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当停火实现时，没有人会称它为“对越胜利日”，美从越南战争中取得的教训是进行这场战争是错误的。美国军事技术不能使美把意志强加于人。越南战争发展成了美国精神方面的内战，削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它对美形象造成的精神创伤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本刊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登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全文如下：
当停火实现时，没有人会称它是“对越胜利日”。不会有人群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上欢快地跳舞，尽情欢笑，洋洋得意和热情洋溢地亲吻素不相识的人。这样的庆祝，这种其他战争之后庆祝胜利的跳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天真无邪的庆祝活动。而在越南战争——这场美国战争史上最长最奇怪的战争——对美国人来说已结束时，天真无邪与此是毫不相干的。在全国的心理中将出现某种比较复杂的东西：当然会有宽慰的心情，但是也有不知所措和悔恨，国内长期进行争论的双方大概会有一种久不消逝的被人背叛的感觉——现在这场争论必须由历史来作结论了。
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改变的东西太多了。威灵顿公爵曾经说过：“大国不能打小仗。”越南曾经是地理上偏僻的、几乎对任何美国意识都是非常遥远的地区，但是越南战争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来说，却盲目地令人难于置信地变成了差不多象它自己的内战一样重要的事件。
实际上，越南战争已经发展成美国的一种精神方面的内战。因此，即使有形的战斗，或者至少是美国的参加，逐渐趋于结束，它对美国的自我形象造成的创伤影响将长期存在。这场战争拖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严重地扰乱了美国生活、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美国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乐观地说，现在隧道尽头的亮光或许至少可以使美国人比较真切地看看自己的样子了。
自从第一批美国顾问在越南死亡以来的十三年间，越南时常最深刻地触动这个国家的神经。它必然是这样。现在达到选举年龄的青年人，不记得自从他们学会阅读以来有什么时候报刊上没有登载关于这场战争的消息——关于东京湾事件、春节攻势和暂停正常活动以及关于溪山战役、总统让位和关于芝加哥事件的惊人的黑字大标题。拿评论家迈克尔·阿伦的话说，这是一场“卧室里的战争”。晚间电视新闻映播了被点燃的熊熊燃烧的越南村庄，南越警察负责人在安广寺附近泰然用枪射穿一个人的头的情景，以及和尚自焚的情况。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成了老兵：这场战争通过电子设备与美国的脉搏直接连系起来了。
战争中通常的力量对比情况遭到了歪曲，受到了极大的讽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把它的全部技术
——除了世界末日炸弹之外——用来折磨一个仅比佛罗里达州稍大一点的农业国。离圣地亚哥九千英里的一场最小的战争变成了困扰着这个国家的一场大病，它颠覆了一位赞成这样干的总统，破坏了一些最重要的美国机构——军方、大学，遭到更广泛破坏的是当局本身的结构和政府的绝对可信性。
越南战争在美国人的头脑里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复杂感情，既有脆弱的、受过侮辱的感情，又有深刻的冷淡无情——这是一种感到一切都不对、而对于真正是严重错误的东西又几乎漠不关心的反常感情。这是衡量这个国家的分裂程度的一种尺度。激进分子提出口号说，把战争转向国内，果然，当盟军开进柬埔寨时，在一个春天的下午，俄亥俄州的国民警卫队枪杀了四名州立肯特大学的学生。
这个国家的文学上的巫医诺曼·梅勒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癌症——正在恶性蔓延的某种美国狂暴症细胞，这是狂暴汉设法释放出必要暴力的一种发狂术。梅勒在《夜晚的军队》一书中写道，梅勒“已经判定，美国的神经中枢可能发疯了。”但是情况真是这样吗？有两种方法来判断这一点：（１）这场战争是某种更深刻的美国疾病的病毒转移，是一种制度上的痼疾的表现，或者（２）这场战争是基本上用心良好而估计错误的产物，是判断上的错误，大概还有看法上的错误，但不是整个社会的根本罪过。
对立点，这两种看法成了六十年代政治上的对立点。那些属于第一种看法的人，即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的大军认为，越南战争变成了一种罪恶的象征，它使任何过火行动都成为合理的。如果说越南战争是可行的，那么任何事情都是可行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正在打进去的心理上的楔子，它使青年人疏远了，并且在很多方面使其他十多个反对现制度的运动合法化了，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运动无论如何都会出现
——例如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消费者运动，民主党内争取政治改革的运动，但是正是反战的气候使得所有的其他分裂活动成为可能。
这场战争给美国大学打上的烙印是深刻而持久的。教职员变成了很有自觉精神的人，并且在关于知识分子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斯坦福大学、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其他技术训练中心终于或多或少地放弃了秘密研究。这场战争以及大学生们所享受的延期服役把校园变成了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所称的“涤罪庇护所”。几乎出于一种自发的热情，人们把这个国家谴责为“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大学生们扩大了有意拒绝服兵役和逃避服兵役的流亡者的队伍，同时也扩大了那些接受了比较沉重的内心后果因而走进监狱的人的队伍。
天象示意。世界无恒。“干吧！”杰里·鲁宾说道。阿比·霍夫曼开玩笑似的把一些美元支票撒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地板上，以示轻蔑。正是这场战争产生了“反文明精神”，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因素。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在看来是它的过分荒唐的行动中，似乎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准则，以至于一切赌注都输掉了。非法的毒品得到了广泛的合法性。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从民权运动发展出来的和平主义运动变成了暴力行动。纽约市西十一街区的气象员炸弹工厂发生爆炸，就是战争转向国内的另一个象征。
个人主义。随着征兵的停止和军队的撤回，激进的运动衰弱了。尽管这种运动行为放荡，但它在美国的生活中造成了一些深刻的变化。由于它戏剧般地占据了报刊和电视的中心位置，因此它促使大多数美国人转向反战。也许，它的最长远的影响将是在文化方面而不在政治方面——例如，它造成了几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个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政治能量被麦戈文的竞选运动吸收了。但是，最近很多月来，随着征兵的结束，昔日的积极性消失了，在很多地方，一种阴郁的个人主义取代了以前狂热的理想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造成了“从根本上反对政治的一代人”。政治科学家理查德·扬认为：“在校园里，你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风气，这与几年前的情景大不相同。犬儒主义令人吃惊。”（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越南战争造成的最有潜在危险的影响，是削弱了人们对当局的信任。这始于白宫，大概是从一九六三年美国参与谋杀吴庭艳时开始的。官方对越南战争一再散布乐观空气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官方总是说，“已经有了转机”，战争的结束在望，再忍耐一会吧。一九六九年亨利·基辛格对反战示威者说：“如果我们从现在起在六个月内不结束这场战争，你们可以回来拆掉白宫的围墙。”一九七○年由于这场战争而辞职的年轻的外事官员安东尼·莱克写道：“被人相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受到信任。得不到人们的相信（华盛顿在全世界和美国人民面前经常感到这种情况）威胁着代议民主制度的声誉。”
越南战争把国家权力危险地集中在总统手中，而把国会置于一种消极抵抗的状态。这种情况不仅要归咎于进行这场战争的三位总统，而且要归咎于他们周围的主要执行人员，象麦克乔治·邦迪、沃尔特·罗斯托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那样的妄自尊大的谋士。至少在林登·约翰逊执政时，曾经有一种大男子主义作风——总统的得克萨斯式的“逞英豪”的神秘主义作风与谋士们比较冷静但也不乏主观武断的风度相结合的奇怪的混合体。行政人员的头脑中大概充满了这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心理，这是典型的美国传统思想，觉得只要有一往无前的驾驭先进技术的意志，就能解决任何问题。这种一时冲动的想法没有考虑到越南战争的具有很大破坏力的复杂性，也没有考虑到那种以美国很少有人理解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文明。
因此，贯彻上述意志的工具——美国军队本身，就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严重受害者。对人力的大量迫切需要（以及受过教育的青年中很多人心怀不满）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部队的标准。陆军的一位高级军官说：“要不是我们这么人手缺乏，卡利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军官。”随着战争的发展，反战运动感染了军队本身。“自伤”（指自己开枪打伤自己以逃避作战
——本刊注）成了六十年代的新词汇之一。时而有些单位拒绝执行作战命令。“牢骚鬼”在他们的火力基地公开吸大麻叶。数以千计的人在回国时都染上了吸海洛英的毛病。种族骚乱在象岘港这种地方的士兵中间爆发了，甚至在南海的一艘航空母舰上也发生了。
当然，这场战争的最残酷最沉痛的代价之一是由在那里战斗过的二百七十万美国人付出的。如果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表现得很勇敢和很好的话（他们的确是这样），他们的牺牲则由于这场战争的意义很不明确，由于它的常常令人愤怒的无目的性，因而莫名其妙地悲剧般地被贬低了。最糟的是，这种失望情绪造成了美莱大屠杀和其他没有那么加以宣扬的暴行。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团体面临着另外的失望，他们从战场上返回时既没有为他们所应“保卫的”国家带来光荣，也没有带来荣誉。那数以千计的残废人员的经历特别悲惨。不久前在一场霍加思的闹剧中，电视观众们看到一个没腿的退伍军人在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医院附近的酒吧间里站在他的假肢上猛喝啤酒。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变化，在许多方面，这是一场激烈的变化。总的说来，这种经历很可能是等于丧失了一种天真无邪的感觉。首先，它表明，美国的技术并非总是起作用的；所有的Ｆ—１１１飞机和“大众”自动投弹雷达、莱塞炸弹和直升飞机也不是绝对肯定地能把美国的意志强加于人。在心理上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永远破坏了美国人民差不多是下意识的和理想化的信念，即他们在道德上是优越的人。美莱事件，大规模轰炸行动和被凝固汽油弹烧焦的小孩的形象——诸如此类的事件渐渐消除了美国人的自尊心。但是有多深呢？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认为可能已达到相当于一种“心灵麻木”的程度，这是政府所鼓励的感情状态。尼克松总统依然使用“体面的和平”这样非常美好的辞汇。利夫顿说：“尼克松非常清楚地表示他希望在不妥协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要从越南取得教训，美国必须接受非常令人痛苦的真理——最主要的是，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对美国人来说，不可置信的真理是他们擅长于干坏事，并且已经干了大量的坏事。”
但是，美国人似乎并没有处于这样清醒的状态。首先，他们看来厌烦于进行自我谴责。大多数人可能满足于避开这个问题并永远不再回顾它，让恶梦逐渐消失。越南战争尽管为美国人的精神带来了这一切变化，至今仍然犹如某种遥远和虚幻的鬼怪一般。可能正如乔治·麦戈文似乎发现了的，这个国家对越南战争并未怀有什么犯罪的感觉，也许这是因为从始至终美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这场战争，并不真正了解越南人或者为什么会发生整个这场残酷的事情。
可是，同时这个国家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心灵上都是自卑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这可能最终是美国同它自己协调一致的基础。现在医治创伤最需要的东西是美国人必须恢复对他们领导人的信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奥尼认为，要达到这一点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他说：“我认为在这方面已经太晚了。”“要纠正这种不信任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病情已经太重了。”假定尼克松重新当选的话，他过去秘密和比较孤立地办事的历史，没有使人们有很多理由对他今后四年任期感到鼓舞。因为在这次竞选中，他所取得的全部成功与其说是政治上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他是总统的缘故。尼克松在美国人意见十分分歧的许多问题上采取了好战的路线。在战俘们回家之后，对曾经逃避兵役和逃避战争的美国人实行大赦可能是医治创伤的一种姿态，但是尼克松总统却认为，如果他们不对逃避国家兵役提供某种赔偿的话，大赦对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是一种触犯。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必要把大赦的主张称之为“我所能想到的最不道德的事”。当然，尼克松在第二届任期内，由于这场战争和国内的混乱已结束，可能采取更加开明和温和的做法，并更致力于他一九六八年提出的“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口号。
越南战争遗留给美国的除了感情上的苦恼外，还包括一大串长期搁置的国内问题：学校、住房、就业、公共卫生、环境以及一切由于战争而忽视的社会需要。但是如同任何事情一样，进行这类建设的感觉可能有助于恢复人们对美国机构已经失去的信任。从这种意义上讲，一种照常办公的感觉，问题正在得到处理的感觉，可能挽回某种不稳定的正常状态。麦戈文的竞选口号正击中要害：“归还我们的国家。”
这个国家一度简直陷入了十分漠不关心的状态。据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约翰·莫顿·布卢姆说，终于出现了对这场战争互相进行指责的危险——一种来自黩武主义的右翼，试图追究未能打赢这场战争的责任，另一种来自左翼，进行着反对他们认为导致美国陷进这个泥潭的机器（军界工业集团）的运动。美国军方可能把坦克、机关枪、榴弹炮、装甲人员运输车、炸弹和Ｍ—１６步枪和全部青年人集中起来，运送他们回到美国。但是，美国本国要有太平，可能还早得很。完全错误。美国由于这场战争而遭受的死亡、破坏以及在感情上所受到的伤害，难道都值得吗？约翰逊时代的副国务卿鲍尔说：“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糟糕的事情，历史学家将对整个战争作一个很低的评价。好心人被需要胜利的想法所缠住，而没有看到国家的大的利益。”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说，“我们所做的一切表明了我们的无能，五十万军队和大量的技术力量对付不了几十万穿黑长裤的游击队员。”
整个六十年代，连美国所说的干预目的也不断改变，先是说，这是有限的反暴乱行动，后来说这是按照多米诺骨牌理论来遏制中国，后来又说这是要使南越人实行自决。政策常常受到过于简单化的关于共产党侵略的想法的支配。约翰逊的国防部长克利福德说，“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共同赤化东南亚的努力会成功。我们正好完全错了。”
至少有这样的普遍看法：除开越南战争的道义方面不谈外，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假定美国留在南越，第二个和更成问题的问题是尼克松总统是否本应该在一九六九年就职后一些时候就撤退美国军队，而不是额外地损失一万五千三百个美国人的生命和五百七十七亿美元。在某种意义上讲，最后三年半战争是美国蓄谋的和流血的保全面子的行动。政府争辩说，为了弥补美国已经作出的牺牲和防止“可耻的”撤退后美国将会发生的假设中的混乱，这种努力是必需的。这类问题可能要争辩好些年。尼克松能像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那样维护他的领导地位宣布结束这个越南问题吗？新总统是否可能会解释说美国已经为西贡做了它可能合理地做的一切事情，因此所承担的义务已经终了，将不会为了设法证明已经丧失的生命是正当的而再牺牲更多的生命，这是可以争辩的。
这场辩论将继续下去。谁也不能说美国已在越南获胜。这个国家失去的是什么，人们刚刚开始在估量。一九六一——一九七二年战争伤亡情况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伤亡总数：
美国：在作战行动中死亡４５，８８４
在作战行动中受伤３０３，４７５
失踪１，１５４
被俘５４５
非战斗原因死亡１０，２８１
南越：在作战行动中死亡１５７，９１７
在作战行动中受伤４１７，１６７美国的战争费用一九六五年至七三年总费用为一千零七十八亿美元
【合众国际社巴黎一月四日电】今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开始举行克莱贝大街半公开的越南和谈第一百七十二次会议。
【法新社巴黎一月四日电】北越参加和谈的代理首席代表今天对“猛烈谴责美国政府的残暴行径和支持我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的各国人民、组织和政府”公开表示感谢。
春水团长的副手阮明伟在为参加第一百七十二次会议到达会场时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这次会议是北越和越共代表退出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会议抗议美国轰炸二十度线以北以来第一次举行的会议。
阮明伟说，美国必须“放弃其侵略和战争政策，认真谈判和立即签署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的协议”。
他说，由于越南人民的决心和“全世界的愤慨”，美国不得不回到十二月十八日（恢复轰炸二十度线以北的日子）以前的情况。他说，停止轰炸是“恢复谈判的必要条件”。
临时革命政府的代理代表丁伯诗（阮氏萍的副手）在到达时发表的讲话中指责美国威胁要恢复轰炸，并且说南越总统阮文绍提出“荒谬的要求”，目的是要大大改变十月二十日的河内—华盛顿协定。
南越代表范登林在到达时说：
“我们今天恢复开会，希望谈判将取得公正平等的协议，保证南方人民的自决权，建立南北越之间以及印度支那半岛四国之间和平共处和有成效的合作的基础。”
【法新社巴黎一月四日电】美国代表波特在今天的和谈会议上暗示，他预料河内和华盛顿当前举行的谈判不会很快结束。
他说，某些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而且不应该低估这些问题。
波特在会上说，一直存在的观点分歧和一直存在的疑虑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
他说：“我丝毫不打算低估仍然存在的和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的问题。”
【法新社巴黎一月四日电】今天在这里举行的越南和谈例行会议清楚证明，西贡政权的主权问题是河内和华盛顿的“秘密”谈判的中心问题。
南越代表范登林断然宣布：
“存在着两个各别的越南国家，它们都得到国际上的承认，都拥有自己的政权并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象两个德国和两个朝鲜的情况那样。”
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丁伯诗回答说：“这些要求是极为荒唐可笑的，这等于要求废弃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规定的越南人民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些基本的民族权利。”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三日电】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昨晚进行了两小时商谈，他们打算在今天再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基辛格和黎德寿于下星期一恢复越南和平谈判时美国采取的策略。
白宫代理新闻秘书沃伦谈到昨天的商谈时说：“这次商谈全面地研究了巴黎会谈的局势。”这次商谈从东部时间下午七点四十五分进行到下午九点四十五分。
白宫在今天上午宣布，昨天的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进行了透彻的讨论。在正常情况下，白宫是很少提供关于尼克松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的。
政府官员们告诫人们不要认为谈判能很快取得突破。但是政府受到了国会的强大压力，国会要它迅速达成一项解决方案。
参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昨天到白宫同尼克松举行会谈时仍然带着一副阴沉的面孔。
后来，曼斯菲尔德对记者说，战争问题是今天聚集在一起开始举行第九十三届国会会议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最关心的问题。众院民主党人以超过二比一的比例支持一项要求立即结束美国卷入越南的局面的提案，他们强调了曼斯菲尔德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