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刊登约翰·威尔逊·刘易斯写的一篇题为《中国这个默不作声的伙伴》的文章，全文如下：
（原编者注：刘易斯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教授）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核国家的地位对超级大国的估计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正在成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一个默不作声的伙伴。
由于苏联——和美国——同意一九七二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这就增加了中国的每一枚进攻性导弹的“价值”。由于中国的弹头击中不设防目标的可能性有了增加，这就在颇大的程度上增加了这些导弹的威慑作用。苏联在签订条约之前曾认真注意到事情将会是这样。冒这种风险是因为第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协定中有例外条款，而且如果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就可能使北京得到好处。
因此，早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阶段，中国就开始影响战略武器谈判的前途了。这种结果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莫斯科，最近同我讨论过这件事情的专家认为，目前一轮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仍然可以在没有“中国问题”的严重干扰的情况下结束。在苏联首都，人们对我说：“时间还允许大量减少核运载工具。可能会达成一个协定，规定分阶段地减少运载工具，也许是比方说在三年之内减少百分之三十。”
俄国人表示，这样可以有助于促使中国人参加国际控制军备的讨论。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可能提供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机会，来使有关中国的这些考虑可能同苏联的战略要求和大量减少导弹的做法一致。大量减少运载工具的前景，可能使中国重新考虑它长期反对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协定那样的军备控制协定，因为这样将比任何可以设想的中国力量的增长更能够改变力量对比。可是，中国容易受到把它解除武装的第一次打击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单是由于这个原因，北京大概会对军备谈判谨慎行事。因为控制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消失，减少运载工具可能是第二轮会谈中达成有意义的协定的唯一希望。如果不是这样，不但第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成就会受到损害，中国也会感到不得不加速它的武器部署。
莫斯科可能过分强调对中国的担心，以加强它的讨价还价地位，不论它实际上对中国的能力和意图作怎样的估计。为了改变会谈的步调和方向，苏联可能制造担心会谈陷入僵局的恐惧心理，即由于苏联一心想到中国而在将来使会谈陷于瘫痪这样一种威胁。这是可能的，但是莫斯科遵守使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进展的诺言大概将占主导地位。一旦中国问题表面化，它的突出地位将是实在的，而不是策略上的考虑造成的。
第三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可避免地将同中国的核计划有更密切的关系。鉴于这项计划的明显的方针，中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所占的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不会因中苏国家关系的改进而改变。政策可以突然改变，但是基本的军事事实将不变：中国的导弹可以袭击苏联的腹地。
目前，看来俄国人对中国核力量增强的威胁感到不安的程度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一两年前，一九六九年边境冲突在他们的心理上引起的震动仍未消失。据他们自己说，事实证明中国的边境部队是比预料的要厉害得多的对手。在这以后，由于苏联把大量军队调到西伯利亚和蒙古，中国内部发生政治变化，同美国签订了协定，再加上时间的转移，苏联几乎是普遍地一心想到大概要同中国摊牌的局面缓和下来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紧张关系局部地得到缓和，因而对俄国关于北京战略意图的估计可以进行最起码的辩论。一旦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领导人大概不会下令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北京便加紧执行它的导弹计划，并且开始尽量利用成为一个核国家的政治利益。周恩来总理使中国发动了外交攻势。
可是迄今为止周的政策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有赖于一些条件，这就是苏联的克制态度和苏美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的基本意见分歧，现在这些条件可能正在消失。中国在对军备协定一味抱敌对态度的气氛下部署核力量可能成为引起中国所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的原因之一，这种局面就是：美国和苏联通过部署多弹头导弹而大大增强力量，对中国的安全的威胁增加。因此，周恩来的政策的前提可能大为削弱。因而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但对美国和苏联来说是这样，对中国来说也是这样。这位默不作声的伙伴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它手上的牌。
【美新处十一月二十九日电】题：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美国对外活动概况
由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十一月中在北京举行的会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势头有所增加。
陪同基辛格访问的美国官员们说，十一月十四日发表的公报在正常化的方向以及步调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程度的意见一致。
美国官员们列举了四个理由说明十一月十四日公报比一九七二年二月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前进了一步。
一、把上海公报中的总原则扩大了，超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达到了总的世界范围。上海公报说，不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十一月公报把这个原则扩大到“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
二、新的公报对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美中继续进行磋商的必要性的问题上的一段声明的措词比上次有力得多了。
三、中国关于正常化取决于什么的一段声明中的意义有微妙的不同，这表明有了重大的发展。公报重复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公报的措词：“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然后新公报接着说：“中国方面再次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美国官员们强调，这些声明构成了探索两国关系朝外交承认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四、十一月公报还要求使驻在彼此首都的联络处在质量上适合当前的情况，商定明年在人民之间进行若干新的交流项目，并申明发展贸易是符合共同的利益的。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二十九日电】（记者：斯潘塞·戴维斯）新提名的助理国务卿英格索尔在批准他的提名的意见听取会上回答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的问题时说，大陆中国、苏联和北朝鲜正在加强它们的军事力量。
关于同台湾的关系，他说：“我们让台湾和北京去决定它们将以什么方式凑拢在一起。我们将继续同双方都保持关系。”
【本刊讯】墨西哥《日报》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和十二日连载安娜·迈雷娜写的文章《赤脚医生》，摘要如下：
早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多年，毛的中国培养赤脚医生这样的事，在墨西哥是有过先例的。一九六五年，毛主席亲自发出一个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而墨西哥为了同一目的而发起的运动还要早，拉萨罗
·卡德纳斯总统在一九三四——一九四○年任职期间，通过所谓农村医生发动了这一运动。
但是，老实说，同前者相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农村医生运动结果是失败了。
同中国现在的赤脚医生相比，墨西哥农村医生接受的高级理论培养，反而使这些农村医生脱离了派他们去工作的农村。与此形成对照，中国赤脚医生所受到的训练，只不过是学会使用一百种药品（有的是预防，有的是用来减轻农村几十种常见病）和掌握人体三十个主要部位的针刺基本知识。赤脚医生通过三个月至六个月的训练班获得这一些基本的知识，他们的能力同当代医学标准相比，当然是极有限的。但是，这种医疗科学的基本技能已经证明大有用处，至少比我们国家许许多多偏僻地区依然通行的巫医要有效得多，危险要小得多。中国赤脚医生另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是，他们永远不放弃当农民，而是打着赤脚，同公社社员肩并肩地在稻田里干活，拿同样的收入，继续凭他们田间劳动所得的工分生活。
我们的更大错误是，企图强迫我们那些受过高级专门训练的医生下去长住在小村庄里。这就忽视了一点，即目前任何一个医生都不能独自工作。在这种医生背后，还有一大批班子：试验室人员、Ｘ光技师、麻醉师、专门护士。
这样一来，当然同时需要一个拥有当代科学所要求配备的整套设备。最合理的做法是，不把这类医生派到农村去，而让农民自己回到农村去，这正是墨西哥社会保险局在卫生所、诊疗所和医院所做的工作。
我们在医疗方面的缺点是，没有及早造成一支赤脚医生的队伍来治理各种小病、蝎子螫伤和蛇伤、轻微的眼鼻喉感染、水肿病以及搞好环境卫生等等。
从中国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在全世界传统医务学校已告失败的地方，培养劳动者兼医生做出了成绩，基本的方法是从实践中培养，而不脱离自己原来的环境，因为这种医生的生活来源依然同一个农民的收入一样。他们所有人的要求是：让我们雪中送炭，而不要锦上添花。
【美联社马尼拉十一月十九日电】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主席今日说，他对中国在医疗上的成就“印象十分深刻”。
世界卫生组织主席马勒医生在到中国进行九天访问后抵达马尼拉。
他说：“我对中国以微小的费用，但发挥巨大的积极性，在医疗卫生上获得的成绩，印象十分深刻。”他特别举出针刺，以及显然已被消灭的性病和传统的小儿疾病。
马勒医生说：“如果你看见那些儿童，你就会感觉到统计数字和他们所受到的照顾是一致的。”
他说，赤脚医生是由自己的同胞选出来的村民，他们被训练做简单的医疗工作，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并似乎在改善卫生方面有所贡献。他说，他们证明在推广控制生育计划方面获得很高的接受率。
马勒医生说，在上海，他获悉出生率在三年内从千分之十七至二十降至千分之十。
他说：“最流行的避孕法是吃药丸。”又说，晚婚似乎是削减人口增长的最有效因素。他说，中国的平均结婚年龄是男子二十六岁，女子二十五岁。
【本刊讯】法新社十一月十二日播发一条消息说，蓬皮杜总统决定把九月十二日在北京同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毛泽东主席赠送给他的毛泽东著作送给法国国立图书馆。
这些著作是一本毛主席诗词毛笔手稿文集的复制品，一本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文集和毛主席的一首题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的手稿复制品。
【本刊讯】《澳大利亚人报》十一月三十日刊登一篇题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报道，摘要如下：
惠特拉姆总理昨天说，外国政府和澳大利亚将来的政府都只能承认一个中国政府。
他说：“事实是，承认一个中国政府或同它建立外交关系只能以只有一个政府为基础。”
惠特拉姆说，任何国家想同时承认北京和台湾的两个敌对的政权是不可能的。
他说：“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必须对此作出选择。”他是昨天在众院回答基伦的问题时讲这番话的。
惠特拉姆说，澳大利亚现政府和前政府都认为同中国保持外交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争议一直是承认哪个中国的问题。
他说，三十多年前澳大利亚就同中国建立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