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旁观者》周刊在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一期上刊登英奥德姆工党议员迈克尔·米彻写的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中国：以毛的思想为思想》，摘要如下：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表现了一种压倒一切的现象的话，那就是意识形态统治了经济。它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显示出来，尽管当你看到一群群中国人千百张凝视着的面孔都是高深莫测的时候，你会怀疑毛的思想究竟深入人心有多少。大概哪一界也没有教育界在文化革命中受到的思想冲击的影响更大。考试取消了，选拔大学生的时候，现在最有优先权的是那些二十三、四岁，在工厂、公社或军队里有过实践经验的人。现在，个人申请得通过这些组织里共事的人们的会议，然后再经有关的上级政府机关批准。标准不再完全依据学生的优劣了。
对社会进行伟大改造的宣传到处都是。在北京中心，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上，耸立着装饰在高柱上的中文大字标语，它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传统风景区的杭州，游人泛舟的湖边，从飞机场到市区的大道旁，甚至在广州的动物园里，口号都是一样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广播喇叭，通过有线广播，每天早晨两小时，吃午饭时一小时半，晚上还有两小时来收听节目。精神食粮的菜谱是摘自人民日报上的各类新闻和毛主席思想，中间有北京乐团的军乐插曲。
思想改造的过程从很早就开始了。在北京附近的一所棉纺厂幼儿园里，儿童使用的读本全是描绘革命场面的，一开始是地主鞭打农民姑娘和年轻的雇工，到末尾是英勇的共产党队伍冲上前去。歌曲和舞蹈集中表现爱中国、爱毛。
即使经济也得服从于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制止技术挂帅思潮的滋长，而这是以全国生产从一九六六年到六九年停滞不前和举国工业、交通崩溃为代价而取得的。上层行政管理机构是精简了，可能手术刀却成了大削大砍的工具，以致许多重要的国营计划机构依然陷于混乱状态之中。
关于在上述情况下产生的意识形态至上论——在西方对此持反对意见的颇不乏人——其原因有二，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在适应人们的心理上也是做得无微不至的，不过是做得巧妙得多就是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既然中国革命正集中在缔造社会主义觉悟上，意识形态必然会占统治地位。但是使西方人士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宣传的生硬而不是宣传本身。可是不管技巧如何，意识形态冲击和文化革命的成果是足以使人目瞪口呆的。
一开始中国就消灭了贫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好象说起来挺奇怪似的，因为人们可以照样辩论说中国到处是贫穷的。可是这里所指的中国贫穷不是那样令人感到屈辱的，而是令人感到奋发的，生活水平低和经济不发达是公认的，但是非常明显的是象社会学家所谓的相对的剥削，并不是这样的贫困，才使得情况变得那么可憎和不合理，而相对剥削已在中国消灭了。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贫穷在整个中国是一个永久的伤疤。农民现在还愿意把从前挖树根煮了充饥的日子和现在的处境相比。现在，在中国没有乞丐——那种在加尔各答、布宜诺斯艾利斯、雅加达甚至香港附近亚伯丁区大街上托钵行乞的屈辱现象都看不见了。
失业现象是由于实行相对孤立的经济和集中统一计划而消灭的。当已婚妇女一般都就业（与男人同酬），这就意味着就业制度不仅实际上消灭了收入的极端不平等，而且更重要的是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在必需品开支之外，还有合理的节余。甚至在今天对这个政权反对最力的人也都承认中国简直没有什么犯罪案件。恐怕这是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在这里，旅馆房间不必加锁照样安全；在公共场所丢了钱包，只要认得出主儿来就几乎可以肯定会送交原主。与西方盗窃案件数字来比是绝对的。
还有关于革命后妇女的任务和地位的巨大变化，中国有句老话说：“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从这句话就看出来从前妇女的地位。妇女甚至得缠足做为服从丈夫的象征。今天，她们不仅享受同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且还常常担任管辖各种组织机构的革委会主任。
在这次意识形态运动中，任何地方也没法比拟的最基本的成就恐怕就是消灭了级别界限。鉴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中国半封建社会里极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一种惊人的改造。除极少数人外，所有白衣领的工作者——行政人员、大学教职员、经理们，还有其它人——都得按期下到工厂车间或农村人民公社去劳动锻炼。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用代价来取得的。毫无疑问，最大的局限性是在劳力的安排上，它已经导致几十万人横跨全国，调出了两千英里那么远。
少数人必然会感到苦闷，可是看来多数人是服从这种劳动安排的。我们偶然碰到了一位教西方社会学的教授，他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刚从乡间工作了十四个月之后回来。他是自愿下乡的。当我们追问他是否缺乏选择的自由时，他坚持说：“西方的自由是个人利益，而我们的自由是群众的自由。”
【本刊讯】香港《新闻天地》十二月三十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费正清本月中出现台北》，摘要如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于十二月十三日突然来台访问。他不久前曾访毛区，是受周恩来的邀请并与他长谈。这次又来访问中华民国，所以格外引起大家的兴趣。
费正清十余年前曾来访问，并且受过官方人士的招待，这次也有相当广泛的接触，但报纸却未登这个消息。
在台北四天，前两天他住在美国大使馆副馆长的家中。后二天迁住中央研究院。
费正清访问中国大陆回美后，曾撰一文，写他的观感，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本年十月号，题目是《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很引起大家的兴趣。
【美联社东京十二月三十日电】今年是东方习俗的鼠年，但很多日本人则把一九七二年作为熊猫年来纪念。
中国送给日本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是友谊及善意的象征。自从它们到达日本之后，成为不分老少的日本人民的宠物，并成为政治的象征。政界人士用熊猫作为他们的海报的图片，显然是希望用这种方法获得人民支持。
各种形式的和大小的熊猫玩具，和印有熊猫图画的运动帽、运动鞋、铅笔盒及衬衣，每天销量数以百计。许多墙壁都用熊猫照片和绘画作装饰。
【本刊讯】香港《快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一则题为《世界各地均兴起中国热》、《茅台酒成珍品》的消息，摘要如下：
世界各地兴起的「中国热」，使香港市民在许多方面的开支，都要增加负担，先是贵州茅台酒，一年之内上升了一倍多的价钱。现在，吃海味，就好象吃黄金进肚子里。世界各地的「中国热」，使华侨开设的餐馆生意滔滔，外国人喜欢吃中国式泡制的鱼翅，鲍鱼，发菜等食品。该等餐馆因而大量向香港定购该类海产，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海错」价值大增。以前，自大陆运来的『海错」价钱以收成比例来决定，但是现在即使是大丰收，也难应付需求，照现在的趋势，价格是有起无跌的。
【本刊讯】香港一家新创办的《东西风》月刊十二月号刊登何兆宁的《台北政情》专栏文章，题为《台北当局力求稳定局势》，摘要如下：
每年离台往美留学的学生，不下数千；但每年返台作长居打算的留学生，却不足数百。原因固然很多，例如所学在台湾无用（如太空航行）或有所用但职位不足，无法安插，（如大学教授）。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外在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在台湾的政治气候，不是对政治较为敏感的留学生所轻易忍受得了的。前两年，美国经济衰退，中国人成为大裁员计划的首批牺牲者，他们在没有更佳选择的情况下，毅然踏上归途。但绝大部份这类衣锦荣归的异乡人，不是学非所用，就是投闲置散，迫得他们不得不又再一批的陆续返回美国，寻求学非所用的工作。储才于外，乏才于内台湾当局对这种去而不返，返而不用的现象，实无可奈何，美其名曰：“储才于外”，另一方面，快速的成长中的工业发觉大量缺乏中级的纯技术人才，它拖缓了工业成长的步伐。这并不是说，台湾当局没有先见之明。缺乏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台湾经济部人力调查组，早就提出过警告，且曾一度发展了很多专科学校。但这些专科学校如果不是缺乏合格的教师，就是设备不足，或者是和工厂企业的合作不够密切。而更重要的是，学生和家长都对这些技术性学校毫无兴趣，在学生和家长的观念中，出国才是成功的象征。这种种因素，使得工商专科学校，始终难以发挥他们应有的效用。“储才于外”“缺才于内”的现象，因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未得到解决。而外面的储才，从前年开始，已发生巨变了。
钓鱼台事件，尼克松（访问北京）、田中（访问北京）事件之后，美国人涌现了空前的中国热；在中国留学生群中，也涌现了气势磅礴的左倾潮。而他们绝大部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大概只限于“为人民服务”这些简单的语录。要求改革之心太切
细看留学生的左倾潮，从台湾去的留学生，表现最激烈。这使得台湾当局悚然，这些留学生由要求改革而至反台拥共，甚至喊解放台湾。浪头汹涌，难以遏止。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内心深处，埋藏着期待台湾改革的种子，一旦这种改革的时机成熟，种子就会发芽成长。留下来的问题，因而变成是，台湾进行怎样的改革，才能争取到留学生的向心力。我们再进一步推想，就不难发觉，认真的改革，非但是争取留学生向心力的关键，更亦是争取台湾一千二百万人民向心力的不二法门。在“美中”、“日中”的震动之后，台北当局在多方面的表现，的确比以前缓和而更有亲切感。开拓市场稳定经济
不过，最近一月来的发展，重点并不在于争取知识分子，而在于安定内部经济和开拓海外市场。
目前台湾的经济问题不是单纯是人力外移，农民收入低微这类现象，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发展不平衡的开发地区早晚会出现的事。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为了增强产品外销的价格竞争力，而实行的低工资政策，和缺乏的劳工福利措施（这同样是低工资政策的一环）。工资与福利是目前台湾最受注意而又最忌讳的事。本来，时局逆转，在此挣扎自强的时候，大家缩紧肚皮共渡难关是颇合情理的要求。但可惜，台湾不是一个共患难的地区，要劳工阶级勒紧肚皮，而巨资高官要员却花天酒地，自难引起共患难共吃苦的精神。台湾自田中访北京之后，力谋缓和各种矛盾，尤其是大学生及知识分子和政府的不协和的地方。允许大学生公开集会讨论国是，放松大学言论管制，蒋经国也忙于单独会见知识分子等。但劳工阶层始终缺乏代表他们利益的发言人，他们的问题，因而始终是台湾最难医的病痛。
【本刊讯】香港《新闻天地》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沈外长有两“绝”招对外绝交对内绝交》，摘要如下：
自沈昌焕重任外交部长，已将届半载。对外方面，除了与马尔代夫、扎伊尔、牙买加、乍得、卢森堡等国宣布绝交外，最重要的，当然是中日绝交。最近东南亚局势发展，澳、新、新（加坡）、马四国，都有承认中共的传说。有些人因此责骂外交部为“绝交部”，未免责备过甚，外交部长又那里愿意宣布绝交呢？
可是，对内方面，沈部长却对外交部内的回部大使和顾问们要主动地“绝交”了。据说沈外长少年得志，以“青年才俊”姿态出现，认为这些年来外交失败，都因为这批顾问大使庸碌无用，而想一网打尽，要他们走路，逼他们自动退休。这些大使，深感“后生可畏”，人情冷落，年长者原有意自动光荣退休，自不愿被人“扫地出门”。据闻外交部顾问大使，共约三十人，其中已有十五名以上年逾七十者，如温源宁、沈觐鼎、谢寿康、段茂澜、吴南如、李迪俊、梁鋆立、袁子健、严万里、潘蕃荪、宓锡宠、徐泽、汪丰等大使，都已自动申请退休，政府亦已批准比照政务官退职条例，酌给酬劳金退休。此事原本可喜，因为年长的大使，能够自动按照中央成例，“依例退休”，为后进开路，而外交人事行政，也可借此新陈代谢。可是问题是出在沈外长想“赶尽杀绝”，把剩余的未满七十甚至未满六十五岁的大使顾问们，一并限期赶出外交部外，这又未免操之过急。不但于法无据，而且有悖情理。此一消息，经台北某报透露，沈外长并在十一月末立法院外交委员会报告此事。
老实说，沈部长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也就真的要做“绝交部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