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新闻情报》半周刊十月三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高潮中，是否会发生中苏战争》，摘要如下：
从美中和解和日中关系正常化、越南停战及其他各种国际形势的动向来看，中东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世界正朝着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向迅速地发展，这是今天的普遍看法。以这种普遍的看法为背景来谈论中苏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也许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时代错误。
不过，美中和解、日中关系正常化或者越南停战以及其他促进紧张局势缓和的国际上的各种现象，实际上更加加剧了中苏对立，最近，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应该认为，以这种形势为背景来谈论紧张局势的缓和，反倒是一种时代错误。
中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除非一方在军事上征服了另一方，在北京建立亲苏政权或者在莫斯科建立亲华政权，否则，就不会结束。现在苏联在核导弹军事力量方面占绝对优势，所以，挑起中苏战争的将是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巨人国之间的争权斗争中，试图通过武力来谋求解决问题的大概也是苏联。
但是，中苏公开对立已经十三年了。但中苏间的对立抗争却从单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的权力斗争逐步升级为以称霸世界为目标的权力斗争。这样，中苏间的权力斗争就突破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界限，扩大到了整个地球。在地理上说，中苏无论在欧洲或是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在进行斗争；在联合国及其一切国际机构内也在进行斗争，围绕着一切国际问题在进行斗争。不能忽视中苏边境屡次发生“热战”
现在的中苏对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美苏冷战，不只是发生“冷战”，甚至在中苏边境还屡次发生局部的“热战”。如果把这些一并加以考虑，那么，就容易理解中苏关系处于多么危险的状态。
特别是中国正倾注于全部国力来努力研制核导弹。中国达到用核军事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抗苏联的水平，将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反过来说，在中国的核导弹进攻力量达到确实能够给苏联以威胁的水平以前，如果要消除这种威胁，那么，莫斯科就必须在今后三、四年内对北京采取军事行动。正因为如此，中国研制核武器便使苏联日益增强了危机感。就是说，苏联受到时间紧迫的限制：如果苏联已经下决心不只要在共产主义世界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斗争中压倒中国，那么，就必须在今后三、四年内采取军事行动。苏联军人和知识阶层的“战争不可避免论”
居于苏联高级领导地位的某领导人在一九六三年曾经非公开地预言过，为了阻止来自中国的“黄祸”，在不久的将来，苏联无论如何也要同中国作战。据一九七○年，苏联反体制知识分子出版的地下刊物《政治日志》询问苏联各界人士的见解后而出版的专辑说，大部分的政治家、学者、评论家和军人的结论是，中苏战争不可避免。
苏联的与中苏边境毗邻的大部分领土，包括中国要求苏联归还的多达六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这些都是人口极其稀疏的地带。中国要求归还这部分领土，和对“黄祸”的恐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更加刺激了苏联领导集团憎恨中国的民族情绪。
今年一月苏联在毗邻中苏边境的苏联领土上把过去遗留下来的许多中国地名改为俄国名称。而且在今年五月十三日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宣布了奖励农民移居中苏边境附近的措施。
根据这些措施，苏联政府决定给予移居户很多特别恩典，比如：大幅度地提高给希望移居中苏边境的家庭的临时补助金额，增加移居家庭兴建住宅的补助费。这些特别恩典措施适用于中亚、西亚和远东地区，以及哈巴罗夫斯克、滨海边区、阿穆尔、赤塔等地区和边区。目的不只是缓和中苏边境人口过疏的现象，而且具有军事意义。苏联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强迫居住在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中苏战争发生时，能够马上作为“民兵”而被动员。贪婪的苏联“共产国际”的侵略
如果把上述情况归纳起来说，那么，中苏对立就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即围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的对立，而且也是共产主义两个巨人之间的全球规模的权力斗争。
自列宁一九一九年创立第三共产国际以来，苏联向其他国家以及其他共产党发布命令，让他们从属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苏联惯用的手法是，谁要造反，那就要象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和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用武力使之屈服。
相反，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外国的统治之下，饱尝了半殖民地的痛苦。因此，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强，他们强烈地反对外部的命令和控制，他们的自主独立的精神很强，而且大国意识也很浓厚。可以说，中苏虽然同样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从国民性方面来说，却是象水和油那样非常不融洽。
让我们以这些事实为背景，来预卜一下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吧。当然，中国不象捷克和匈牙利那样的东欧小国，因此，尽管苏联想征服中国，但不能那样简单地采取军事行动。
（一）以苏联的军部为中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们开始认真考虑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还是中国在文化革命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反苏路线的一九六八年。一九六八年，在勃列日涅夫召集的党中央全体会议上，研究了中苏战争的可能性。从这一年开始，过去只配备了十四个师的中苏边境的苏联军队迅速地增加，同时，苏联海军也开始向印度洋扩张，在军事上开始采取从南北两面夹击中国的姿态。
（二）中苏边界的冲突是从一九六○年六月底开始的，在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这两条江上，在内外蒙古的边境线以及新疆边界上，总是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到了一九六八年，苏联开始增强它在中苏边界的军队，接着，中国也开始加强了它在中苏边界的兵力。从此以后，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的性质就开始变了。
（三）一九六九年，苏联决定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主要目标是要破坏新疆的罗布泊、兰州以及中国其他核研制设施。为此目的，苏联首先通过驻外使领馆的武官轻率地进行试探说：苏联向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美国是否会袖手旁观？当然，这是秘密进行的，但后来，苏联政府又半公开地向尼克松总统进行了试探。尼克松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结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它要求美国对它发动的预防性战争采取“默认”。苏联因美中和解而泄了气
（四）对于要向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苏联并未死心。一九七○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苏联向美国试探要结成反对中国的核武器攻守同盟。此后，同年七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谈判中，苏联的首席代表谢苗诺夫向美国的首席代表史密斯递交并明确地指出了一份对付中国的攻守军事同盟条约草案。史密斯代表把苏联的提案告诉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指示说要加以拒绝。
（五）从一九六九年到七○年这一期间，苏联虽然如此明确地下决心要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但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这一念头，这是事实。美国和中国对苏联要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决心感到吃惊，并认为必须通过美中和解来牵制苏联。七一年春天，北京对美国展开的乒乓外交导致了同年七月宣布尼克松访华的决定。显然，美中和解的动机就是要牵制苏联的预防性战争，在美中和解问题上，北京的积极性之所以不亚于美国，也是这个原因。
（六）美中和解成了去年九月日中关系正常化的起因。苏联在一九七○年这一阶段，曾一度放弃要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念头，但还丝毫没有最后死心的征候。岂止如此，而且在一九七二年年底，苏联对中苏战争的正式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
（七）苏联在此之前的正式态度是，认为中国正在对苏联进行战争准备，在中苏边界上完成了进行大规模战斗的部署。苏联认为，必须对付中国方面这种挑战性的增强部队的作法。可能会发生“突发战争”——苏联埋下的伏笔
（八）但是，一本有权威的著作《国际军事纠纷》第一次指出，“中苏间可能会发生突发战争”，并认为中苏间的突发战争不是核战争，而是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即有限战争。这本书是由苏联科学院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联合编纂，并经过半年的一般检查和军事检查合格后于去年年底出版的。苏联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的中苏突发战争，意味着尽管苏联有意识地克制同中国发生战争，但当控制不住时，就可能发生战争。可以认为，这将起到为苏联在突发战争的名义下，向中国挑起战争而埋下伏笔的作用。
（九）今年夏天在中苏边境上，双方的兵力是，苏联部署有四十九至五十个师，达一百万人以上；中国有一百多个师，达一百三十五万人左右。苏联储备粮食意味着什么？
（十）苏联对中国所作的战争准备，似乎也可以从这样一件事情上看出来，那就是尽管去年粮食歉收，但以谷物为主的非腐烂性粮食的储备不但没有出售，反而还增加了储备。在苏联东部，许多地区都实行了粮食配给制。
（十一）苏联似乎已成功地把东德和捷克拉拢住了。今年年初，在蒙古和中国的边界上开展大规模的冬季机动演习时，除蒙古外，还有东德的两个师和捷克的一个师第一次参加。据说勃列日涅夫正在热心地说服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十二）苏联对去从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到中亚一带的中苏边界的旅行限制更加严格了，一般是要警察的许可证，特殊地方，除非持军队的特别许可证方可入内，否则，任何人也不能进入。此外，现在已开始把设立在离中苏边界附近的强制收容所的囚犯转送到了欧洲的俄罗斯去。另外，从去年年底开始，对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以及其他远东各个城市的居民严格地作了检查，看他们是否有武器。可以认为，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伴随着中苏战争而发生不稳定的活动的。
（十三）勃列日涅夫政权于今年四月，任命格列奇科为苏联最高权力机关政治局委员，作为军部的一名代表。这样一来，对于勃列日涅夫政权来说，要压制军队在中苏战争问题上的强硬意见就更加困难了。战争可能发生与否和加强军备是两回事
那么，上述所举的十三种征候，都只不过是主要的事实或了解清楚的事实，与是否会发生战争无关。中苏双方在一切方面加强备战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是在作中苏战争的准备，但苏联未必就一定要打。
但是，在一九六九——一九七○年这一期间，中苏战争的危险性在现实上是存在的，这是历史事实，现在也没有消除这种危险的迹象。虽说如此，但也不能断定，将来一定会发生中苏战争。
不持“中苏战争根本不会爆发，也许会爆发”这种看法，而持“中苏战争就要发生，但也可能打不起来”这种看法，才是更为妥当的态度。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山本发回的一条电讯，题目是《中苏边界谈判走向无成果的第五年》，摘要如下：
继续对立的中苏两国唯一持续进行业务谈判的场所——中苏边界谈判，在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的情况下，很快就迎来了第五年。两国只就原则论正面地进行交锋，似乎全然看不到妥协的迹象。
虽然如此，中苏两国之所以不打算使谈判决裂，可以认为是本着尽管完全没有进展的迹象但仍要继续进行谈判的这种态度。中国参加谈判的大原则是让苏联政府公开承认从中国掠夺大量领土的北京条约、瑷珲条约和伊犁条约等沙皇俄国与清朝签署的边境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中国主张，如果苏联接受中国方面的原则，那么，就可以基于这些条约修改细节。
关于按照现存的条约，修改边界细节这一点，苏联方面也完全没有异议。不过，在承认北京条约以及其他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一点上，意见则是针锋相对的。苏联的主张是，这些条约从历史上看，完全是普通的条约。
因为两国都不想大幅度地改变边界的现状，所以，不存在象中印边界争端那种需要修改大片领土的严重问题。仅就谈判本身而言，可以说，原则论的交锋正在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中国在坚持原则上是严格的，不过，在现实地运用其原则的时候却是非常灵活的。这一点，从在暂时冻结台湾问题的情况下，下决心和美国改善关系一事中也明显地看得出来，香港的观察家们一致指出，中国在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中，之所以完全没有要采取灵活态度的迹象，这反映出中苏两国关系的进退维谷的严重程度。
此间观察家认为，苏联方面也明明知道，在中苏边境部署包括核火箭部队在内的一百万军队以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是不会以灵活的态度对待谈判的。
如果苏联铺开包括核部队在内的一百万军队的话，那么，在装备上亚于它的中国就不能不部署比他更多的军队来戒备，这是自然的。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十大政治报告阐述了对苏联的突然袭击保持警惕的必要，那么，毫无疑问，中国也正在作万无一失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