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月九日发表了该报记者弗雷德里克·莫里茨在纽约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北京的吸引力改变了美国唐人街的面貌，在美国的中国人当中为大陆中国而感到骄傲的情绪日益滋长——并在全国各地华侨居住区激起了一种改变的思潮。年长的长期以来习惯于统治别人的保守的中国人发现他们同情国民党的情绪受到了年轻人的挑战》。摘要如下：
“共匪使我们无家可归”，“禁止赤色分子渗透和破坏我们的居住区”。纽约市唐人街商店栉比鳞次的各街道上横跨大街悬挂着这些醒目的横幅标语，随风飘扬。
这些标语是——这里和其他大城市——唐人街“旧势力”、唐人街华侨组织的中年和老年领导人以及同国民党有联系的商业团体的呼声。
他们试图在纽约和其他城市中以保守的手法管理唐人街。
现在他们的严格的反共产主义遭到了在外国出生的和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挑战。
在海外的中国人当中——甚至在那些怀疑北京主张的人中，也越来越自由地在谈论对中国前途的新看法。
“我们希望我们能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联系和谅解，我们发现企业界也感兴趣。”
陈明义（音）夫妇是体现了这种变化的人。他们在纽约市唐人街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到现在已经经营了一年的“中国土产”商店也体现了这种变化。
从台湾来的陈氏夫妇年轻、热情，他们不是普通的商人。陈是一个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经验丰富的教学研究人员，他的夫人得过化学方面的博士学位。
在他们谈到他们决定开设一家出售共产党制造的商品的商店时，他们的话听起来不像是煽动叛乱的人。
他们赞赏地谈到了北京的成就，列举了经济稳定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说，在美国大学的学习和讨论使他们确信，他们在台湾被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欺骗了。
陈氏夫妇是一种先驱者。在他们的商店开设之前，大陆货物在纽约唐人街没有一个专门的出售点。
请到那些挤满来自居民区的观光者和东张西望的各种年龄的中国夫妇的走廊上去逛逛吧。摆着五光十色的货物的货架生意很兴隆，经营的有来自上海的食品罐头名产，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唱片、书籍、地图、最近出版的北京杂志和有红皮的毛泽东主席著作。
在芝加哥和洛杉矶开设了一些同陈氏商店类似的商店，尽管贸易专家们说在今年美国从大陆中国进口的价值三千万美元的货物中只有一小部分的销路在唐人街。
尽管国民党的代表劝阻人们不要购买共产党的货物，但是纽约和旧金山的唐人街的居民们注意到食品及其他大陆货物悄悄地摆上了唐人街商店的货架
——甚至店主宣称忠于国民党人。
“随着我们逐渐发现国民党政府是愿意出卖我们祖国的时候，我们变得一天比一天失望了。”
人们叫他“杨立成”（音）。从全国来看，你会找到一些和他情况一样的人：“来自台湾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和教授，他们同情北京，但他们的家属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很高的地位。”
“杨立成”和来自香港及台湾的数百名其他大学生和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参加了海外华侨组织的抗议日本人声称对钓鱼台（即钓鱼岛等岛屿——本刊注）拥有主权的“爱国运动”。
自一九七○年年底开始，钓鱼台运动以新闻通讯、演说和游行的方式在美国全国蔓延开来。最初，这是一个北京同情者、中间派和亲国民党人的联盟，在共产党人同国民党人的问题上不表示态度，而是抨击日本并抨击美国的所谓支持日本要求的作法。
但是它很快就采取了一种批评国民党人的爱国方式，指责国民党人为了换取日本人支持他们来反对北京进入联合国，而没有抵抗日本人。
随着这个运动的发展，从台湾来的年轻的中国人背叛了以前受的反共教育。日益增强的信心，意味着敢于尝试新的思想。随着北京的积极同情者越来越得势，持其它的观点的人就离开了这个运动。
现在，由于这个岛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冷下来，这个运动剩下来的一小部分人已经分散了。
其它公开亲北京的残余分子继续发表新闻通信，和讨论如何使台湾同大陆中国合并在一起的问题。缺乏对于他们的人数的可靠估计数字，但是在学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政治活动中和去年夏天在关于台湾前途的两次大学特别会议上，他们的呼声越来越大。
“中国象一个影子一样笼罩着每个台湾人的心灵。”
他叫“梁伟初”（音），是在去年访问大陆中国后回到北美的约一百至二百名香港和台湾华侨之一。
但是“梁”先生不象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回来后对他的所见到的事物是采取冷静的客观态度，虽然对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成就是崇敬的，并且确信，很多的反共的陈词滥调都是骗人的。
部分理由：“梁”先生是一个土著的台湾人，他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秘密访问过大陆中国的不到二十个台湾人中的一个，如他解释的那样，访问大陆中国是“为了看看如果台湾同大陆合并的话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据亲北京的中国人“私下传出的说法”说，“台湾人是受欢迎的”。
北京表示的热烈欢迎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台湾遭到禁止和被迫分散在日本和美国的这个由教授、医生和专业人员组成的松散的团体，一直利用书籍和新闻通讯，不仅向海外的台湾人，而且还向关心这一运动的美国人和日本人传播它的信息。
但是现在，华盛顿和东京今年在承认北京对台湾的要求方面采取的行动，正在使它在海外的名声暗淡下来。更多的侨居海外的台湾人由于越来越感到无法避免，因而正在讨论同大陆联合可能意味着什么。
【合众国际社旧金山二月十七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说，联合国已经取得了一个“突破”，因为下周在巴黎和平会议上，联合国将第一次卷入越南局势。
瓦尔德海姆说：“这是第一次双方邀请联合国参加”解决越南战争。瓦尔德海姆是在亚洲访问后返回途中到达旧金山的。
瓦尔德海姆说，已经要求他本人以某种身份参加和平会议，他说，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保障停火协定。
秘书长表示希望越南战争的结束会为解决世界上“其他问题打开大门”。
他说：“我很高兴，战争已经结束。我想，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联合国的新时代也将出现。”
瓦尔德海姆说，他“更加深信能够比过去更多地利用联合国”来解决国际争端。
瓦尔德海姆在准备向旧金山联合国协会发表的讲话中后来为联合国的作用辩解。瓦尔德海姆说：“对于联合国使主权国家之间关系出现剧烈好转的可能性，原先确实抱有一些不现实的和没有理由的希望。
“接着对联合国产生的失望因此也是不现实的和没有理由的。
“此外，各国政府中间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指责联合国本身，说它的成员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和进行合作，却不是去寻找或者承认——更不要说处理——联合国不起作用和受到挫折的真正根源。
“结果是，有这样一种不断的趋势：要降低联合国的政治作用，而寻找联合国以外的其他手段来处理国际冲突的问题。
“联合国越来越成为一些绝望的政府的最后手段，而不是解决争端和避免冲突的、正常的和有条不紊的机构。”
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趋势。”
【法新社旧金山二月十八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昨天警告大国说，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撇开联合国，由他们来解决“人类事务”，那将是危险的。瓦尔德海姆谴责了那些想“贬低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政治作用的人”。
“在真正危险的时候，在看来对抗无情地将导致冲突的时候，大国需要用联合国这个机构来进行调解，来加以解决，甚至需要利用联合国作为使冲突推迟的工具。”
【本刊讯】香港《新闻天地》周刊二月十日刊登蒋帮分子陈类思的一则维也纳航讯，摘要如下：
保加利亚政府现已正式批准笔者任《新闻天地》及《旅行杂志》（《新闻天地》办的另一个刊物
——本刊注）驻保京索非亚特派员。
现将保国驻奥大使馆临时代办兼新闻参赞巴夫洛夫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致笔者的德文正式公函翻译如下：
“……我们在此通知你，你已被正式承认为《旅行杂志》及《新闻天地》驻我国的记者。我们请你到使馆来办理一应手续”。
保加利亚国营“索非亚通讯社”驻维也纳办事处主任安托夫，亦决定在今年三月邀请笔者访问保国，在该国逗留十天左右，以便参观访问全保各地。
因此，日后笔者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忠实报道巴尔干及中东欧各国的情况。
【本刊讯】香港《天文台》双日刊二月十八日登载一则题为《杨西昆提皮包就走》的台北消息如下：
外交次长杨西昆在今年农历新正初三日提起皮包去雅加达，到新正初七才回来。
杨氏此行的因素，是可以想象的。印尼现在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二十个担任执行国际货币基金改革任务的国家之一。又是越战停火四个监督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二月二十六日在巴黎会议（越战善后会议）十二个国家（或单位）当中的一分子。在亚洲国家当中，同时具备前述三者关系的国家，恐怕只有印尼一国，况且，俄国和印尼还有石油的交易，因此，杨次长的雅加达之行，不论有无若何具体结果，我国拉住印尼这一根线，也是一项外交争取主动的表现。
【本刊讯】蒋帮《台湾日报》十一日发表题为《外交上的心理弱点急待克服》的社论，摘要如下：
美国政府为向东南亚八个盟国解说越战结束后美国在该地区所采取的态度，特派副总统阿格纽分别访问各国领袖。他所到之处发表的谈话几完全相同，就是“我重申美国履行在此地条约承诺的决心”。美国务卿罗杰斯八日在众院外交委员会亦有与阿格纽相同的表示。可是各国究竟反应如何，则殊少新闻报道，详情不得而知。美国对越战中途妥协，引起亚太地区各国的特别不安是必然的，美国适时加以抚慰也是必要的。
阿格纽此行虽未来访我国，但相信他对八国政府的表示，也同样适用于此间，而罗杰斯在众院外委会的谈话，则明白表示包括中华民国在内。我们认为美国如此苦心孤诣，固属应有之义；但是美国的亚太地区盟邦，即以此而自慰自喜，自宽自解，就不免陷于错误了。
我国是美国的盟邦，缔有条约关系。每当时局变化之际，美国政府当局即表示履行对我之防卫承诺及条约义务。我们对友邦的信守诺言，尊重道义，当然极为感佩；但对于我国政府外交官员，也动辄即以“美国政府表示履行对我防卫承诺及条约义务”等“内交”词令，告慰国人，却大不以为然；视为是外交上的严重弱点，有急待克服的必要。
这道理很简单：第一，我国的生存发展，若全赖美国的防卫与扶助，便自降为美国的保护国。尚有何独立自由之足云，庄敬自强之可言？
第二，或者有人认为中美有传统的深厚友谊，有信誓旦旦白纸黑字的承诺与条约，坚决相信美国不会背弃我们，可与共患难，甚至同生死。然须知我们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不能以我之心度人之心，也就保证美国人一定会有我们的想法与看法。当年大陆撤退前，中美关系突变，何尝没有军事承诺？是我们亲受的教训，如今越南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所受的美国外交痛苦，又何尝没有条约义务？更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俗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忠厚有余，警觉不足，因而我们在外交上不知吃了多少亏。
第三，不错，我们反共基地的台湾，在国际关系上，是处于关键的地位；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美国当前的最大敌人是苏俄。
美国为勾搭大陆共匪而制俄，共匪便可利用美国此一要求而图我，并非绝无可能。美国国会议员有人提出与匪建交之说。我们处此变化难测之际，政府外交人员惯用上述表示，作我们的镇惊丸、催眠剂，和政府的政治革新动向，发愤图强精神亦不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