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十五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南京的一篇报道，标题是《“除了聪明的中国人以外”，什么都发生了变化》，摘要如下：
的确，在中国，除了无比坚韧、勤劳和聪明的中国人外，什么东西都发生了变化。生活的质量发生了变化，对过去的统治阶级来说大大地变坏了，对其余的所有的人来说大大地变好了。不仅在城市是如此，而且在昔日是边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农村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那里有树木和公路，浪费可以长好庄稼的耕地的坟头不见了。农业发生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变化，而且将来还要继续变下去。至于工业，一九四八年南京这个大都市的工厂不到四十家，而且主要是手工业性质的。现在则拥有六百多家工厂，至少有两家是雇用大约一万人的大工厂。
的确，如果中国走运的话，我认为中国的变化可能证明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所发生的变化对世界的前途更加重要。在我当了差不多四十年记者的生涯中，我相信我现在在新中国度过的这一个月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最有意义的采访工作。
因此，究竟应当怎样报道，我当然考虑得很多。也许我现在应当开始写别的可以更多地成为重要新闻的各种东西。
然而看来我最好还是先抓我所采访过的最大的新闻。这就需要有一个开场白和作一些说明。
作为开场白，我必须指出，我主要是在中国政府第一次对苏曾·玛丽和我开放的那些省会附近采访的。这是到了限度了（或者我认为是这样）。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得通过姚伟的眼睛，姚伟是外交部给我们提供的首席翻译和总向导、哲学家和朋友。
说明就作这些吧。每天要用腿走十四小时，再加上通讯方面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定期作现场报道。虽然为时已晚，但我现在仍将根据我所作的大量的笔记写一些关于我所提到的那许多场面的报道。因为我认为那些想读我写的报道的读者有权知道我据以作出我的初步结论的那些原始材料。然后就要接着提出我的一些结论，虽然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昆明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昆明：一度为流放之所，现在为工业之乡》，全文如下：
云南省昆明——在大战的四年期间，我曾断断续续地在这个城市居住过。除了机场、那优美的湖水和湖上的庙宇（“宝贵的文化遗迹”）以外，现在除非有人告诉我它确确实实就是昆明，否则我是认不出这个城市来了。
特别是在清朝统治下，昆明是为非作歹的王亲贵族和高官显宦流放之所。富有的流放者为他们自己修造了许多美丽的大宅院。这些宅院是昆明主要的点缀品。此外，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省会（虽然很脏），是异乎寻常地内向的，因为它和中国其他的地方距离非常遥远，又非常隔膜。
昆明的过去和现在之不同正是从这儿开始的。正是由于如此隔膜，所以过去曾被选作流放之所。清朝时，除御用“公路”外，进出没有任何真正的道路。这种御用“公路”经常是崎岖蜿蜒在云南山区的在岩石上凿出来的一层层台阶。
一九四五年，当我最后一次看到昆明时，已经做出很大努力，起初是修筑老的缅甸公路，随后是修筑现已不再使用的史迪威公路，而首先是修筑了把云南省同国民党中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另一条主要的公路。还有一条通往邻省贵州的简直要报废的铁路。
今天，铁路交通很发达。你可以乘卧车直达北京，如果你愿意做这样漫长的旅行的话。此外，过去这里只有大约三千公里的公路，几乎只有一条孤零零的南北间的路线，现在达到三万公里，其中包括把昆明同一百二十八个县城连接起来的公路，（农场和市场之间的无穷无尽的小路还未计算在内）。只有内部的空运仍极为有限。
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工业中心来说，进出的通道显然是第一需要，昆明正是如此。只举出两个统计数字：在共产党人在内战中打赢之前，云南省每年生产三百五十六吨钢，而今天钢产量达到每年二十四万吨。同期，该省的工业总产值从一亿八千万中国元增加到三十五亿中国元。
很大一部分省办的新工业都不在昆明。但是除了矿业以外，比较大的工厂主要都在这里。因此，简陋但合用的工人住宅区、有时雇用一万多人的大型综合工厂以及随着工业化而出现的所有其他副产品现在已经吞没了过去如画的景色。
过去的肮脏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例如，这个城市布满着纵横交错的宽广平坦的林荫大街，有充足的电力和一套适当的清除垃圾的系统（这还包括把粪便保存起来供农田使用）。
昆明除了作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和省会之外，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它现在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所中国的国立大学曾在这里避难。
然而，这些避难的大学现在已经被不下于八所省立大学（其中有些应当属于技术学校）所取代，另外还有五所公开称为技术学校的学校。事实上，昆明的新任务之一是为云南省提供几乎是所有的医生、工程师以及该省需要的诸如此类人材。
为了免得我似乎把情况描绘得过于光明，我应当说一下：云南省从潜在的资源来说一向是一个富饶之乡，土地肥沃，矿藏丰富。只是由于该省地处边远，才使它的矿藏过去未能较好地开采。由于矿藏丰富，一旦昆明和云南相对来说不再是难于达到的地方，只有计划工作真正搞得糟糕才会阻碍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这方面，的确，我对我自己写的这些报道感到有点担心。我之所以要求看看我过去到过的一些省份，是因为这样我可以同过去进行对比。但这些省份实际上或从潜力来说都是富饶的省份。例如，我没有看过中国西北地区一些真正贫瘠的省份的新情况，我也无法判断。
然而，必须面对事实。今日的昆明会使你回想到美国的工业基地正在极为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代的情景。特别会使你想到大约在一九○○年时（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所不同的是昆明无论如何已不再有任何被流放的富人或其他富人了。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八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西安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设法了解文化方面的含义》，摘要如下：
中国的西安——西安本身或西安一带——是中国历史上五个大朝代建都的地方，它差不多快要有三千年的历史了，所以这里有很多文物古迹可以游览。但是这方面有一些意义更重大的含义，所以我将谈一些我看到的古迹。
西安平原过去曾经是不长树木、干旱已极的地方，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里已经绿树成荫，有着齐全的灌溉设备了。西安市过去是一个沉睡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老城墙圈里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工业中心。这里还有一个壮丽的博物馆，设在美丽的花园里，那里有一些原属孔庙的树木掩映的楼阁。
我们的东道主首先带领我和我的妻子去那里参观。那许多新的文物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参观唐墓是值得怀念的一天。不过读者很可能要问：我在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含义是什么意思。
首先，武后同秦始皇一起曾经被列为由于其暴行而被人们憎恨了许多世纪的中国统治者，而现在他们则被赋予“正面”地位。武后是一个暴君，但她把中国治理得很好。其次，这次参观古物的过程中处处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现在对中国的宏伟历史充满了激情。这使我感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征兆，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后。
【中央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白宫今天说，尼克松总统今天亲自向严副总统再次表示，美国继续保持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
白宫副发言人华伦告诉中央社记者说，尼克松总统同时告诉严副总统，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
华伦说，尼克松总统今天下午，在白宫接见这位中华民国参加美国故前总统社鲁门追思礼拜的特使，会谈二十分钟。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自去年二月访问大陆中共区以来，这是与中华民国高级官员所举行的首次高阶层会谈。
华伦向中央社记者透露，尼克松总统与严副总统会晤时，还讨论到当前亚洲及太平洋的情势。
随同副总统来美的外交部次长蔡维屏与沈剑虹大使，也参加这次会谈。
严副总统在会晤尼克松总统之前，曾与阿格纽副总统晤谈约四十分钟。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记者：约翰·巴顿）国民党中国副总统严家淦今天对记者们说，杜鲁门的确在关键时刻作出了一些对世界的许多地方的局势发展具有某种严重影响的重大决定，严家淦是代表国民党中国总统蒋介石来参加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杜鲁门举行的特别追悼会的。
严家淦后来同尼克松总统会谈了三十分钟。他还会见了基辛格博士。
严说，尽管日本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的时候出现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台湾和日本的贸易将继续下去。
可是他强调台湾希望使它的贸易多样化，这表明台湾将到其他地方寻求它一直从日本得到的某些货物。
【本刊讯】蒋帮《台湾日报》一月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华衣写的题为《外交风浪又一年送旧迎新仍多艰》的特稿，摘要如下：
旧伤新痛一并发作，去年是我国外交上最沉痛的一年。着眼于长远目标
在外交上，过分执著的自圆其说，在目前对我国的处境颇不适宜，因此，国内若干专家认为，今后，我国似仍将难以摆脱外交的逆境，在基本政策上，均盼望外交当局能从较长远目标着眼，外交错误是不容再次重演的。外交与商务的结合
外交当局目前已有了一项新的决定，即外交与商务结合。例如在最近的外交人员特考中即多增列了经济事务的科目，再由国贸局和经合会另外某些国际合作科处的一些动向也可看出，经济事务今后将是外交人员重大任务之一，根据我国驻外人员管辖权的规定，许多使外人员虽然可自其他部会借调，但驻外时则由外交部管辖，因此，他们的任务也就是外交部的任务。
外交与商务结合并非外交部单方面所能决定，因此外交部今后与其他部会的协调工作仍应加强。应加强三边外交
记者最近曾和某处长谈三边外交的发展，这位处长曾谈及三边外交的拓展。他说：目前由于姑息潮流的冲击，欲拓展外交关系的确有实质的困难，三边外交应该是条极可行的道路。
所谓“三边外交”即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将我国的技术向第三国输出，在国际技术交流上，“三边外交”早已成为实务外交的有力途径，这一趋势我外交当局似乎应妥为利用，用以突破中共在外交上的封锁。
目前的国际性金融机构计有世界银行，及世界银行所附属的三个机构，以及亚洲银行、非洲银行等。世银的发展权由于不以国别为代表，而以股权为代表，因此我国的合法地位并未丧失，透过此类金融机构，争取国际技术输出，用以争取与国，应该是条极有效力的捷径，我国在泰国、越南、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的成就均为有目共睹之事实，经济部和经合会方面目前亦正透过此类金融机构争取技术输出中，外交和技术结合所造成的“三边外交”是可能有成效，而也应加强的新途径。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钟荣吉写的文章，题为《面对外交战场上的挑战我将全力推动总体外交》，摘要如下：
这一年是我国在外交上挫折较多的一年。
一年来，有些国家对匪认识不清，或为共匪欺骗利诱而承认中共，政府已采取权宜措施，在有关地区建立据点，以维持我与各国民间友谊，并扩展对外贸易。
今年，我国先后与汤加、西萨摩亚两国新建邦交，另外政府为巩固我与现有友邦间外交关系，也针对各地需要，增加外交人员，或增设新馆，如我驻加利西哥总领事馆，关岛领事馆，驻巴兰几亚领事馆，驻个郎领事馆，驻开普顿领事馆都是新设的驻外单位。
可以预见的，今后我国在外交战场上，仍将面对着共匪笑脸外交的挑战，可能仍会遭遇若干挫折，但是，我国……外交当局将遵照行政院蒋院长的指示，以新的态度，新的行动，全力展开外交工作，创造新的反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