
这样推迟的做法将不表明尼克松对苏联一直在执行的和这些会谈打算促进的那种外交政策有所中断。签订关于军备控制的进一步协定、增加贸易和促进在其他问题上的了解将得到两党一致的广泛支持。
但是，尼克松现在正在经历对他的政府的信任危机，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如果美国是个议会制的国家，这个危机可能通过议会中的一次投票或一次突然的选举而迅速得到解决。但是，在美国式的政府统治下，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尼克松正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排除水门丑闻及其一切复杂的影响，如果能够的话，逐渐恢复公众的信任和政府已经遭到破坏的安定。时间是在这个微妙的政治工作中所需要的第一要素。
一位美国总统在国内政治风暴使他处于严重不利地位的时候同他的主要外交敌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是不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的。勃列日涅夫是充分了解水门事件的。因此他很可能情不自禁地在各种问题上提高他的外交要价，因为他深信尼克松在这个具体的时刻急需拿出在外交上取得进展的具体证据，以致他将愿意付出较高代价。
苏美和缓很可能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最符合两国利益的。如果两国领导人在任何一方都不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的时候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中举行会谈，这样做将促进而不是阻碍关系的改善。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十八日电】基辛格和法国总统蓬皮杜今天就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在冰岛举行的尼克松—蓬皮社会议商谈了一个多小时。
【合众国际社巴黎五月十八日电】虽然法国人士对蓬皮杜一基辛格会谈守口如瓶，但是外交人士说，基辛格几乎肯定设法平息法国对美国对大西洋宪章计划的态度所感到的愤懑。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十八日电】白宫（齐格勒）五月十八日中午的新闻发布会：
水门事件——记者问到麦科德在欧文委员会作证时提出的指控。齐格勒在回答时说，总统从未授权向麦科德或水门案件中的任何其他罪犯表示总统将给以宽大处理。
有人建议尼克松由于这次水门问题应当辞职。在记者问到这些建议时，齐格勒强调说，「总统」在他的第二届任期中「有许多事要做……有许多工作要完成」，「他完全打算这样做」。齐格勒又说：「不要提这样的问题吧，他打算继续」从事他作为总统的工作。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十八日电】水门窃听案件的罪犯之一小詹姆斯·麦科德今天在此之前不久在参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说，一个前白宫助手曾告诉他，尼克松知道要通过答应以后由总统给以宽大处理来使他保持缄默的活动。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十六日电】尼克松总统要求国会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便就美国人选举国家官员的方式提出全面改革的建议。
总统在五月十六日给国会的一份咨文中说：「全面改革我国联邦选举的竞选作法，在我们国家的优先任务中占重要地位。」
尼克松先生还建议这个委员会研究把未来的总统只限于担任一届六年任期和把众议院议员的任期从两年改为四年的建议。
现在总统的任期为四年，如果重新当选，可连任两届。众议院议员的任期为二年，对他们可能谋求当选的次数则不加任何限制。
这两项建议都要求修改宪法；法案必须先经国会通过，再由各联邦立法机构三分之二的票数批准。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五月十四日报道：
水门事件已经开始使美国企业界感到非常恼火。企业家理事会主席、亿万富翁戴维·帕卡德本人，在表示要请他出任国防部长时，他拒绝了。在一些引人注目的情况使局面澄清，和政府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开始显示出来之前，大企业界不出头露面。许多重要的职位（如劳工统计局负责人）都空缺着，甚至总统的三人特别经济顾问委员会可能很快就剩下财政部长舒尔茨一个人了。
一开始时主要是使长期来已经充满疑虑情绪的企业界气氛变得把握不定的情绪，现在又有使政府陷于瘫痪的危险，而现在正是需要采取有力行动并需要一位自信的总统来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至关重要的贸易谈判以及诸如国际货币改革等其他一些问题的时候。
【本刊讯】英《苏联问题分析家》四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进口、官僚、肥料、政治》，摘要如下：
经济上，特别是农业上的危机，在目前，是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更为紧要的一个问题。
苏联正在全世界面前很快显得像是一个靠西方的外援生活的落后的国家。现在从西欧买来了减价黄油，这正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引起政治上的骚动。应该附带说一下，接近莫斯科外贸部的人士说，这些黄油已经坏了。
虽然，苏联许多可耕地天然地没有美国的土地肥沃，这肯定是真实的。但如果更广泛地利用有效的耕作方法，在理论上应当有可能赶上美国的农业总产量。然而，苏联工业还不能供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足够数量的必需的物资，而这些物资在西方农民是很快就可以得到的。组织上的修补最新的方式是建立“集体农庄联盟”。把一些集体农庄联在一起，这样，各种经济决议不再由现场的人们作出，而转到另一个官僚机构。
已经有人抱怨说，把一些集体农庄作为一个整体一致行动会带来消极后果，较穷的农庄依赖富裕农庄弥补他们的亏损，而较富的农庄认为，没有理由仅仅为了帮助较穷的农庄而多生产。
最近的行动引起通常的关于集体农庄财产的性质的辩论，在原则上，集体农庄的财产不属于国家，而属于集体农庄庄员。还引起时刻都会提出的问题：到底是集体农庄还是国营农场将在苏联农业中占主导地位。这些争论在涉及实际效果时虽然有些学究式，但是肯定反映了不同的政治态度。
很明显，上述形式的改革很难有助于解决政治局面临的农业危机于万一。肥料问题三月十二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表现出了最高级人士的忧虑，他们要求讨论与矿物肥料生产有关的问题。化工部长科斯坦多夫作了报告，他谈到各种严重的缺点。过去两年，不仅产量低于预料的数字，某些肥料的质量也不符合要求。三分之一的磷肥不是粒状，在运输和贮藏时常常变坏了。最近几年，新工厂不能按时建成。
这当然使人怀疑一九七五年能否达到现在计划的产量——九千万吨（标准单位），一九七二年只生产了六千六百一十万吨，每年的增长率，包括为一九七三年制定的年率，低于六百万吨。
即使能完成这个相当雄心勃勃的计划，仍然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在苏联，更多地使用机器和矿肥来提高农产品产量已被证明是个漫长的、困难的过程。当苏联贸易代表在商谈从法国和德国购买五十万吨大麦时，在苏联本身，还要正视由于农业上效率低而引起的政治上的种种复杂情况。迹象是不吉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