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印度《新地》周刊五月十二日、十九日两期刊登普拉巴特·贾纳写的题为《纳萨尔巴里运动及其以后》的文章，摘要如下：
纳萨尔巴里农民的武装斗争证实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条真理，并标志着印度革命的开始。这场斗争正确地估计了印度革命的阶段和农民在其中的作用。它成功地唤醒了群众。
没收焦特达（地主）的土地、取消农民债务的经济斗争与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农民的群众组织与地下党组织——背叛了印共（马）修正主义领导的共产党革命派——联系在一起，并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虽然纳萨尔巴里斗争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斗争还是遭到了挫折，主要是由于它掌握的地区小，革命的领导人和农民缺乏经验，他们未能把斗争推向更广大的地区，也未能形成一条适当的军事路线。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不是失败；它标志着整个国家的革命力量在前进。从印度东北部的特赖地区到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和西北部的克什米尔，它唤醒了各地人民，并且起了帮助印度的多数共产党革命派团结起来的作用。共产党革命派的成千成万的人背叛了修正主义，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许多人到农村去用毛泽东思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科学——教育农民，并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对共产党革命派的团结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武装斗争的火花从纳萨尔巴里伸延到了斯里卡库兰、穆萨哈里、拉金普尔克里、德布拉一戈皮巴拉夫普尔一巴哈拉戈拉、旁遮普，后来又燃烧到西孟加拉各地，特别是比尔布姆。纳萨尔巴里的确预示了新的黎明的到来。
但是，黎明还没有来到。黑暗的反动势力还遮蔽着第一道曙光。统治阶级和警察狱吏为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但是，目前革命力量的失败和混乱的责任在于党的路线的软弱，而不是由于他们在为非作歹时能力高强。革命斗争的成败决定于党的路线。“左倾”路线
进行革命战争的最丰富的力量源泉是人民。“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纳萨尔巴里运动运用了毛的这一教导，事实证明纳萨尔巴里运动成了一个转折点。但是后来，大约是从一九六八年年底起，这个教导被忽略了，共产党革命派逐渐被引导得离开了纳萨尔巴里的道路。就从大约那个时候起，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
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首先，党以打击经济主义为名放弃了群众路线。查鲁·马宗达领导的党不是努力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和通过根据群众的直接利益和长期利益而举行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而是退出了农民协会、工会、青年和学生联合会等一切群众组织，也退出了一切群众运动，理由是它们培养经济主义，给它们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说它们是革命斗争成长发展的障碍。这种做法突然改变了共产党革命派的路线。从一九六九年起，党逐渐蜗缩进狭小的天地，不依靠群众，而是依靠小规模的秘密的先锋队来进行革命斗争。消灭
“左倾”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是把阶级斗争与“消灭阶级敌人的战斗”等同起来。他们坚持，“消灭阶级敌人的战斗”是现阶段斗争的唯一形式。给予党的干部的指示是要他们以秘密的、“密谋”的方式把贫穷和无地的农民组成小队（不但向人民保密，甚至向不熟悉地下工作的党组织保密），要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消灭可恨的阶级敌人。关于夺取政权的政治思想不是广泛地宣传，而是完全为了要成功地消灭个别的阶级敌人这一目的。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即消灭敌人的战斗，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从大约一九七○年年中开始，消灭警察、官吏、课报人员、奸商和小厂主成了在城市地区斗争的主要方式。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甚至交通警察、教育工作者、法官、工会领导人和各个政党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攻击，其中有些被杀死了。党的好斗分子不再在城市进行长期的地下工作来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斗争同农村的斗争相配合，而是冒失地与私人的有组织的强暴力量作正面冲突。党的干部表现了完全的忘我精神和伟大的英雄气概。但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了：由于把很大一部分人民搞得与自己对立起来，成干的干部受到毒打，遭到残害，被投入监狱，还有好几百领导人和干部死亡。
党的好斗分子又卷入了另一场流血的斗争。印共（马）的反革命领导集团煽动它们的干部和支持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人——反对印共（马列），并且策划了一九六九年三月以后的多次冲突。后来，冲突搞得越来越频繁、广泛而且肆无忌惮了。印共（马）和印共（马列）之间的政治斗争退化成为一场悲剧性的报仇泄忿——成了一场两党间消灭彼此的干部和群众的战争——这场战争使人民感到惊慌，而只是对统治阶级有利。印共（马）领导人在其中起了极坏的作用：他们与警察合作，充当警察的告密人。而由于缺乏政治远见，印共（马列）的领导人不自觉地上了印共（马）的反革命领导人的当。印共（马列）没有能把印共（马）的领导同它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区别开来，没有进行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把后者争取过来，也没有作多少工作来制止相互间毫无意义的厮杀。这使许多印共（马列）的干部和群众同许多印共（马）的工作者一起付出了血的代价，并且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
对我们国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造反是正当的，但是如毛泽东所说，始终必须首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是，当印共（马列）的干部和流氓分子继续不断地用炸弹袭击中学和院校，毁坏了它们的办公楼、实验室和图书馆，并且对其中一些纵火焚烧的时候，党的领导却对所有这一切无政府主义的、非政治性的行为给予支持，而不是把这种造反行为引人政治轨道，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做些工作。成千的教员感到他们成了这种袭击的目标。
对那些代表买办封建阶级利益的领导人在文化和政治影响方面的长期把持进行造反，也是正确的。但是造反的方式（如烧毁画像，砸烂雕像），却使小资产阶级感到慌张、震惊。在这方面，党也没有能引导造反行动走上正确的道路，而敌人就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失策。
一九七一年初，在某些地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消灭那些想（在西孟加拉立法议会选举中）争取选票和投选票的人。甚至连抵制选举和反对议会迷的政治斗争都退化成为一场“消灭人的战争”。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又一种极端的和危险的表现。
印共（马列）领导认为，一切其他的政党都是统治阶级的政党，这是错误的。有各种各样的小党派，它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利益。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有时候可能会帮助统治阶级而违反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们与统治阶级之间也有矛盾。只看到他们与统治阶级一致的方面，而看不到他们与统治阶级矛盾的方面，是违反辩证法的，因而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全印度共产主义革命派协调委员会曾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表示希望，它同那些相信武装农民革命并且声明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集团之间的矛盾不致成为对抗性的。但是，这些集团后来却不公正地被辱骂为帝国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理由是这些集团反对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这是极端的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个表现。确实，党所奉行的是使革命力量孤立和削弱的极端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甚至不鼓励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搞到退化成为对“信仰”的迷信，成为对一个领袖的革命权威的无条件的毫不怀疑的盲目信仰，这同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胡言乱语，所有这一切都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尾巴的小资产阶级的杰作。右倾机会主义
过去三年中出现“左”倾机会主义也许从历史发展说是不可避免的。难道不是象列宁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阶级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吗？在我们国内，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也从来不是牢固的。无论在思想上和成份上，它都仍然是由小资产阶级占压倒优势，并且是跟着亲帝国主义的富于妥协性的资产阶级走的。印共和印共（马）一样，不但由劳工贵族所领导，而且由小资产阶级兼地主、也就是以前是地主的一批贵族集团所领导。它在其长久的全部历史中奉行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政策而是阶级合作的政策——是对人民叛变的政策。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造反是以纳萨尔巴里的正确道路开始的，但是，随后，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这个造反退化成为“左”倾机会主义，这是对我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罪恶——伪善、奴隶主义和叛变的惩罚。
当我们批评偏差的时候，如果以为过去五年中的全部工作毫无结果，全都错了，没有任何积极的方面，那也是不对的。过去五年的工作有着具有极大意义的积极方面。这些方面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斗争，标志着印度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灭纳萨尔巴里所代表的新兴革命力量。
第二，纳萨尔巴里的斗争只有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和对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才能开始。在过去几年中，共产主义革命派除了对修正主义的实践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之外，一直在对虚伪的议会迷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的其他表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第三，正是全印共产主义革命派协调委员会第一次在印度揭穿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印共（马列）也揭露了印苏“友好合作条约”的实质。
第四，印共（马列）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并且发扬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一切反动的和修正主义的政党竭尽全力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意和仇恨来毒害人们的心灵的时候，印共（马列）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对反华宣传进行了斗争。当印度扩张主义者对巴基斯坦先进行干涉后来公然对之进行侵略和肢解的时候，印共（马列）也给予了揭露和遣责。
第五，印共（马列）的短短的历史是斗争、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的历史，这个党的干部和领导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时从来没有犹豫过，他们也绝不会犹豫的。这里就可以看出印共（马列）的领导人和干部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根本不同。前者在本质上是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后者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个人野心家。暴风雨来临之前
今天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夕，我国的人民大众已沉沦到贫穷和困苦的深渊的底层，老是摆脱不了旱灾、水灾和饥荒。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农村里主要是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国家可悲地依附于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工业停滞不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所有这些并不是（象官方估计所承认的那样）把半数的，而是把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民——也就是我国四亿人民以上——驱逼到大大低于贫困线以下的境地。人民同他们的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尖锐。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不同部分之间的矛盾等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统治阶级在英迪拉·甘地的领导下所搞起来的团结的门面不要很久就会垮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人民的自发斗争的风暴转变成为将扫除我国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污垢的革命风暴。国际形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已经气息奄奄，而且已处在世界各国人民层层包围之中了。
今天，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建党。
为加强这一基础，就必须对主要的危险修正主义作斗争，也要对“左”倾机会主义，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作斗争。也必须对全国和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彻底的调查。
建党的重点应当放在城市地区的工人、半无产者中间和农村地区的贫农、农业工人中间。地下党应当利用一切形式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利用各种各样的文化手段“来唤起人民”，逐步根据他们的要求和需要，按照他们的政治觉悟的水平把自己同他们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并领导他们进行阶级斗争，以准备发动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斗争。合法斗争应当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
领导印度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肩上，他们必须能同人民打成一片。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一毛泽东思想，能把它同实践联系起来，坚持走群众路线，有更大的献身和牺牲的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能教日月换新天。
为了要担当起这个艰难的、巨大的任务，革命者，不问他们属于那个派，都应当团结到一个按照统一的纲领和策略路线建立起来的共同的党内来。
如果有一小撮人象鸵鸟一样拒绝正视现实，并且拒绝从我们以千百名最优秀的同志的鲜血换来的经验中得到教训而继续搞老一套的话，他们也只会对革命的事业再造成短时期的伤害。恐怖做法对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和一小批农民和工人所产生的吸引力绝大部分已经消失了。
我国长期以来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呼声和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敢于团结斗争，敢于唤醒和动员巨大的力量，并且敢于取得胜利。印度革命的胜利肯定会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加临近。世世代代的梦想——人类从必然王国进而到自由王国——定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