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七日一期刊登了一
篇该刊的全国性调查，标题是《美国今天的情绪》，摘要如下：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工作人员刚刚周游了全国，在城市、小镇和乡村同各行各业的人们进行了交谈——更确切地说是倾听他们的意见。
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所发现的是一种奇怪的情绪——一种超乎于无可奈何的无动于衷的平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看来与日常生活关系甚小。他们表示不太相信政府能把事情搞好，也不太相信官员们甚至能够理解美国今天的事情。
普遍的态度是：现在情况可能是糟糕的，但是它们可能会更糟。
下面是美国人在一九七二年春天所谈论和考虑的一些问题的代表性事例。
钱——这是所有的人谈论最多的话题
如果说有一个问题今天在这个国家的人们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话，这就是经济——不同地表现为价格、工资、职业和企业情况。
在被问及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说，他对现在同通货膨胀和企业不景气作斗争的情况感到高兴。
堪萨斯州哈钦森的一位家庭主妇迪克。罗伯茨夫人说：“每一次工会争取到了增加工资，物价也随即同样地上涨，倒霉的还是穷人。生活费用是涨了又涨，看不见尽头。”难于赶上。很多美国人说，他们简直追赶不上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伯明翰的一位警察Ｒ·Ｅ·泽纳就是其中之一。泽纳先生说：“去年生活费用上涨了约百分之六点二五，而我们警察得到的补偿只有其中的百分之三。”
在很多地方，人们担心的是根本找不到任何职业。犹他州莱顿的一位天主教神父弗雷德里克·德雷格说：“在犹他州，人们最关心的主要是就业问题。希尔空军基地是本州最大的雇主，而现在由于战争逐渐缩小，它正在削减人员。这是造成不安的一个真正的根源。”
纽约市的一位女招待员玛丽·希尔默激昂地说：“由于牛肉末的价格达到将近一美元一磅——而且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人们怎么能够对此不担心呢？当我听到农业部长说，肉价高是好事，因为这样就能确保他所喜欢的好肉随时能买到，我听到这话都要气疯了。”控制无效吗？宾夕法尼亚奇科拉的一位钢铁厂的工人威廉·里夫斯这样说：“我所知道的就是，当你从店铺出来时，你花的钱比上一次多了。食品和非食品货物的情况都是如此。价格控制那儿去了？”
新泽西州加菲尔德的一位储蓄贷款公司的经理尼古拉斯·洛鲁索说，经济是一个“大问号”。“我们一直听到说，确实经济正在恢复，但是没有涌现出信心。大批金钱流进储蓄贷款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很担忧。我没有看到就业机会增加。”
党派斗争——没有很多选民感兴趣
在被采访的人们当中很少有人表示对一九七二年的竞选活动有很大兴趣。很多人表示，他们不相信任何候选人，也不相信报道这些竞选人的言论和行动的消息。
虽然人们对尼克松总统本人几乎没有什么热情，但是对任何民主党候选人表示的激动情绪则更少。
衣阿华州的一位名叫韦恩·哈丁的钉马掌的人说：“我认为哪一边也没有什么好人选。”
肯塔基大学的一位学生卡蒂·贝尔弗伦斯说：“尼克松是一位非常高明的政客。他了解美国的心理状态并且去迎合它。我对此非常讨厌。一位总统不应把自己降低到这样的水平。”
在洛杉矶一家储蓄贷款所工作的莫尼卡·弗里德曼夫人说：“几年来我一直反对尼克松，但是他一直在上升，就像不死鸟从它自己的死灰中复生一样。”厌恶党派斗争。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今年第一次有选举权的二十岁以下的青年，说，他们对党派斗争的幻想完全破灭了。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一位年轻的药房店员艾林·奥特罗小姐说：“无论哪个党当选，看来都不会有很大的区别。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搞他们的花样，谁获胜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腐败的国家里。”
丹佛的一位银行家特伦斯·瑞安评论说：“你作为一个公民，当我看到有六名或八名参议员经常在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活动时，我都快要发疯了。现在没有人真正信任他的政界领导人。”
宾夕法尼亚州洛克黑文州立学院的一名二年级学生安·里迪说，在她的学校的总共约二千四百名有选举权的学生中只有二百七十七名登记要投票。她还说：“所有的候选人在电视上看起来都很可笑。好象是一个大马戏团。”
学童乘校车——一个日益使人们激动的问题
今天在美国的许多地方，一提起用汽车运送学童以便在公立学校实现种族平衡的问题，就会听到一场热烈的争论。
在路易斯维尔的一家烟草公司工作的一位黑人约翰·科尔说：“如果你用汽车运送学童是为了使他们能更好地受教育，那么我要说这很好。但是不应为了种族平衡而用汽车运送他们。”
耶鲁大学的一位名叫斯图尔特·罗索的学生认为：“就我所能看到的情况来说，反对车载学童是一种露骨的种族主义言论。”
宾夕法尼亚州威廉斯波特的一位律师小莱斯特·格里夫说：“据我了解，没有人赞成仅仅为了实现种族平衡而用汽车把孩子送到很远的地方去。”赋税——要求减税的呼声
很多美国人抱怨说，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各种赋税令人痛心地吞食着他们的很大一部分收入。纳税人常常要把他的愤怒转嫁到接受福利救济的人们身上，认为这是造成问题的一个重大根源。
洛杉矶的一位停车场看守人克利福德·休斯说：“赋税要杀死我了。我的收入看来是停滞不动，但我买的每一件东西的价格和赋税却一直在增长。”
在康涅格州东黑文居住的铁路工程师小史蒂文·赫林顿说：“在一九五三年，当我购买我的房屋时，税收每年约为二百八十美元。现在按照计划的税率计算，我要缴纳的税款将为一千美元左右。如果拥有财产的人不能很快地得到减税的话，那么将出现一大批减少其财产的人。”
纽约州罗彻斯特的一位书记员谢里尔·凯尼恩说：“赋税把我搞得心烦意乱。每周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都要缴税，这把我气得快要发疯了。我看不到这钱到哪里去了或者干什么用了。”
在洛杉矶一家保险公司当信差的单身汉杰克·史密斯说：
“中等阶层和单身的人们担负着负担。如果一个人有十个孩子，我认为他应该支付有十个孩子所花的费用。现在的情况是，它们企图迫使你结婚以便得到较轻的赋税。”
纽约市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萨姆·范斯顿说：“华盛顿和市政厅——它们都一直在吮吸我的血汗，我想，要一直到吸干为止。而使我感到恼怒的是，我知道，他们从我身上榨取的东西有一大部分用来支持那些靠福利金生活的无业游民。如果在这个国家要发生一场革命的话，赋税将会触发它。”犯罪——恐惧和暴行在增长
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人们很大的担心是关于犯罪，最普遍的抱怨是对于当局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
纽约市巡逻人员互济会的公众关系负责人霍华德·莫尔斯说：“这里的人们在一种恐惧的气氛中生活——这是令人震惊的，但是这是事实。作为一个在纽约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我爱这个城市，而且我选择继续住在这里。但是象其他人一样，我有一种恐惧的心情，当我夜间走路时，总是听到有脚步声跟着我。”
康涅狄克州斯坦福德的一位旅馆会计保罗·怀尔兹回忆说：“有一天夜间，一位太太在旅馆外面散步，一个男人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就害怕起来。于是她要一辆警车护送她回家。这是这里的人们的恐惧心理的一个典型例子。现在他们的恐惧感大大加重了。”
在纽约州的弗里波特，一家妇女服装店的管理员亨利·施皮茨勒说：“人们害怕在大街上散步，拦路抢劫的盗匪和勒索金钱的绑架者到处都是。在这里犯罪已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因为白人和黑人都卷进去了。”
匹兹堡的一位旅馆书记员里贾纳·赫勒夫人回顾说：“我养了两个儿子，我从未对他们感到担心。现在我担心我的年轻的孙子们，担心他们可能去吸毒。”越南——一个正在消失的问题在这次调查中所接触的美国人很少表示他们对越南战争甚为关心，但对某些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一碰就疼的疮疤。
印第安纳州北维农的一位报纸编辑小理查德·迈耶说：“越南象一个奄奄一息的远房伯母或叔叔。你偶尔想到它，并对它感到可怜。也许你感到一点自疚。但是你不会由于担心它而夜不成寐。人们只是不时地想到它。”
肯塔基大学的一位大学生蒂姆·米勒评论说：“现在这场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人道，因为它进行计算机指导的轰炸。军方现在在那里所干的勾当确实是令人震惊的。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一点。很难有人再到越南去。”
纽约市的一位杂货店伙计艾尔·坦南鲍姆说：“就我的看法来说，我们首先就不应该去那里。我认为，无论如何共产党人最终将接管越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干的事有什么效果呢？”
这些意见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共产党人在越南发动目前攻势的前夕发表的。忧虑——对某些人来说，
小问题是大问题
那些最使人感到忧虑的问题常常不是在报纸上占有头条位置的问题。
在这个国家的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巨大的担心是，“外地人”为了摆脱拥挤的城市而大批流入将破坏这些地区的安静生活。蒙大拿州阿纳康达的一位妇女说：“我是一个孤立主义者。我希望在蒙大拿州周围筑起一道高高的围墙。”
来自附近的斯科特斯代尔的一位大学生戴维·斯塔克说：“当你由于烟雾而无法在早晨看见菲尼克斯城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发生了污染。人们为了健康而从东部来到这里，结果是他们呼吸到的空气与他们离开的那种空气完全一样。”
一些美国人——其中包括一些青年人自己——对青年人的前途感到关切。
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的学生拉纳·戈登说：“我对自己将来要干什么考虑得很多。许多学生也是这样。当你毕业之后，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问题。”
【本刊讯】香港《工商日报》七月十三日刊登了美一研究院对美国的财富及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情况所作的调查报告，摘要转载如下：
美国财富分配严重的不均，可能是美国社会上一个基本问题。一项有关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研究报告受到各界极大的注意。这是剑桥研究院的乌顿和利安提出的。研究报告说：“美国的财富及收入的分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不均情况，这种情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已存在，至今没有改变。”换言之，美国的富者仍然富有，贫者仍然贫穷。此外，贫者所要交纳的税款多了，富人的所得税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却不断降低。
乌顿—利安的研究还举出了下列一些事实：
——战后以来，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家庭，其每年收入比低层的五分之三总和为多。以下是美国五个阶层每年的平均收入的约数；最穷的五分之一每年收入不足五千美元；富有的五分之一人的收入每年一万四千美元以上。据说有百分之五最富的人每年收入超过二万四千美元。
——占五分之一人口的最穷的人共有一千零四十万个家庭，其在全国国民收入中所占不足百分之六，亦即每年平均收入仅及三千零五十四元。
至于另外五分之一最富有人士的一千零四十万个家庭，在全国国民收入中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可得二万三千一百美元收入。
——美国的个人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扩大贫富之间的财富差距。以一九七○年的美元购买力计，最穷的人家的收入，仅由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九百五十六元，增至一九六八年的三千零五元，但最富有的人家的收入，由一九五八年的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五元，增至一九六八年的二万一千九百七十三元（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元增至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因而形成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乌顿—利安的研究报告显示下列不公平现象：
——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富有人家，一九六二年拥有百分之七十七的个人财富，相当于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穷人及小康之家的个人财富的三倍。
——个人的股票投资者的数字，由一九五六年的七百万名增加至一九七○年的三千一百万名，但最富有的人家所拥有的公司股份，则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五增至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六。
哥伦比亚大学的干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也是罪案、少年犯罪及各种社会疾病，例如酗酒、吸毒及精神病的促成因素之一。经济的不平等使人感到自卑，而自卑则会产生愤恨或忿懑……忿懑会造成犯罪，无意义的暴乱以及反抗政治。
假使事实确是如此，重新分配收入与财富，不仅可以使富人多缴所得税，并且可以减少社会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