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8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五日刊登詹姆斯·赖斯顿一月四日从华盛顿发回的一则报道,标题是《国会的心情》,摘要如下:
    第九十三届国会现在又在首都复会了,它不断表示新的一年的决心,并且像一位改悔的酒鬼一样答应放弃它的不好的行径。
    在某些方面,它是一届不同的国会。它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变,只是年纪老了一点;但是整个说来,国会的议员比较年轻,他们更加直言不讳,更勇于反对关于资历和保密的规定,并且更加决心夺回自从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会赋予总统的权力。
    本届国会中正好有一半的众议员和百分之四十五的参议员在过去六年内开始在国会服务,但是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仍然落在最初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选出来的领袖和委员会主席手里。
    尽管国会内部在它的改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在重新当选的议员(不管是老年还是青年)当中有一种不同的心情。这就是担心在牺牲国会的情况下扩大总统的权力。在过去三年中,这种心情一直愈来愈强烈,由于总统上个月在没有同国会磋商也没有向人民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决定用B—52飞机大肆轰炸河内,这种心情现在已经达到了要造反的程度。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众院新多数党领袖托马斯·奥尼尔强烈主张不再为继续进行越南战争提共经费,这几乎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曼斯菲尔德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反战运动的领袖,而奥尼尔则代表全国的人数最多的一批大学选民。
    但是,由于众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他一贯在越南问题上支持总统)通知总统努力实现和平,否则国会就会做出相应决定,这就相当清楚地表明,总统和国会间的进行根本性较量的时间快到了。只要总统轰炸北越人口稠密地区、甚至攻入柬埔寨和老挝是为了制止河内在南方发动的军事攻势,国会就不会对他作为在这场战斗中的总司令的权威提出挑战,尽管许多议员对他的战略的效果是有怀疑的。但是现在他进行轰炸是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的,这里有迹象表明国会的大多数议员现在已转而反对他。
    总统拒绝开支参众两院为具体目的拨的款项的做法也激怒了国会,这样一来,不仅产生了国会进行战争的权力问题,而且也产生了国会对财政问题的权力这样一个基本的宪法问题。
    行政和立法机构对在这些问题上将要进行的斗争所作的反应是有趣的。
    总统正在尽快地改组他的政府。他正在把白宫的情报的流通集中起来,并迅速地增加了他自己对联邦机构的控制。
    这是他和国会间的另一个争论点,因为他给他自己的白宫人员的权力越多,他就愈要运用总统的特权来保护他的白宫助手免遭国会的质问。
    同时,国会也在谈论增加它自己的权利,但是没有象总统那样坚决地采取行动来改组国会,为将来的较量作准备。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五日电】题:苏法合作的新阶段
    《消息报》今天写道:“无疑,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即将在一月份对苏联进行的非正式访问,将带来发展我们两国多方面合作的新成果。”
    本文作者列夫·沃洛金撰文阐述苏法合作的新阶段。他强调指出:“就在六年多一点的期间苏法关系经过了几个阶段,其发展和增进已达到这种程度:已成为欧洲局势根本健康化、完全克服‘冷战’后果、在欧洲建立睦邻关系和巩固和平的先决条件之一。苏法两国的一致和合作的政策已变成国际生活经常性的因素,成为两国相互奉行的固定政策。”
    这家报纸指出,“在短短的期间实际实现了将苏法关系提高到新的、实质更高的阶段的可能性。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一年十月对法国的访问在两国的这一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同乔治·蓬皮杜总统的会晤和会谈、在巴黎签署的苏法联合文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对国际缓和的进程、对确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的原则产生深远的影响。”
    《消息报》写道:“自然,苏法两国在我们两国特别关心的欧洲事务上的合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苏联和法国共同主张尽快召开全欧安全合作会议。”
    这家报纸强调指出:“由于彻底执行两国合作的政策,信任和友谊增进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上协作的程度更高了。政治合作包括两国政府之间的经常性协商,是用以在互相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解决了或者正在解决的重要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本刊讯】据德新社一月五日晚上报道,联邦政府等待来自布拉格的信号,以便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一项可以使同东方国家的整个条约完善起来的协定。这是联邦外长谢尔星期五(一月五日)晚上在德国第一电视台播送的《波恩消息》中说的。谢尔再次强调,联邦政府愿意把慕尼黑协定的产生看成在道义上是不合法的,协定本身是无效的。对于这一点,尚未找到共同的方案,但是“到处”存在着可能获得共同方案的“迹象”。
    谢尔在回答苏联和欧洲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时认为,从苏联国务活动家的谈话和那里的新闻机关的文章中可以断定,苏联是承认欧洲共同体这一现实的。相互的关系显然“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也不存在有直接的紧张状态。在将要召开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也要讨论经济和技术问题。在这方面,欧洲共同体所起的作用将自然而然地变得很明显。联邦共和国已通过其缓和政策对欧洲共同体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它自己的贡献。
    关于(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联邦外长再次强调,对联邦共和国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因为签订了基本条约而成了外国。该条约承认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独立的国家,但是,德国这个概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没有因此而消失。四大国对作为整体的德国所负的责任,没有为基本条约所触动,仅仅这一点就可得出上述结论。联邦共和国的外交官肯定能对付两个德意志国家将来在第三国家面前的共处的局面,并且能够体现联邦共和国原则上并未改变的对外政策及其目标。


    【法新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尼克松总统和韩国总理金钟泌今天在华盛顿大教堂为前总统哈里·杜鲁门举行追悼会后,就东北亚事务举行会谈。
    一位发言人事后说,尼克松总统向金钟泌先生保证:“美国政府打算坚决支持它对大韩民国所承担的防务义务”。
    会谈期间陪同金钟泌先生的是外务部长官金溶植。


进口货高级
    在莫斯科的一家餐厅里,我偶然和一位穿着雅致的姑娘同桌,在闲谈中顺便问了问。
    “你的衣服真不错,什么地方做的?”
    “比利时。”
    “‘提包也很漂亮啊。”
    “这是意大利的。”
    “那么鞋呢?”
    “捷克斯洛伐克的。”
    此外还有类似的体验。你一问:“这是苏联造的吗?”对方就很不高兴地说:“别开玩笑了!是法国制的。”看来,认为“进口货”高级而苏联货“蹩脚”的观念还非常强烈。苏联当局自己也完全承认服装质量不好,党的机关报《真理报》曾经配上漫画,举出不能穿用的服装为例,严厉地申斥了制造工厂:洗了一次,黑色工作服褪色变成了灰色工作服,裤子缩短了十四厘米等等。在莫斯科“搜寻枕头”
    我在莫斯科住下以后第九个月,决定把妻子和孩子接来。添置床、毛毯、褥子等用具以后,我委托保姆安娜买三个枕头。安娜中午过后就出去买,到天黑才回来,她说:“现在莫斯科没有枕头”。她说先到红场的国营百货公司,然后去中央百货公司,直到莫斯科河沿岸的日用品市场,腿都走僵了,可是哪里也没有枕头。
    最后,我托两个保姆买,她们从相识的俄国人家里,由每家让给我一个用旧的枕头。我一家在莫斯科的生活斗争竟先从“搜寻枕头”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抢购食品
    谈谈饮食方面吧。在莫斯科,主食面包和黄油,还有牛奶和牛肉是总有保证的。但是,猪肉和鸡肉就很少见。尤其到了冬季,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经常缺货。
    我和一位俄国妇女一道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时候,在休息时间到楼上的小吃厅去喝咖啡。可是这位妇女却马马虎虎地喝完咖啡,就在餐厅里到处乱串,买水果、糕点和巧克力糖。她完全不谈对刚才看的芭蕾舞剧的感想。她辩解说:“请原谅,因为有许多外头不卖的东西……。”
    铃响了,在回到座位去的路上,我探头看了看乐池。女演奏员们人人都带着网兜来。象是包着食品的报纸包装满了网兜。她们也不放过到大会堂演出的机会,抢购“特别配给品”;把提包放在座位旁边,边上放着网兜,不慌不忙地拿起小提琴来奏出《天鹅湖》的乐曲。为喝一杯咖啡而排队
    六八年冬季,教育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东京来了。他想看看设在莫斯科的银座——高尔基大街上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营的“青年咖啡馆”,我们就抱着希望去了。暗沉沉的门外有二十来个青年排着队等开门。这是一个象要下雪的夜晚。我们试叩了一下从里面锁着的门,把外国记者证给出来的看门人看,请他“破例放我们进去”。他把门开了一条缝,摇摇头说:“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店。要破例进来,就得带中央委员会的许可证来。”我们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地回来了。
    “青年咖啡馆”不仅这一处,好几个地方都有。不过门口经常排成队,因为同顾客人数相比,座位非常少。菜单上没几个菜
    我好容易搞到了一流餐厅的座位,一看菜单,品种很少,许多菜只开列了名字而没有价格,就是说没有这个菜。由此可以推测一般的莫斯科市民的饭桌上是不会那么丰富的。几次应邀到俄国人家里作客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到了冬季,蔬菜和水果就更加少了。
    六九年冬天,我和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在大剧院看了芭蕾舞后,到剧院对面首都饭店付美元的小吃厅去吃点心。吃过肉菜后,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说“想吃黄瓜”。订菜后,送来了一根圆圆的绿黄瓜,装在一只盘子里。我们用刀切成片撒点盐就吃开了,吃了一根黄瓜的三分之二的时候,她问:“够了吗?”我回答说:“我已经够了。”于是,她便动作敏捷地把吃剩的黄瓜装进了手提包。大概是带回家去让家里人都尝一口吧!食品公害绝不存在
    在苏联的饮食生活方面不可忘怀的是,没有着色食品和有害食品。举例说,冰淇淋的价钱虽然要比日本的贵一点,但是用纯砂糖,味道正,而不象日本用化学甜料。苏联的牛奶,不管是纸袋装的还是瓶装的,不大好保存,三天一过,脂肪就会分离出来,我单身过日子时常常为牛奶容易馊而发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也许是因为没有多余地使用防腐剂的缘故。
    在日本,为了降低成本和促进销售,厂商用尽了化学甜味剂、着色剂、漂白剂和防腐剂,人就感到自己处于有害食品的包围之中。因此,我从这样的日本来到莫斯科,能够吃到可以放心地吃的一切食品,感到很高兴。和花色品种稍微少了一点相比较,每天能够吃到绝对安全的“天然食品”,这或许可以说是奢侈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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