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苏联问题分析家》八月三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共产党在非洲问题上处于窘境》，摘要如下：
一位记者写道：俄国人目前在非洲问题上处于窘境。一种如果不是直接“反苏”，也是“非苏”（ＵＮ—ＳＯＶＩＥＴ）的现象在这个大陆的各地突然出现，有目共睹。在喀土穆，在苏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之后，莫斯科任命了一位级别很高的大使弗拉基米尔·波利亚科夫来整顿局势，并使苏联还在大加赞扬的虚设的苏联—苏丹友好大会具有某种实质内容。波利亚科夫是一个颇有学识的人物，他在阿拉伯世界并不是一个新手，他曾在大马士革和开罗任过职。但是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尼迈里将军还是草率地打发走了所有的东德人，认为他们是“对国家安全的危险”，同时却接待了一个庞大的中国专家代表团。
在边界那边的埃塞俄比亚，三月份签订了一项苏—埃协定，埃塞俄比亚皇帝为一个苏联现代农机中心揭幕。但是同时，亚的斯亚贝巴的众议院高兴地接受了中国的一笔贷款。
在索马里，中国人将要修建一条从贝莱特文到布劳、长达六百五十英里的战略公路，并且还要在摩加迪沙修建一个体育运动中心。俄国人极想把这两项工程承包下来。然而，索马里主席西亚德今年五月曾在北京受到红地毯的接待。苏联保持着它对索马里武装部队的影响，格列奇科元帅二月份曾视察过这些部队。但是苏联的经济援助计划失败了。几个月前，逃到美国的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劳伦斯·布里特在参议院委员会前透露了捷克斯洛伐克经常在坦桑尼亚搞颠覆活动的细节。这一点使整个苏联狼狈不堪。
比较最近的是，莫斯科人民银行的伦敦分行以一种与其说是愤怒，而不如说是悲伤的心情宣布，它不会因加纳拒绝偿还欠苏联的一些债务而采取报复行动。几天后，莫斯科电台对非洲的广播解释说，加纳的经济是它过去殖民时代的遗产，只有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才可能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它表示希望，救国委员会主席阿昌庞上校会改造加纳社会的基础。但是加纳的军事政变使苏联产生的巨大希望迄今一直落空了
——这是苏联报纸自己所间接承认的。对非洲局势的幻想破灭在苏联的报刊电台上是明显的。卢蒙巴时代的美梦已经一去不返。当时，赫鲁晓夫当真认为，只要非洲人放弃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异端”态度，“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在这个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占上风。十年后，只有在刚果——布拉柴维尔，作为例外情况来说，还有在索马里可以找到这两种局面。它们可以使克里姆林宫聊以自慰，因为在承认马克思主义为其指路明灯的这些共和国里，中国人目前正大大领先。
事实是，在非洲，苏联被别人远远地胜过了，并且它的摊子铺得太开。它既不能同西方的技术，也不能同毛泽东主义者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相竞争。它缺乏专家。在苏联仍然在非洲大陆上存在的桥头堡上，俄国人不得不依靠卫星国家——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来执行“照管和维护”的任务，虽然他们可能清楚知道，这些卫星国，从长期说，是靠不住的。俄国人和非洲人之间彼此幻想破灭的心情是存在着的：莫斯科的卢蒙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在建立后的十年，看来像是心理上的一个错误，因为它让大量的非洲人和俄国人彼此看清楚了他们的真面目，而不仅仅是作为光泽的杂志书页上的印象。
事态的这种转变使得苏联在非洲的方针路线变得讲究实际了。在那里活动的苏联人员愿意同像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这样一些昔日的死敌交朋友。他们准备同传教士搞好关系。而在国内，塔吉克、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党组织因“它们反宗教工作的缺点”而公然受到严厉批评。当苏联的刊物在辱骂“部族主义”时，苏联的外交官和工程师却出席了非洲一些部族举行的仪式以促进贸易和显示苏联的力量。目前，勃列日涅夫主义在这些遥远的地区听起来是空空洞洞的，甚至在“社会主义”地区也是如此。在那里，由于苏联坦克近在咫尺，这种主义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本刊讯】英《苏联问题分析家》杂志八月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莫斯科，开罗……和布拉格》，摘要如下：
戏剧性地加以宣扬的苏联军事专家被逐出埃及一事，标志着苏联在中东的整个地位受到了一次惊人的打击。但是，除了这件事本身所固有的重要意义以外，还可以从更加根本的角度，把这件事看作是又一个说明整个苏联外交政策性质的事例。
因为它再一次表明了很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就任何本来的意义而言，苏联根本没有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已经援引过理查德·派普斯教授的话，他指出：早在沙皇时代——而现今更加如此
——“民族利益”的概念在俄国人的脑子里就是格格不入的；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同外国人的关系就主要是一个如何征服和吞掉与他们为邻的民族的问题；设想俄国会仅仅起它自己一部分作用的这种关于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概念是谬误的。事实上，当我们说苏联没有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莫斯科的统治集团来讲，外国在原则上不是敌人就是卫星国。有着相互尊重的共同利益的真正盟国的想法是不存在的。
在苏联的外交中唯一合法的考虑就是苏联的权利和利益。一个盟国（例如埃及）不过是要加以利用的对象——就像“人民阵线”中的一个社会民主党一样；在这方面的合作也并不排除削弱、渗透和搞垮这个盟国的企图。相反地，是跟这种企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中东，苏联的政策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但与此同时也企图搞垮或者接管阿拉伯民族主义。当阿拉伯人在六天战争中失败以后，苏联同意重新武装埃及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埃及军队撤换那些在共产党看来“可靠性成问题”的分子。他们作出了重大的努力来渗透埃及的公安部门。同时，对于亲苏的阿里·萨布里集团给予了一切支持。萨布里集团一九七一年五月的垮台和被捕，自然意味着该集团的得胜对手萨达特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种隐患，尽管萨达特希望从苏联得到好处。去年七月共产党在苏丹发动的政变以及八月在也门发生的一次类似的共产党支持的尝试，进一步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对苏联的敌视增长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苏联的意识形态对伊斯兰教并不比对犹太文化更同情，从中亚的党报就可以经常不断地看到这一点。阿拉伯知识分子很懂得这一点。
不仅如此，苏联外交政策的整个原则还表明，即使在埃及所主要关心的以色列问题上，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俄国的利益和埃及的利益是相同的。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楚：苏联的支持无论在军事上说是多么宝贵，却是以实际废除埃及的目标为代价的。俄国人拒绝把埃及人所要求的先进进攻性武器交给埃及人，就证明了这一点。俄国人所想要得到的，并不是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全面胜利，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除非美国第六舰队从地中海撤走）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相对抗。对于这一点，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已经很难再视而不见了。苏联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是那些，而不过是着眼于苏联势力的长期扩展和最终的统治而要控制埃及以及任何其他的诸如叙利亚和伊拉克这样的有希望的阿拉伯国家。
正如本刊前几期所预计的那样，苏联现在大概是在作策略上的调整。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些手腕，它们并不反映原则上的任何改变。长远的目标和永久性的动机仍然一如既往。而且，这些目标和动机不仅适用于中东，还同样地适用于中欧以及西欧。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六日电】题：苏共中央公报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克里米亚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晤的结果后，表示坚信这次会晤是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团结与配合方面的一个新的重大步骤。
克里米亚会晤的参加者一致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和平对外政策的深刻的生命力和效能，以及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和平纲领的巨大国际意义。
对欧洲现有边界不可侵犯性和各国领土完整性的肯定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整个过程，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有着决定性的联系，上述过程具有越来越深刻的意义，涉及到新的国际生活领域，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中确立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原则。
苏联和波兰分别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的条约的生效，关于西柏林的四方协定的生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同西柏林市政府签订的协定的生效，同法国和一系列其他西欧国家的求实互利关系的发展，都在为欧洲局势的根本性健康化，为彻底消除“冷战”后果，为建立睦邻关系和巩固欧洲和平创造良好前提。
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尽快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在承认慕尼黑协定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这个基础上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这样是会符合欧洲与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克里米亚会晤肯定：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动政策，由于其他有关国家的建设性立场和由于进步公众的活动，要在最近就开始实际筹备将成为在各国集体努力的基础上建立欧洲持久和平体系这条道路上的重大步骤的全欧安全合作会议，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
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其中确定了实现克里米亚会晤的结论的实际措施。
【本刊讯】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今年第七期（六月二十日付印）刊登科勃林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当前世界政治问题》，文章共分五部分，其中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的道路上》，现将这部分摘要如下：
今年欧洲春天的标志是更加趋向于共同寻求解决争端的办法。
但是不能不考虑到，正在欧洲不断发展的进程在西欧国家的各阶层中和大西洋彼岸所引起的反应绝不是一样的。无疑，资本主义世界相当多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是赞同已经出现的进展的。同时，他们使那些一贯指望欧洲保持紧张局势、指望欧洲永远分裂的人感到明显的不满。这些人士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这个“罪恶同盟”有英国保守党的“极端分子”、西德复仇主义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洋彼岸的头目、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的军火工业垄断组织。
和平欧洲的敌人正在变换手法。现在他们已经不想正面攻击欧洲安全的主张以及反对召开全欧会议。他们现在搬出“苏联威胁”这个吓人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代之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企图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建立欧洲合作的愿望说成是出于“私”利。例如，资产阶级宣传机关最近企图使西方公众相信，似乎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对苏联来说仅仅是面对北京的反苏立场而保障自己后方的一种手段。
西欧某些人士把英国、丹麦、爱尔兰和挪威加入共同市场，不仅看作是加强西方对社会主义东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峙的手段，而且看作是加强军事上对峙的手段，这不是秘密。例如意大利《晚邮报》发表文章，谈到“真正的欧洲主义者”力图把西欧变为“第三大国”，变为“一个从对外政策、军事政治和政治意向的观点来看是真正统一的”大国。西方一些军事书刊鼓吹建立“西欧安全力量”、“西欧司令部”、“欧洲装备共同市场”的计划。巴伐利亚基督教民主联盟首领施特劳斯走得更远，他认为扩大共同市场就可以建立“联邦国防军也可能使用的英法核同盟”。呼吁西欧国家在军事方面进行密切合作要数希思政府最积极。美国参加“六国集团”的条约签订以后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谈到了成员国在防御方面的密切合作。
一九七二年春，有人曾不止一次设法使法国回到它于一九六六年退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体系。顺便说一下，这还不仅仅是计划。据西方报刊报道，五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计划委员会和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集团会议上，讨论了建立全欧国防工业的具体措施。
当然，这种意图使那些现实地评价欧洲政治的发展前途和愿意开始探索在欧洲建立可靠的安全体系的人士理所当然地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