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特权阶层、社会或政治关系、花钱或贿赂能予以改变。关于选择志愿问题：比如说，如果你的特殊兴趣是在医学方面，你可以在公社或工厂的医院或医务所工作。你可能首先在菜园劳动，但最后能得到实习培养，学习治疗烧伤、外伤、伤风、咳嗽等——中药、针灸和西药都用。这样你就可以参加在广大中国农村工作的赤脚医生的队伍，接触从来没有得到过医疗的人。做了这样工作之后，就可能到一个教学医院去学习，最后受到外科或其他专业的训练，在这期间穿插着到农村去实习。中国人民现在在预防性医疗、疾病检查和急救等方面受到空前的照顾，同时一代新的医生、护士和医务技术人员正在成长，并又在教别人。
未来的工程师从事体力劳动，在需要建设的水坝或其他工地劳动，然后可能具备上工业大学的资格。如果一个学生劳动者对戏剧感兴趣，他或她可以在当地的剧团工作，这种剧团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和公社都有。人们被派到各地去发现年轻的人才来加以训练。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被有意浪费掉，人或才能也是这样。
老人也是这样：今天，大多数老人都住在他们生长或定居多年的村子里，有时就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如果他们过去有房子而房子还没倒塌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住在一起。村子现在已是公社的一部分，但房子还是为这一家所有。农村住房已大大改进，虽然其水平还大大低于我们在“美国中产阶级”中习见的水平。有室内自来水的房子还很少，在寒冷地区的房子还只是用炕取暖。但是热开水在全中国是非常丰富的，从巨大的热水瓶里倒出来，总是足够用来痛痛快快地洗一洗，或是没完没了地倒出来泡茶。我记得一个看孩子的老祖母对我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自己的家，她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头上没有一片瓦。现在这位妇女还在公社托儿所半天工作，看别人的孙子。老人们知道自己是属于集体的一分子，并且是有用的人，他们都在自己健康和年龄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参加工作，并且感到自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有价值的。
在需要时退休没有任何不光彩的标记——妇女五十五岁、男子六十岁退休。多少世纪以来贫苦农民一直是劳动到死——很少有人由于年老死去。现在仍需要所有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有选择的余地。许多老人在家门附近工作——在菜园、手工艺车间、小工厂、托儿所等。他们常常是在刺绣、陶瓷、象牙或玉石方面的熟练专家，现在向年轻人传授这些古代艺术，这些东西被用于中国的装饰和出口。
实际上再没有养老院了。国家负担经济上的需要，在集体生活中建立伙伴关系。有了病由公社照顾，在城市就是由街道居民委员管，按街区组织起来为他们买东西、煮饭、搞清洁卫生、照顾他们。没有人需要为付不起健康保险费或是收不回社会保险金而发愁。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一个明确反对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浪费的政府所采取的自觉的、经过考虑的政治行动。
一提到中国，许多人就会提出自由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认为是自由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认为是自由。自由是相对的。污染的自由，不理会或剥削邻居的自由，偷懒，不作出任何贡献的自由，出版任何东西的自由——只要出得起钱。我们美国人认为我们的革命所带来的私有企业和追求财富的制度是保证大多数人富足和自由的制度。中国人民自己的经历使他们从事革命争取解放，实现集体主义，他们认为集体主义是幸福的来源。两个这样对立的社会必然对自由、创造性一类字眼的意义的理解会发生矛盾。自由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免于疾病、饥饿、战争、奴役、债务的自由——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是非常关心的。除了个人关心如何表现自己之外，创造性还有另外一面——建设性地利用才能来为整个集体服务。以言论自由为例：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但似乎没有很多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当然有些人是担心的；在动荡和建设中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有言论自由，但是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的范围之内；在这一范围内有批评、辩论、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讨论、交换意见和办法，以及每一个人都参加的经常性的学习小组与会议等。的确，不参加是困难的。有人告诉我他们曾在香港跟一个离开中国大陆到九龙去拉人力车的一个人力车夫谈话（现在在中国已没有人力车了），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然后喊道：开会！开会！
不同的观点是可以发表的——但是不能用来反对保证国家发展的革命原则，不能是反革命的。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独立日称作解放，这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收拾过去的烂摊子，革命没有完结——他们一再对你说，要继续革命——革命是长期的。如果你反对革命，你就要完蛋。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你将接受再教育，并且多半会改变你的思想。在中国“人民内部矛盾”和有意进行破坏、捣乱之间是有区别的。
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国似乎正在解决它的问题并取得成效的时候，是什么导致了另一次革命的发生呢？重新建立一个特权阶级、重新制造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重新扩大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距——这些东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回复了，并危害着革命，产生着象在苏联那样的叫作修正主义的东西。换言之，过去遗留下来的精神状态没有消灭——中国有句老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干革命是为谁呢？为了占人口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兵，以及多少世纪以来身处四等公民地位的妇女。或许中国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妇女的变化了。在革命前的中国，妇女除了受到族权、政权和神权三大压迫外，还承受着第四种压迫，即夫权的压迫，妇女受男子的主宰。正是毛泽东提醒她们说，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不是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或者说一个自觉的反对派，他们送子女进特殊的学校，工资比别人多，有特殊的住房，享有各种特权。在许多方面和不同的方式上，情况确实如此：在医疗方面，医疗服务和医院集中在城市里，农村被忽视了；在工厂，物质刺激鼓励竞争而不是集体合作；在戏剧方面，上演的是华丽的、表现洋、古的旧剧，这些剧本的内容与人民中占大多数的非知识分子几乎毫无联系。不是说禁止古和洋的东西，而是要利用洋和古的东西为现在服务，在传统的工艺美术方面以及表演艺术方面都是如此。（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月七日刊载威廉博德斯从蒙特利尔发回的一篇专稿，题目是《特鲁多将去中国改善特殊关系》，摘要如下：
特鲁多总理将于九日前往中国进行六天的正式访问，目的是为了加强许多加拿大人已经认为是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昨天宣布渥太华同意卖给中国人可能价值十亿美元的小麦一事而得到了强调。但是，加拿大人并不是中国贸易伙伴圈中的新来的伙伴。
在西方国家中，加拿大位于在外交上承认北京政府的趋势的最前列，并且早在美国开始使它自己同中国人的关系正常化之前若干年，这个国家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其他方面就存在着一种范围日益广泛的接触。然而，正如特鲁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伊凡·赫德最近说明的那样，北京和渥太华之间的关系仍然可能是相当冷淡的。
人们预料，特鲁多先生将同毛泽东主席进行短时间的会晤，并将同周恩来总理举行比较广泛的会谈。
特鲁多在四十年代末中国进行内战期间曾到那里进行过短时间的访问，当时他作为一个不靠别人而成为富翁的研究生开始独自对世界周游了一年。
尽管一些美国人表示反对，加拿大仍然把数以亿计的蒲式耳的小麦卖给了中国人。一九七○年十月，加拿大正式承认了中国大陆政府，并要求台湾关闭它在渥太华的大使馆。六个月以后，著名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接着在一年之内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加拿大人对被搞成为华盛顿的小兄弟的角色而经常感到痛心，但是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起了引路的作用。
加拿大同中国的贸易额仍然是比较少的，今年一共三亿美元，主要是加拿大的粮食和矿物出口。但是它已经比过去三年的贸易额增加了一倍，并且正在迅速增长。
【本刊讯】《渥太华公民报》十月五日刊登查尔斯·林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访问中国》，摘要如下：
我们听说，中国人一直坚持要特鲁多总理在对他们国家进行的十天访问中一定要游览一番，尽管他先前已看过了大部分供游览的地方。
日程表规定上午游览，下午进行正式的会谈，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这次特鲁多将不能象他在一九六○年访华期间那样改变日程表上的活动。那一次，他是作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客人进行访问的，他是轻装旅行。这一次他乘坐的是头等交通工具，满载着送给他的东道主的礼物。
总之，这一次的访问同一九六○年的访问是大不相同了，对于上次的访问，特鲁多和雅克·埃贝尔曾在《两个老实人在红色中国》一书中作了描述。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十月七日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电影节饮誉华盛顿》的华盛顿通讯，全文如下：
「中国电影节」在纽约举行了三个星期以后，续移到华盛顿来．在纽约时，观众的反应是相当热烈的；这次来到华盛顿，则更受人注意。
影片公映的第一天，主办的美国商号举行的招待酒会所引来的盛况，几乎使主事者「措手不及」．《华盛顿明星报》报道九月十八日晚上的情况时说：「任何在华盛顿举行社交聚会的人，从不会奢望，有被邀者都到场的。但昨晚中国贸易公司为电影节举行招待会时，却出现了这种情形。到场的政府官员、医生和其他人士是那样多，迫得主办者当晚只得先后把招待会举行两次，放映两次电影。而地点也从原定的戏院大堂，改为在五月花酒店宽敞的总统室内。」
这个时候，正是美国国内猜测阿格纽去留问题，众论纷纭之时。当晚出席招待会的政界人士、议员是如此集中，新闻记者们认为是难得的机会，但议员们和政界人士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少争论的话题——针刺麻醉。
一位记者刚开口说「阿格纽」，议员休．斯科特便说：「今晚只谈中国。」
汉弗莱则表示「不谈政治」（指狭义的）。他在第一个招待会上喝完中国酒后离去，说到机场接他的妻子，其后便回来看尾场中国电影了。
纽约的亚瑟．卢宾是筹办者，当晚是一个最高兴的人。他说：「我们原先只邀请二百七十五名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人，在看戏前喝鸡尾酒，但许多人知道后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没有接到请柬，结果来了七百多人。」
在出席的女宾中，议员杰利．福特的妻子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只因她穿了一套丝绸服装，而且告诉别人说是在广州剪裁的。
尼克松总统的私人医生杰克，在人丛中大谈针刺麻醉。他说在《读者文摘》和《今日保健》里写了两篇关于此的文章，其后接到二千封读者来信。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代表参加了当晚的招待会。另外不久前访问中国见到了毛主席的医生李振翩，也应邀到来。
在为期两个星期的电影节期间，放映了八套电影，包括《针刺麻醉》、《二千年汉墓》、《出土文物》、《地道战》、《对虾》、《红色娘子军》以及中国国庆纪录片等。因为受时间所限，每场只能轮流放映其中三套，但《针刺麻醉》却各场均有，这是最受欢迎的影片。报纸上刊出的广告说：「眼见为真，一看就知。」影评则说，这是少有的见血而无暴力，引人兴趣的影片，看过以后不得不表示惊异和叹服。《华盛顿邮报》的影评作者用了相当篇幅，逐一评述八套电影之后，结论说，这些影片不仅吸引文化艺术和医学界的人士，而且必然引起众多仰慕中国的人的兴趣。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月七日电】国务院官员今天说，国务卿基辛格的欧洲之行和中国之行的计划不会因中东重新爆发战斗而推迟。
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说，基辛格仍然准备在本周晚些时候访问欧洲。他定于十月十五日在伦敦的朝圣协会上发表讲话。他宣布，在回国以前将同西德和意大利的外长进行磋商。
基辛格在去北京的路上将于十月二十一日飞往日本，然后在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