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月和二月号连续刊载美籍中国学者王浩教授写的一篇到中国参观、探亲的观感，标题为《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详细摘要如下：
（原编者说明：王浩教授，美籍中国著名学者，是哲学和数理逻辑学的专家。一九二一年生于山东济南，一九四三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一九四五年在清华大学得硕士学位，一九四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博士学位。历任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一九六七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任教至今。去年六月，王浩教授随美籍中国学者访问团到中国大陆参观、探亲。本文是王浩教授寄给本刊的特稿。）
我于一九四六年出国到美国做学生，在欧美住了二十六年，今年（指一九七二年）六月第一次回到亚洲。六月二十八日到广州，七月二十六日经广州出境，在国内住了短短的四个星期。以前以为自己二十多年来对中国的发展很注意，可是这次回去以后，觉得自己所知道的实在太少。
在基本上，我的思想受以下几种严重的限制。第一，没有实践的经验，而且见闻非常有限。第二，我想得最多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对于全面的问题，认识难免肤浅。第三，我热望能多懂一点马克思主义，而所受资产阶级哲学的毒太深（尽管我一直深感这种哲学里盛行的流派，繁琐无聊），学习不易，我的想法缺少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有这样多缺点，而仍然要公开说话，一方面是想借此更有效地和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共同学习，一方面是盼望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渐渐地能找到合适的办法来配合祖国的建设，特别是对于发展学术和文化的大计，稍有贡献。我个人以为这是在情感上和理智上对许多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最有意义的正面出路。（一）若干基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革命的过程和成果可以分开两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中国的特殊情形，一方面是较普遍的道理和现象。例如就成果方面讲，一方面我们要拿解放以前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比较，同时回想和印证旧中国一般人最大的集体愿望是哪一些。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新中国在解决较普遍性的问题（像医药健康，思想教育，妇女问题等）有何种成绩。就革命过程讲，我们一方面会看到今日的美国甚至印度和解放前的中国非常不同，一方面仍会想到任何国家要社会合理，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步骤以处理若干共同的基本问题（如阶级问题，分工合作，价值标准等）。
就中国的特殊情形讲，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一般中国人普遍的衷心愿望是救国。就过去的人物来讲，无论是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鲁迅，闻一多，甚至若干反面的历史人物，都在寻求救国的办法。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国富强，后来更具体一点，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过得去，国家能有自卫能力，一般人民和整个国家都能抬得起头来。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今天已做到了这一点：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坏，多数人充满朝气，国土完整，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排出，政治经济完全独立自给。有些人说，“碰巧”在共产党当权的时候，中国站起来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轻松。一百多年以来，也试过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没有成功，反把国家弄得每况愈下。回想到解放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会觉得要治一个非常重的病，是需要很厉害的药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约都有过一种情愿为救国而吃苦的决心。
同我一九四六年出国以前比较，有许多大家都看得到的基本进步。我觉得多数措施都从长远处、根本处着眼，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起码的要求，而不致分散精力去锦上添花。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做到了丰衣足食。无论在城市和乡间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烂的人。关于食物问题，近七、八年来，可以说达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与食衣关系最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绩可说是旷古未有的。军人从贫贱可怕变成了生产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领导人物，整个国家由一盘散沙变成严密的组织。在医药健康上，不但根绝了若干传染病，而且一般人民的健康水准也普遍提高。男女平等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文盲差不多完全扫除了。在工业化和机械化方面，比起先进国家来，仍是很落后的，而且待做的事极多，可是不能否认比解放前好得太多了，尤其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可以说把最难的从无到有的一步走过了。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将近四十年间，很难找到连续两三年没有规模相当大的战争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而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在国土上可以说完全没有战争。
在一九四六年我出国的时候，抗战结束了一年多，正是接收（或劫收）沦陷区蒋政府最失民心的时候，加上荒唐的通货膨胀，跟今天金融经济的稳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出国前我在昆明，看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流氓式的杀害四个学生。以后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作为诗人学者满怀知识分子良心的闻一多，居然也被暗杀。所以在感情上和我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也许比更早或更晚的知识分子对旧政府有更多一点的憎恨。
很多人对中国近年来有一种“进步必然论”，觉得比解放前一团糟的情形，任何政府都不能不有相当大的进步。好像说美国和日本若就国家总收入数字来算，在二次大战后都有惊人的提高，所以中国的进步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衡量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我们不能不分开两点：一点是中国本来有不同的问题，就是很困难的如何使政治上轨道的问题。另一点是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用金钱的数字作标准太不可靠。举例来说，当然中国今天在汽车、飞机、洗衣机、电视、电话、厨房设备、抽水马桶、洗澡盆，乃至农业的机械化，工业的自动化，住处的舒适，就总的数目讲，比美国差得太远了。可是另一方面，在财富的分配问题，在妇女问题，在少数民族问题，在社会治安问题，在一般人民的思想教育问题，都比美国要好。特别奇怪的一点是医药健康方面，中国不但相对地比美国要进步，而且绝对地比美国合理而普及。就具体的例子说，中国已根绝花柳病，医生在不同地区的分布远较美国平均，工作妇女生育有五十六天的休息期。赤脚医生和美国医生协会的垄断成一个显明的对比。此外医药价格比美国低得太多了。记得乔治·凯南曾说美国已把基本物质经济问题解决，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心理社会问题。我觉得这话有一点过于沾沾自喜。很可能心理社会问题更基本，而在盲目发展的物质经济的过程中，破坏了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许多基本条件，因而不得不绕远路。把这种绕远路误认为进步，这是不是真正的进步，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技术文明的发展，可以和人民的福利同道而行，也可以和人民的福利的发展背道而驰。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高度技术文明的发展和一般人民福利两者间的距离是在愈拉愈远。
记得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若干西方的政客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说要把中国和印度看作两种不同制度比赛的实例。意思是要在几十年后比较两国成绩的高下，来决定两种制度的优劣。现在二十三年之后，我想不会有人诚心地不承认中国的成绩远远超出印度的成绩。（二）国内发展的几个具体例子
在国内四个星期，我参观了三个公社，一个是广东北部山区里佛冈县汤塘公社的洛洞大队，一个是上海西郊的虹桥公社，一个是我原籍山东齐河县的安头公社。广东和上海（指汤塘和虹桥——本刊注）是比较模范性的公社，好像习惯于接待去参观访问的团体，安头公社则比较落后，我父兄出生地的王举人庄是这个公社的一个劳动大队。我能破例地被批准去参观这个公社是件很值得感谢的事。这一区一向是特别贫苦的，就是在今天，比起一般别处的公社仍然要落后得多：即使在齐河县境内，现在也还是最穷的一个公社。
在参观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根本与细节的区别。抗战前我曾在家乡住过相当长的时期，那时候，大约十年总有九年有灾害，水灾相当多，而旱灾更多。
安头公社一区全是沙地，收成不好。这次参观最使我佩服的是防旱防涝的工程。把黄河从害水变为益水引进来灌溉，又筑有排水沟来防止水量过多。此外大规模植树，帮助改善沙土的土质。我是七月二十日去参观的，就在我去以前十几天齐河县内一昼夜下了二九九毫米的雨，相当于平常一年的雨量。在以往的情形，这样一场雨，整季的收成都要给毁掉了，而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大害。
（待续）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晚版二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户张二十三日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失去了防线的台湾因美中发表联合公报而对形势急剧变化感到不安》，摘要如下：
作为最近基辛格访华的成果而发表的美中公报说明，由于两国同意互设拥有外交特权的联络处，从而事实上实现了美中建交。尽管在香港的台湾人士很早以前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还是不能完全掩饰其对美中迅速接近的不安和动摇。另外，虽然公报没有涉及到驻台美军的撤退问题，但是，在越南战争已经结束的现在，台湾问题作为美中接近的最大障碍而被突出出来，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基辛格助理说：“现在还没考虑撤走驻台美军。但是，要根据华盛顿关于台湾地区的战争危机的判断，定期研究撤军问题。”根据他这种有含义的说法，很多人理解，不久的将来将分阶段地撤军。
这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由于美军从台湾撤退将削弱美台关系，这样将起到把台湾推到同北京会谈的方向上去的作用。去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政府通过同北京的直接谈判而对蒋政权施加巨大的压力，要它把台湾问题作为“国内问题”解决。最近台北的这类报道突出了驻台美军撤退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如果北京和台北通过谈判解决了台湾问题，那么美蒋条约将自消自灭。如果是这样，美国就不会遭到抛弃盟国的批评。美国的目的也许就在这里。
一月一日发表的蒋介石的惯例的新年文告严厉谴责了“少数海外华侨乘要求同中国和解的国际潮流，叫喊回到祖国或者同中国合为一体的口号”。反过来说，这证明了来自中国的“动摇台湾的做法”是越来越不能无视了。也有人指出，由于美中接近的迅速进展和撤退驻台美军而在越来越加深孤立感的台湾民众之间，重新评价北京呼吁举行谈判的动向可能加强。
【美联社台北三月一日电】国民党中国的高级官员今天断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求这两个对立的政府谈判它们之间的分歧的呼吁。
内阁发言人钱复说，“这值不得一评。”
钱说，新华通讯社播发的北京消息中提出的说法，即美国不会长期维持同台湾的关系，是“破坏美国同中华民国关系的一种诡计”。
另一位了解台湾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想法的官员（他要求不要披露他的姓名）今天说：“中华民国不可能同共产党人会谈。”
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的共产党的呼吁是一位国民党前将领傅作义发出的。傅要求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大家一起来商谈，越快越好”。
他是在纪念一九四七年台湾发生的事件二十六周年的会上发表讲话的。据信，北京要求两个政府实现和解和要求台湾同大陆统一起来的言论同纪念“二·二八”事件的集会连在一起的作法，这还是头一次。
这位官员说，“共产党人大概是希望离间台湾本地人同大陆来的人之间的关系。”
他说，“但是台湾人民，不管他们出生在哪里，是不会听从共产党人和受他们的骗的。”
这位官员还对傅作义的下述说法不以为然：“美国长期保持和台湾以往的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位官员今天说：“尼克松总统作了三十多次保证要同我们保持关系。”他说：“这是共产党人的惯伎。”
【路透社台北三月二日电】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今天表示不屑理会北京最近向中国国民党人发出的要同他们进行正式的或者秘密的商谈以期统一中国的呼吁。
政府发言人钱复拒绝对这种呼吁发表意见，说他不想抬高北京的这些话的价值。
看来，这里的官员预料在亨利·基辛格不久前第五次访华后北京可能发动宣传攻势。
有一位官员在私下说：“我们正在密切注意美国同北京之间是否有任何在（最近华盛顿—北京）公报中没有说出来的秘密的谅解或协议。”
【本刊讯】香港《星报》三月二日中文第二次版以《新华社呼吁国共进行统一谈判，台新闻局谓此事“绝无可能”》为题，刊登一则专访如下：
《星报》专访：台湾当局，今日认为使国共统一建议之谈判是“绝无可能”实现的。
台湾政府新闻局联络室主任黄先生，今日在《星报》记者长途电话访问中，作此表示。黄氏说：“此等建议仅属联合阵线策略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