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经济学家》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难驾驭的非俄罗斯人》，摘要如下：
二月份，苏联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赞美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最有生命力和最完善的组织形式”。但是，这个国家的非俄罗斯人中间局势的日益不稳表明，它的民族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而且有可能变得更严重。
根据一九三六年宪法，苏联分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每一个共和国至少表面上是以一个民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乌兹别克人等等一一的名字命名的。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西起加里宁格勒，东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它的领土上，星罗棋布地散布着十六个“自治”共和国。还有若干小的自治州。“加盟队共和国有自己的政府、立法机构和共产党。在外表上，它们有权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有权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根据一九三六年宪法第十七条，这些共和国甚至有权脱离苏联。
这一联邦结构，像苏联的整个正式政治结构一样，是一大块橱窗展览而已。
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现在正在苏联全境发展。它未必是针对作为一个民族的俄罗斯人的；诚然，非俄罗斯人争取民族权利的这一斗争得到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人的支持。象萨哈罗夫教授和格里戈连科将军这样一些人始终在维护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权利，特别是鞑靼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权利。
这种民族主义感在哪里最容易看到？乌克兰拥有苏联最多的非俄罗斯居民——四千多万，是宣传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中心，这种宣传渊源于担心被乌克兰的斯拉夫表姐妹
——人数多三倍还多的俄罗斯人——同化。五十年代末，许多乌克兰人对于赫鲁晓夫先生提出的苏联各民族逐步“团结”或者甚至“合并”的计划感到惊恐。这种新政策体现于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这一纲领预言，各共和国之间的边界的意义将迅速消失，甚至预言苏联各民族会达到“彻底的统一”。
赫鲁晓夫先生一九六四年倒台后有过一段短暂的缓和时期，随后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又对乌克兰的知识分子进行了镇压。若干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党员，要求多教些乌克兰语言和历史，他们被送进了监狱。今年逮捕的人更多；据报道一月份和五月份逮捕了几百名所谓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乌克兰党的书记谢列斯特的降级大概是对他未能对付民族主义宣传的一个惩罚。
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人口为七百万），由于它们的人民害怕所有的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者白俄罗斯人——而属于特殊的一类。它们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年是独立的，但是一九四○年被苏军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并入苏联，当时它们的大批人民被放逐。到六十年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批移民的到来，使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党的领导发生了变化。持不同政见的拉脱维亚人抱怨说，拉脱维亚人在他们的共和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从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六十二降为一九七○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爱沙尼亚的情况也相似。今年，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中心已移向向罗马天主教占主要地位的立陶宛，在那里一位年青的抗议者五月份曾自焚身死。随后在考纳斯发生了骚乱，并另有两起自焚。
斯大林的老家格鲁吉亚共和国，今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动，其高潮是党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十月份被解职。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独立精神始终最强的一个共和国中，民族主义感显然复活了。
别的地方也是如此，不断出现持不同政见的迹象。克里米亚鞑靼人仍在要求允许返回克里米亚。
犹太人为争取自由移居以色列而发起的运动的相对成功，苏联政府决定让三千名日耳曼裔人前往西德，大概引起了很大的新的压力，要求改变过去的不公正的做法。仍然留在苏联的二百五十万犹太人和一百二十万日耳曼人，无疑继续是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不安的根源。但是如何对待其他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的问题，更为难办。
非俄罗斯人中间的不稳定制造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危机。让各共和国和自治地区得到一些实权，多半是不会的，这会削弱共产党中央的垄断权，成为朝着苏联领导人非常讨厌的政治多元论迈出一步。另一方面，进行公开和严厉的镇压又可能制造殉道者，而使公众更加同情民族主义分子，可能使整整一系列的国家疏远。
哈萨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这样一些中亚共和国迄今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活动最少。但是他们的一个大问题是当地的亚洲人民出生率高，这意味着俄罗斯人正迅速丧失他们在苏联中亚大部分地区在人数上所占的优势。不久的将来，当当地的哈萨克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民族开始离开人口过密的乡村，到城里来找工作时，俄罗斯人或许会发现他们受到压力，要他们放弃在那里所占的一些位置。为了避免在靠近中国边界的这些战略重要地区发生种族冲突，莫斯科政府或许得允许这些亚洲人迁移到劳动力缺乏的俄国欧洲地区来，而这又可能在那里在种族关系上引起紧张。
苏联领导人不希望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地区在他们自己的“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在种族关系上造成紧张局面。但是，苏联的强硬路线派将利用民族主义的抬头作为一个论据，来反对进行可能控制住种族问题的那一类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本刊讯】英《太阳报》十一月二十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克里姆林宫不再确信俄罗斯是美丽的》，摘要如下：
“俄罗斯是美丽的”这个半官方的宣传运动显然对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们产生了反作用，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反运动。
最近为了使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府原来鼓励这种主义，以作为对付西方思想的良药──浪潮平息下去而采取的步骤是上周对新亲斯拉夫的作家发动的一次猛烈攻击，攻击他们把“爱国主义”变成沙文主义，把民族自豪感变成“民族傲慢”。
这种批评是在苏联作家协会的官方周报《文学报》的一篇冗长的理论文章中提出的。
没有说明文章作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身份，但是，看来他是一位共产党的理论家。
这篇文章似乎是党全面加强对艺术的控制的一部分。对新亲斯拉夫运动的攻击是带有党的主要理论家、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中的第四号人物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印记的，他早就警告说，“俄罗斯是美丽的”宣传运动是一个分裂性的运动。
雅科夫列夫暗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苏联小说家，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金）是极端的新亲斯拉夫运动的代表。
大约在一年以前，克里姆林宫显然改变了对新亲斯拉夫分子的价值的看法，他们的一半政治、一半哲学的著作强调不仅要保存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过去的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保存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过去的生活方式。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月发表的关于文学批判的决定，开始批评这个经过正式批准的加强俄罗斯人对于过去的意识的运动的各个方面。
政府花了数以一千万计的美元，用来重建教堂，甚至重建整个城镇。城市又开始使用中世纪的城徽。俄国各地纷纷出现了保护古老纪念物的团体。官方的文学杂志刊登了把过去描写得很浪漫的报道。
俄罗斯人被告知，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俄罗斯人。在这之前，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被告知，他们是“新型的苏维埃人”。
雅科夫列夫博士写道，民族主义、甚至俄罗斯民族主义会给由几十个不同民族组成的苏联带来不团结。他表明，鼓励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的和其他的民族主义兴起的部分原因。从含义上说，这些民族主义的兴起给苏联的统治造成威胁。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社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了《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一书。作者是木村明生。
木村明生曾任职于《朝日新闻》大阪总社社会部、整理部、国际部（负责苏联报道），也担任过该报社调查研究室研究员（研究苏联问题），一九六七年三月起任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九日被苏当局勒令离境。
《在内部见到的苏联》一书由五章构成，各章的标题是：《从苏联归来》；《平民、知识分子与克里姆林宫》；《东部的景象与西部的景象——在苏联旅行》；《苏联社会的断面——由俄语的单词谈起》：《两种观点——代结论》。全书共约十三万字。
木村在本书的《跋》中写道：“过去书籍里描绘的苏联的形象和我在莫斯科实际生活后得到的体验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虽然有差别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差别难道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实际的差别吗？而且，在我于莫斯科工作期间，接连发生了不妨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和纪念活动，譬如十月革命五十周年、苏联军队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第三次世界共产党会议、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等等。这些事件和纪念活动使我重新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本书是一篇我试图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际’两方面去抓住我在莫斯科体验到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内侧面的报告。如果这本书哪怕稍许有助于认识苏联，我就感到幸运了。”
现按该书章节的顺序部分摘要译载如下：一、从苏联归来美元和爵士音乐
众所周知，在莫斯科有好几家叫做“白桦”的外汇商店，出售西方的食品、衣服和高质量的苏联货，价格比市价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店门口贴着“本店仅向外币持有者售货”的布告。我多次看到，有的俄国人没注意到这个布告，正要走进去，身材高大的看门人马上就挡住去路，问道：“有外币吗？拿出来看看！，没有外币的人只好扫兴地离开。苏联各地的一流饭店里都设有只通用外币的酒吧间。没有外币的俄国人想进去，就会遭到训斥：“没有外币？！给我滚出去！”这些地方就好象是苏联国内的“外外国人租界”。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这样的外汇商店在谋求给外国人方便的同时，还企图靠它取得外汇。但是，苏联市民中也有可以利用这种商店的特权阶层，就是出国工作后回国时外币还有富余的外交官、军人以及到外国演出赚到演出费的艺术家。
对于和外币无缘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富丽堂皇的外汇商店里摆着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便成了憧憬的目标。因此，千方百计接近外国人，设法弄到外币的风潮日趋高涨是理所当然的。我来莫斯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按理说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民众竟然如此渴望美元。
苏联公开宣布它的世界战略是，通过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的胜利把世界人民拉到社会主义一边，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国家和民众现在都竞相拼命弄到美元。这个情况说明，和西方进行经济竞赛，对苏联来说决不是轻而易举的。
有的西方记者说：“如今有两样东西统治着苏联、东欧，这就是美元和爵士音乐。”这样说有点粗野，但是，这句话难道不象征着为经济的停滞不前和摆脱意识形态的风潮所苦恼的苏联和东欧的一个断面吗？二、平民、知识分子
与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叫我感到破旧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当时东京一莫斯科的直通航空路线还没有开辟，所以我绕道北极，经由哥本哈根，到了苏联。从哥本哈根来到莫斯科，第一个印象是大国苏联的首都同小国丹麦的首都相比，却是出乎想象地破旧。可能是因为积雪还很深，阳光比哥本哈根暗淡，一派萧瑟的景色。第一次来到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机场内外干活的俄国人穿得想象不到的简陋。机场前停着少数几辆出租汽车；通往首都中心的公路沿途，农民的住房全是木头造的，油漆都已剥落，很多房屋东倒西歪，我不禁为之惊讶。
大国苏联的消费生活，就是同小国丹麦相比，也是想象不到的贫苦——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在以后三年零七个月的莫斯科生活中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