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充足的食物，过得去的衣服和住房（基本的、简单的，但大家都有）；体育、报纸、电视和广播——没有广告，没有商业宣传，但是外国新闻很少，并受到严格控制；有图书馆和书店，大力强调政治方面的书，那就是说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有一批精干的芭蕾舞、戏剧、京戏和电影向愈来愈多的观众开放；有也许是世界上最精致的手工艺，还有一些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最长的桥。
有公路、公共交通工具和成百万的自行车。有着货源丰富的百货商店和各种商店——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有礼貌的售货员和顾客。有男女平等——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地被接受——同工同酬；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社会福利；充分的卫生和医疗保险，免费注射防疫针，普遍的产前检查和普及于每一个人的广泛医疗网；有保障的生活和老年的保证，稳定的物价，有保障的免费丧葬；广泛的、便宜的托儿站和幼儿园；八小时工作制；五十六天产假，工资照付——免费计划生育，免费避孕，在需要时免费人工流产——只需母亲单独要求就可以，并有两星期假，工资照付。有离婚，但很少，因为结婚不是匆匆进行的，并且总是尽一切力量通过劝告和集体的帮助来解决基本问题，以促使夫妻和睦相处。有房租控制和不交税的私有住宅。有密切的家庭生活，老少合住；互相尊重，对别人负责——有一种无私的精神使“我”字大大缩小。有深刻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有自力更生——表现在个人努力使自己的力量、智慧与才能为集体服务。有一个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分权的政策——一项越来越成功的自给自足计划，全国每一个地区、省或市都在建立自己的工业和农业（目的是在谷物、食品、原料、灌溉、机器、运输以及在外国侵略或自然灾害情况下使生产照常进行所需要的工具和零件等方面都能独立）。有从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所负的责任这一角度强调的国际主义，有兴旺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有武装民兵——还有防御性的核武器。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将近八亿人口）。就在不久的过去，它经历了严重的堕落、毁灭性的通货膨胀，贪污腐化的政府、饥荒、侵略、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和贫困的蹂躏。现在它已有了大踏步的进步，而前面的道路还是漫长的。举个例子来说明刚才列举的一些“有”和“没有”的东西：例如犯罪。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只有大约一千名警察。象北京这样一个大约七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座监狱。我去看过。这座监狱很小。有几百名犯人，男女都有，女的少一些。监狱很干净、简单、朴素。但是尽管在里面住的人当然不是受到娇养，他们还是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不是在接受惩罚，而是在接受改造——通过生产劳动和政治思想的学习来改造。没有体罚，至少人家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体罚的迹象。吃的和外面一个工人一样。我们看到的守卫都是不带武器的——不过在监狱的区域之外有一个地区是武装哨兵守卫的。有死刑——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保护性上诉之后才执行的；死刑不常发生。人家告诉我们，在为数极少的判处死刑的人中间，大多数人都得到一段重新做人的时间，这是一个表示悔改的机会，只要态度改变，就可以减刑。重点是在尽可能地改造人。据我了解，被认为死不悔改的是极少数，虽然改造的道路可能是艰苦而漫长的。哪些人关进监狱呢？反革命。那些企图推翻政府而犯下反对国家反对革命的罪行的人；间谍，卖国贼；毁坏国家财产的人；少数犯谋杀或强奸罪的。有一些小偷——不过看来小偷是很少的。ｉ
为什么犯罪的人那么少？有一次，我们在农村的公路上驶了好多里路，路上挤满了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大车、大轿车等等，却看不见警察或警车，我就问陪我去的中国人，如果我们的车撞了人会怎么样。他告诉我受伤的人将立即被送到最近的医院去。我们并不把这一事故向警察报告，受伤者所在的公社或组织会照顾他。我故意出难题：如果我们车撞了人就开走了怎么办？对方停了很长时间，然后带着迷惑不解的心情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找出一个理由：假设我们喝醉了酒。立刻出现的反应是：“你为什么要在喝醉了酒的时候开车呢？”他们似乎不理解这种想法——或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发现，任何人需要帮助时都会得到同样的关心。我问过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陈夫人忍受不了，拿起茶壶把她丈夫的头打破了怎么办？得到的解释是远在陈夫人达到这个地步之前，她一定早已表现出不愉快或是情绪紧张的征象了。她的工作一定会受到影响，她的邻居一定会注意到；不会没人管她，让她自己在问题中摸索，直到爆发的地步。我提到了一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我忘了提一点，就是私人秘密。每个人都关心别人，没有一个人受到忽视或排挤——你不可能挨饿，你不可能一个人生病而没有人管，你不可能受伤躺在那里无人照顾，你的问题如果影响了工作或与别人的关系，就不可能长期隐藏或不拿出来讨论。也不大容易秘密谈恋爱。如果偷了钱要花掉，如果擅自拿了别人的衣服要穿出去，或是有了一块新的手表而不使人注意到，那都是十分困难的。你也不可能弄一辆车来开，或是不经允许无故脱离工作岗位，或到国内其他地方去旅行而就此销声匿迹——不过如果你需要或是有正当理由要旅行或搬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想要犯罪都是不容易的。大多数人都缺乏犯罪的动机。没有私人财富的炫耀，没有珠宝或奢侈品的诱惑，没有巨额的现金，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的差别很小，没有吸毒问题需要处理。
以青年为例：中国的儿童是健康的——从体格上看是很明显的——我所遇到的大多数青年都是安详、有礼貌、勤劳的，并且受到一切围绕着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和思想的锻炼。这叫做毛泽东思想——即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运用于中国的具体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一个在国外被大大地误解了的有关因素：在中国家庭生活仍然是很密切的。家庭生活现在更加巩固和安全了，因为过去破坏家庭的许多问题都已消失
——不再有战争或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造成无家可归的人，不再有饥荒造成家破人亡，也不再有负债迫使父母溺死或卖掉儿女、丈夫卖掉妻子，或把他们送到有钱有势的人家或工厂去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工作，在那里他们象苍蝇一样死去。（二）
【本刊讯】美国《前卫》周刊十月十日一期刊载一篇文章，题为《成千上万的人庆祝中国国庆节》，全文如下：
在美国成千上万同中国友好的人上周参加了中国解放二十四周年的庆祝活动。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在美国各地也许有二十多个城市在那一天举行了庆祝活动。在三个城市里，九月三十日举行的公开庆祝活动就有大批的人参加。
在旧金山和纽约，有五千多人参加了各种庆祝活动。在洛杉矶举行的一个庆祝会有五百多人参加。在其他许多城市放映了电影、幻灯片，或举行了报告会。
爱国华侨和美籍中国人在筹备和参加这些活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此外，在旧金山中国人聚居区，有一千多人参加了一次下午集会，然后举行晚间的庆祝会。有将近五百人在翌日晚上参加了在中国进步协会举行的国庆节宴会。纽约的庆祝会是由纽约华侨和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组成的一个联合委员会筹备的，这次庆祝会的会场上挤满了人。参加在亨特学院礼堂举行的庆祝会的人几乎一半是华裔。
下午的庆祝会是由卡梅利塔·欣顿主持的。在会上讲话的有华侨肯尼思
·梅、友好协会的菲利斯
·霍纳、耶鲁大学生物学家阿瑟·高尔斯顿，高尔斯顿最近刚从中国回来，他在中国的一个人民公社里呆了几星期。
肯尼思·梅指出，这次是纽约第四次庆祝中国国庆节，在一九七○年第一次举行庆祝时参加的有四百人。他说，中国的朋友人数迅速增长，说明这是“一个不可扭转和抗拒的潮流”。
这个庆祝会的其他活动包括进行了一些文艺演出和放映了关于中国的成就的纪录影片。
在旧金山共济会礼堂举行的庆祝会是由四十多个主办团体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委员会筹备的。在晚间报告会上发言的有《前卫》周刊执行主编欧文·西尔伯、斯坦福大学游泳教练吉姆·高克伦和贝尔维·鲁克斯。高克伦谈到了他的游泳队最近访问中国的经历；鲁克斯谈到了中国对非洲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的支持，特别举出修建坦赞铁路，这样可以帮助赞比亚摆脱罗得西亚的控制。西尔伯在讲话中举出了中国的社会改造、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自力更生和文化革命这“五大胜利”。他说：“我们大家都希望经历的道路已经由中国的明灯为我们照亮。我们聚集一起欢庆二十四年前中国人民的解放，不仅仅是为中国庆祝，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为我们自己和各地的全体劳动人民庆祝，他们从中国人民的胜利中看到了他们自己得到解放的希望。”
会上还由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分会干事乔·纳卡帕劳宣读了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贺电。
在九月三十日庆祝活动以前，由另外一个委员会主持在旧金山日本中心的歌舞伎剧院举行了“美中人民友好周”的晚会活动，包括小组讨论、放映电影和文艺演出。
在洛杉矶的庆祝活动由该市的美中友好协会主办，在展览公园的科学工业博物馆举行。在公园里的几百家人观看了关于中国的图片展览和中国电影《白毛女》。
【本刊讯】美国《前卫》周刊十月十日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国庆节》，全文如下：
三年前，在我国实际上没有举行过庆祝中国国庆节的活动和庆祝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集会。今年，成千成万的美国人参加了在十二个以上的城市举办的友好庆祝活动。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中，美中人民友好组织显著增加，目前在二十个以上的城市有这种组织。
这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发展。
首先，它表明美国人民争取和平和争取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它还表明，二十多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对人民共和国采取的公开敌对的立场从未使美国人民确信中国是一个敌人。
在这些庆祝活动中，特别是在旧金山和纽约举行的两次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美籍华人大量参加了这些活动。人民共和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在国际舞台上所取得的胜利，有助于打破国民党代理人在美国的华裔居民中所进行的政治上的控制。
关于国庆节的各种庆祝活动的组织委员会认为，政治团结的基础是美中人民之间的友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样的庆祝活动使得不同阶级和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许多不同人士（其中包括保守派、自由派和马列主义者）聚集在一起。
这样一些庆祝活动规模的广泛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因为它有助于提供一个群众基础，来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使美国政府通过完全撤出中国台湾省和永远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朝着同人民共和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方向前进。
【法新社华盛顿十月五日电】（记者：让·勒克莱尔·迪萨布隆）国务卿基辛格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使美国企业家们重新燃起了从中美缓和局势中谋利的希望。
新国务卿的访问日期现在定在十月底，这次访问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企图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分得一杯羹。
据尼克松总统本人星期三在宣布将举行新的一系列中美会谈时透露的数字，两国之间贸易在过去三年中有引人注目的增长。两国之间贸易总额在一九七一年是六百万美元，预料在一九七三年将猛增到八亿美元。
这样，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位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但是它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些牵涉到贸易政策和组织的问题。
据国务院一位专家说，中美贸易显然是不平衡的，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可能使中国泄气。在全年贸易总额八亿美元中，中国对美国的输出只占六千三百万美元。
这位专家认为，即使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也不可能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
无论如何，在目前要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看来是困难的。这需要国会的批准，而国会迄今为止由于苏联限制移民还拒绝向苏联提供这种待遇。看来国会不会在不向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情况下，批准向其中另一个提供这种重要的贸易特权。
除了存在这些政治问题以外，还存在一些组织问题。自称得到中美两国政府“赞同”的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已经建立了几年，但是它的成员主要是大公司。
市场专家罗伯特·菲利特正在组织一个“中美商会”，小公司可能参加这个组织。菲利特的组织现在只有六十个成员，但是他希望到一九七四年会增加到一千多个。他将参加秋季的广交会，以了解中国贸易官员的意见。
想要访问中国的美国人已经提出大约三十万份签证申请书。
其中有些企业家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一个帽子制造商想到八亿中国人民的头上要戴帽子，因此向毛泽东主席本人提出了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