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十月九日一期登载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松本繁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坚持自力更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的亚洲政策和经济合作》，摘要如下：对外政策的基本姿态文化大革命后的对外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一九七一年秋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以来就展开了积极的和平共处外交，特别是从第三世界的立场出发，对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际经济和贸易正在掀起一场旋风。
有趣的是最近中国在经济援助和贸易的国际合作方面提出了独自的理想和方式。亚洲国家中也出现了应该刮目看待中国的自力更生建设经济的意义的议论。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大大改变了，开始认真地摸索和平共处的道路。重视东南亚
同时，中国在迄今为止的对外政策中也一直重视东南亚，这是出于下列三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在美苏中三极的世界政治下在保障安全方面对付所谓的四条战线，就是说，北面的苏联，东面的美国、日本，西面的印度，还有南面的东南亚，因为同日美两国已经握手，所以当前为了阻止苏联的遏制，改善同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对中国是必要的；第二，在经济上，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作为中国获得经济建设和对外援助的资金来源是重要的；第三，东南亚在历史上和文化上同中国有深厚的关系。对外经济合作的思想和原则
那么，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思想和原则是什么呢？总的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产生，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将近十五年的艰苦的革命战争中培植起来的“自力更生”精神和互相帮助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它的核心。这就是只有以“自力更生”为基础，才有可能互相支援，而且来自外国的援助通过内部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才能表现出好的效果。“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没有矛盾。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又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严格尊重对方国家的主权，绝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一贯实行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中国的这种对外经济合作思想在政策上加以具体化、加以概括的就是六四年一月周恩来总理的非洲之行所宣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实行经济援助八项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展开并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新倾向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除亚洲外，非洲坦赞铁路的建设，几内亚的茶园，毛里塔尼亚的农田水利工程，其共同点都是遵照毛泽东思想，忠实地实践“经济援助八项原则”的工作。
第二，以发展经济的策略来说，向那些同中国一样，在殖民统治下苦于贫穷的第三世界中小国家以具体的方法和作法传授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型的建设体验。
第三，中国派出去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海外也主动要求和当地人员同待遇，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国际主义思想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活态度，这是在西方国家的援助增加发展中国家负担（提供工资、住房等等）的成本而经常停顿的情况下，中国以中国人员独创地筹划利用当地材料，提供献身劳动这种方式顺利而有效地进行援助的一个因素。
其次从中国援建工程的内容来看，它的特征有以下几点：（１）中国自己就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也有一点限度，所以重点不在于资金而在于技术，重质而不重量；（２）然而一九六○年以后，资金援助原则上是无息的，而且三十年到三十五年以后归还，是远远超过西方各国和苏联的优越条件，（３）提供资金的对象集中于对方国家经济自立方面最有效的部门（铁路、公路、电力），技术援助大半是医疗、纤维、水泥、造纸、制糖等工业和农业、渔业方面；（４）援助物资是列入中国五年计划中生产的，所以不是用过的东西或陈货，而是提供一等品；（５）事业建设和技术援助巧妙地得以配合；例如纺织厂，在安装机械成套设备的同时传授技术；在建设铁路时，测量组的医疗队也在附近农村进行医疗工作；在养鱼场兴建贮水池的同时也从中国运来鱼苗。
下面回顾一下中国经济援助的总特点以及过去和现在对亚洲的援助，并对将来东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合作进行展望。对非洲的援助迅速增加
中国对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军事经济援助，在一九五三年至七一年期间，总计达五十六亿美元，这和美国的一千五百九十四亿美元（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年），苏联的三百二十八亿五千万美元（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二年）相比较其数量是很少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是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期间约定的，而且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五是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提供的。
中国重视军事援助以外的经济援助，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期间，共向第三世界二十八个国家约定提供约二十二亿美元的援助，尤其集中在最近两年。从地区来看，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间，重点置于东南亚，而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之前，从一九六四年起，对非洲的援助有了迅速的增加。其背景是：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中国和台湾进行争取多数的工作；由于中苏对立而争夺第三世界的主导权。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举增加了十一亿七千六百万美元（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超过了苏联的十亿五千六百万美元。对亚洲各国的援助
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援助，在一九六五年以后迅速减少。这是因为发生了两个大事件：
一个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政变未遂事件。另一个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在缅甸发生了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余波的反华侨暴动。（待续）
【本刊讯】《台湾日报》九月二十三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高利贷剥削山胞问题不可等闲视》，副题为《终年辛劳所余无几利上滚利永无还期》，摘要如下：
山胞遭受平地人高利贷剥削的情形，目前已愈来愈见严重，其实，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只不过最近因为受到物价波动的影响，加以农产品的售价未见显著提高，因此，山胞的生活较前困难，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求助于高利贷者，自然就比以前更为增加，而专事以放高利贷图利的平地人，抓住了山胞心理上的弱点，对放高利贷的行为则更为有加无已。
在全省二十个县市中，台东县的山胞人口最多，山胞及平地山胞的人口总数达七万余人，几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也是全省二十个县市中，山胞遭受高利贷剥削最严重的一个县份。
一般人剥削山胞的手段，最常见的是所谓“卖青”，其次是“包园”和“包管”。所谓“卖青”，也就是尚未收割起来的农作物，已经作价卖给了放高利贷的人。所谓“包园”，是指种植了农作物的田园，暂时由放高利贷的人拥有，等到收获的时候，由放高利贷的人所得，作为偿还高利贷的母本和利息。至于“包管”的性质跟“包园”差不多，那就是山胞的各项不动产暂时由放高利贷的人代为管理，包括所有的收获物在内。
山胞的高利贷比平地的高利贷高出很多。平地利贷的高，普遍都是三分利，但是山胞的高利贷则高至对半利，在这种情形下，山胞每期收获的农作物，尚不足以偿清高利贷，因而只要一旦求助于高利贷，则可能一辈子也还不清楚。由于每期的收获物都用于偿付高利贷了，以后的日子无法过，所以只好左手还钱，右手再借钱，就这样循环不断的求助于高利贷，迫使山胞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说起来，放高利贷的人手段实在太狠太辣了。
【本刊讯】《香港商报》八月十一日刊登一条消息，全文如下：
今年六月刚从台大工商管理系毕业的女生杜幸娥，于毕业后二十天，在其台南家中服毒自杀。他的父亲表示说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厌世自杀。
杜幸娥出身贫苦家庭，她是长女，有三个弟妹，她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鼓励弟妹努力读书，另一封是感谢她姨妈过去给她的精神安慰，没有说及自杀原因。她的父亲认为杜幸娥踏出校门后的愿望与事实相差太远，四处奔走求职却是到处碰壁。
今年三月间，杜女表示将来毕业后，到公立学校教书很困难，所以自己去找台南某职业校长拜托谋职，这位校长答应她五月间再谈结果，到了五月这校长因病没有上班，杜女数次去活动没有结果，又自己去找私立某中学校长，这位校长表示下学期招生人数是否足额还不知道，不能答应她的要求，杜女回家后闷闷不乐，表示读到大学毕业是白费的。
她的父亲曾告诉她，如果为了谋职需要活动费父亲同意全力协助，但杜女坚决表示他绝不拿钱去买工作。
在台湾社会中，自己去找工作，又不拿钱买工作的下场，就是到处碰壁走投无路。杜幸娥的自杀事件难道是个意外吗？
【法新社澳门十月十一日电】香港亲台湾的报纸刊登的国民党中国领袖蒋介石的照片，在报纸送到报摊上之前，全都被这里的报贩涂掉了。
这些照片是用中国墨水涂黑的，但是对于这些报纸所刊载的香港、台湾等地庆祝双十节情况的报道，报贩们则未加干预。
【本刊讯】蒋帮《中央日报》九月二十八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纪念孔诞论当前教师的使命》，摘要如下：
国家明定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日的今天为教师节，实为教师的殊荣，亦为政府尊师重道最具体的表现。孔子的伟大，在于集中华文化之大成，承先启后，形成道统之所在；同时又树立了师道的典型，有教无类，诲人不倦，使国人远在二千余年前就开始了学术自由、政治平等的基本观念。而孔子所建立自治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体系，亦正是中华民族生命发皇光大之所托。方今人类遭遇思想与价值观念上空前未有的大变局，孔子的学说乃更显现其积健为雄、历久弥新的崇高价值。孔子的传道精神，尤当为今天的师表所效法。
教师的职责在传道、授业、解惑。在升学主义、就业主义的风气泛滥之下，授业一端，为学校及家长所格外看重，因而出现了若干偏差，如某些青年人有时于义利之辨，不甚分明。所以当前教师的责任，必须能本乎最大的热诚与爱心，不仅要教学生如何求知识，作学问；更要着力于启发性灵，陶冶人格，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民。
因此，我们愿与全国教师相勉，要以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与现代生活教育为共同的责任。
先谈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自孔子以来所主张的王道，乃是以仁爱为中心，崇德尚义，悬一救国淑世的理想目标，不避艰险，生死以赴。
同时讲求四维八德的实践，切切实实为下一代的教育扎根，如此亦即是总统所期勉的“圣贤事业”。
我们今天在此纪念孔诞与教师节，遥望大陆山河，包括千千万万教师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正遭受毛共“焚书坑儒”式的迫害；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更被驱迫“上山下乡”，成为农奴工奴；甚至于倡导仁爱与人道、自由与平等的孔子，竟遭受毛共种种丑恶的污蔑与曲解。
这是最鲜明的一个例证，足以证明中华文化在铁幕中受到了何等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