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九日刊登约瑟夫·艾尔索普撰写的题为《中国工业巨人：世界应当作好准备》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东方红”——这个中国人最喜欢用的关于将取得最后胜利的说法，对于西方工业社会来说，很可能预兆着相当可怕的麻烦。如果你想到日本要是和中国一样大那会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你就会了解未来无疑会发生什么情况。
人们之所以必须说“未来”，是因为所有中国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目前都是受苏联可能发动预防性进攻这一威胁支配的。之所以看到这个威胁，是因为苏联在靠近中国北部边界一带长期大规模地集结军事力量。在国防需要居绝对优先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出口不能有很大的增加。
这些问题已在以前试图总结在中国的一次不可比拟的经历的报道中写过了。这篇最后的报道所谈的问题是：如果中国领导人断定苏联的威胁已被遏制住，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应当准备应付什么样的局面。
首先应当说，有两种看待现阶段的中国工业的方法。你会说，使用的人员过多是普遍的现象；按我们的标准来看，工业没有得到合理的组织；中国的差不多所有的工厂仍然带有他们的手工业的明显的痕迹。另一方面，甚至更加明显的是，在一个不到二十五年前还什么都没有（象上海和满洲南部等特别工业中心除外）的国家里，可以看到这样多的工业——包括这样多的先进工业。从接近于一无所有开始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了。
而且还有其它一些要考虑的因素。首先，中国的劳动者是无比地聪明、勤劳和热心于学习的。就我所能计算的情况看，我所访问的许多工厂中的平均工资是每月大约四十五中国元——即十八美元。
按照中国的惊人低的物价，这些钱可以购买中国人所最关心的东西——充分但是平常的食物，便宜但是狭窄的住房和简单但是合身的衣服。
然后再加上我在中国时所集中注意的另外的工业因素。在我访问过的所有中国企业（那是很多的）中我都要问问经理人，这种发动机或涡轮机或者那种机床的价格如何。我还要问问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经理们通常总是知道的。这些回答又是相当惊人的。事实上，只要可以知道价格对比的数字，中国的价格差不多总是只有世界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至于质量，我是无法判断的。但是我回国以后，已问过十几位专家。得到的回答总是，在无数方面，从纺织品到机床，中国货在质量上现在是有充分竞争能力的。
总之，我所能做的最可靠的猜测是，中国今天的工业同日本五十年代中期不相上下，只有两个方面例外。首先是中国地方大，实行的政策是地方自力更生。在可能的情况下，各省都设法在工业上自给自足。可是，其次，和在日本经济开始上升的关键时刻日本价格同世界市场价格相比，中国的价格比世界市场价格还要低得多。因此，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中国走日本的道路——也就是说，竭力争取大量出口，然后把利润作为投资，以进一步扩大工业。实际上，中国唯一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国防占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
可是将来某个时候，预料中国必然认真走上日本的道路。中国人很聪明，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结果很可能是这个变化着的世界的总的力量对比突然发生变化。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十日刊登了约瑟夫·艾尔索普自香港发回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以狗肉宴结束中国之行》。摘要如下：
经过一个月艰苦的、但是非常有兴趣的工作后，在广州结束了中国之行。最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其中包括“美味的肉食”——它的意思是指狗肉。这在广州冬季是非常美味的菜：说实在话，虽然这种肉很粗，但是味道的确非常美。
在载着我们去香港的火车上，我的夫人和我辩论了这个最使我们迷惑不解的问题。我们两人在苏联和其他西方共产主义社会里都曾呆过很多时间。我们两人发现其他那些旅行压抑得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
然而，我的夫人和我发现这次长时间的空前的中国之行既不使人透不过气，也不令人压抑。相反——最好是面对事实
——我们发现这次旅行是迷人的和令人兴奋的。不是在跨过边境时想到上帝（这是在跨过俄国边境后的标准答复），我们倒希望能够再在那里逗留几个月。为什么？
无疑，部分答复是这个简单的事实：在新中国旅行比在苏联旅行愉快得多。我们的数不清的主人都是友好的、有趣的，以及乐于帮助的。我们的翻译兼照料人员姚伟是我们两人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十分理想的旅伴。尽管水平是非常低的，但是每个地方的服务和食物都是好得无可比拟的。
另一方面，没有一点迹象表明有人在过像苏联有人在表面底下过的另外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出现一个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是十分不可想像的。那里没有地下的艺术和文学。所有的人都按着一个鼓声前进，或者说他们的“思想已得到改造”。
最后，我要说我的夫人和我都没有那种不愉快的、以受虐待为乐的习惯，因此是不喜欢许多西方左翼自由分子表现的那种“进步社会”的残暴性的。那么，我要再说一遍，为什么我们两人都感到非常有兴趣和兴奋呢？
根据我们最深入的思考，最好的答复是，这个新的中国社会是按中国的条件进行工作的。而西方共产党社会的情况却是很糟的。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你会觉得到处都处于不正常状态。像英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马克斯·海沃德所说的，“红军是在整个苏联唯一有高效率的组织”。
但是，如果你了解旧中国的话，你就不可能有一直记在你心里的对俄国的那种可怕的猜疑——甚至在沙皇的社会本来可能取得多得多的进展，而且在人的生命和人的苦难方面付出的代价要低得多。至于中国的情况，我坦率地承认，我不十分明白尽管一再地发生可怕的动乱，怎么还会取得这样大的进展。
但是，对任何一个了解旧中国的人来说，这样的进展既是无可否认的，也是惊人的。人民的生活是艰苦的，而最重要的是，生活就是不懈地艰苦工作。
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正在果敢地、勤劳地、聪明地为较好的将来奠定强大的基础。不管在农业还是在工业方面，你都可以发现惊人的成就。因此，我猜想，正是这种前进运动的思想，可以回答我们在去香港的火车上所辩论的问题。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一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记者西奥多·沙巴德一月二十七日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专稿，题为《西伯利亚城镇的中国名称取消了》，摘要如下：
苏联政府刚宣布，已给予远东西伯利亚的一些听来是中国名称的城镇以新的俄语名称，这给世界地图绘制者们制造了新的工作。
这个行动似乎是苏联为加强其对原属中国领土的领土要求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北京认为这些领土是根据沙皇帝国强加给软弱的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于一八六○年掠夺去的。
决定重新命名远东城镇看来是要消除这个地区过去一度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其它的大多数地方已经有了俄语名称。
改变九个城镇名称的命令是十二月二十六日通过的，登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最新的一期上。
其中最大的城镇是产煤和发电中心苏昌，人口四万八千，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东。它的新名称是游击队城，显然是指二十年代初西方干涉期间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
产铅的帖提尤赫城，有三万三千五百人，位于日本海沿海，它已经重新命名为达利涅戈尔基克，俄文名称的含意是“遥远的山”。
附近的港埠帖提尤赫码头城（通过它输出矿山的产品）现在叫矿山码头城，即“矿砂港市”。
在构成苏联和中国边界的乌苏里江附近，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线上的木村城伊曼（人口两万八千）被重新命名为达利涅列钦斯克，即“遥远的河流”。
附近的铁路枢纽曼佐夫卡，被改名为西比尔采夫，以纪念一九二○年在这个地区牺牲的一位游击队领袖弗谢沃洛德·西比尔采夫。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一月二十四日电】菲律宾商会发言人今天说，菲律宾访华贸易代表团将由菲律宾商会会长维格贝托·克拉维西亚率领。
马科斯总统昨天宣布批准了这个代表团的出访，但是，他说，这个代表团应当由一位民间人士，而不是由一位政府官员率领。
据一些商会负责人说，这一邀请是由北京的中国贸易部发出的，是建议由菲律宾贸易和旅游部长小基亚松率领这个代表团。政府人士说，这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将都是民间人士。
【中央社纽约一月二十五日专电】在大众传播与书商的推波助澜之下，亲匪情绪的潮流正再度横扫美国。二月二日号的《国家评论》对此加以谴责说：
“中共在这些日子里很可以撤销它的煽动宣传部门，而节省数百亿‘人民币’，因为美国的出版业正在迅速地接替它大部分的煽动宣传功能。”
这份保守派的双周刊继续说：“有关‘中国’的书籍正从美国的印刷所流出。作者是各种国籍的人都有。但是出版的要求是一律的：著者必须证明他是多年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热烈崇拜者。”
据该刊说，这一伙的为首者是《纽约时报》。该刊评论说：“出版商在书籍印出后，《纽约时报》……全国读物的主要论定者，便发表长篇书评，保证此书的‘卓越’、‘可读’。书店得到《纽约时报》的暗示，推销此书，我们这些顾主便将书买回家。”
该刊指出：“一月十四日《纽约时报》星期版的书评栏，在三栏的书评中，劝诱购买的、阿谀毛的书竟达九种之多。”
该刊回想于一月十二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接见沈阳杂技团时，对于过去二十年间，美国与“中国”人民之间敌对的长城表示遗憾，该刊讽刺地建议：“也许《纽约时报》下次应当请尼克松先生担任书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