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意大利卢卡七月二十八日电】法国总统蓬皮杜同意大利领导人进行的为时两天的会谈今天在这里结束，双方申明愿意在货币问题上加强合作。蓬皮杜在他同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举行了第二轮会谈后说，会谈“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有益和积极的和解”。
双方发言人在就会谈共同发表的意见中说，他们看到在改革世界货币制度的“最终目标方面是意见一致的”。意大利和法国发言人说，两个代表团都“重申它们愿意通过加强它们在货币方面的合作来实现欧洲和货币联合”。
发言人说，会谈集中在“欧洲建设所取得的进展这一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对一些根本问题已经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
他们接着说，双方表示“共同希望”包括扩大了的共同市场的所有成员在内的西欧最高级会议将能按计划于十月份在巴黎举行。
这项共同意见还认为，他们还一致认为设立一个“由欧洲议会对共同体的活动实行控制的新组织”是适时的。
【安莎社比萨七月二十八日电】法国发言人说，蓬皮杜和安德雷奥蒂在讨论地中海问题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方面，指出中东冲突影响了它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据说双方还讨论了天然气的供应问题以及法国建议意大利采用法国设计的“色康”彩色电视系统的问题。
【美联社意大利卢卡七月二十八日电】（记者：爱德华·马格里）蓬皮杜在启程去巴黎以前说，他同意大利总统利昂纳和总理安德雷奥蒂举行的会谈产生了巴黎和罗马间的“有成果的和解”。
但是，在欧洲政策问题和在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上，两国还存在一些分歧。蓬皮杜坚持说，欧洲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货币方面应该进一步摆脱美国而独立。
【德新社卢卡七月二十八日电】两位国家元首和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在这次会谈中讨论了双方认为必须在会议之前解决的所有问题，以便使会议有可能产生具体的和有意义的结果。
接近蓬皮杜的会议人士表示，看起来蓬皮杜终于已争取他的意大利东道主同意以下这一点：欧洲会议的议程应该把拟议中的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列在首位。
【路透社巴黎七月二十八日电】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对意大利进行了两天的访问以后今天乘飞机返回这里。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七月二十九日
——三十日一期刊登了让·莱塞尔夫写的题为《地中海的趋向》的社论，全文如下：
蓬皮杜和意大利的政治领导人会晤中谈到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超越了共同体的范围，而具有一种世界性的重要意义。这就是地中海的安全。法国象意大利一样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负有重大责任，但没有多少办法进行活动。苏联和美国舰只在这个海上巡航。在东岸，是近东火药库。我们能使这里发生什么变化呢？
长期以来，欧洲共同体感到，它应该在法语非洲活动的同时，也在这些地区开展活动。共同市场的大部分优惠协议都在这里，这些协议大大地触犯了美国人。委员会曾想走得更远，并通过给予广泛的技术援助，同这些国家建立关系，“向他们表示友谊。”这种努力可能实现，尤其在“最高级会议上”。至于法国，它建议，十国共同体向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提出缔结关于大部分贸易和技术援助的自由贸易协议。
安德雷奥蒂最近主张直接触及安全问题：召开一个地中海沿岸国家会议来研究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区，而不是一块进行阴谋活动的地方。他肯定向蓬皮杜谈了这点。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谈内容现在还保密。发言人只谈到这个地区的发展问题，以等待中东冲突结束。蓬皮杜无疑认为必须从经济协议开始，这不是毫无道理的，而他的对话者看来也同意这样做，只要安全问题本身不要被推到遥遥无期就行。无论如何，直接涉及军事问题的主动行动将受到很大的怀疑。地中海人民遭到严重分裂。他们喜欢复杂的、甚至拐弯抹角的外交，这种外交要求保持行动自由。那些想要援助他们的人经常遭到痛苦的失望。安全最终要建立在微妙的平衡之上，希望改变情况而又不带来无法计算的后果，那是极其困难的。
但是，即使作出的努力只是使行动有一个小小的开端，也必须试着委托一些独立的人士确定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取得进展，哪怕结果只是说明问题的事实和对公众舆论发出警报。
总之，必须同时为争取发展和安全而工作。
即使我们通过恐怖的平衡勉强维持了富国之间的和平，我们在异乎寻常地发展武装力量后，如果没有能力控制对这些武装力量的使用，没有能力向集体安全迈进，那末，我们这一代将对后代犯下严重过失。地中海是急需采取行动的问题之一。
【本刊讯】西柏林《每日镜报》七月二十七日发表了该报总编辑约阿西姆·伯尔克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苏联的不信任》，摘要如下：
苏联的德国政策是把联邦共和国的重量列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他们认为，通过同苏联建立良好关系的建议就可以抵销这一重量。他们甚至希望，他们重视联邦共和国，联邦共和国将因此而受到其迄今的伙伴的怀疑。如果联邦共和国现在也有自由和北京建立关系并扩大这种互利的关系，无疑有可能危及上述一切。因为由于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有可能产生波恩既和莫斯科又和北京有良好关系的状况。昨天东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不光是对施罗德的北京之行，而且还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对于东德共产党人对施罗德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所有的攻击，可以置之不理。但《新德意志报》社论里有这样一句关键性的话：“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理解这一事实，即勃兰特总理支持施罗德的计划，并且对施罗德的会谈作了相应的指示”。
换言之：苏联人不是害怕基督教民主联盟——作为反对党，或者未来可能的政府——将会做些什么，东德共产党人及同他们一起的苏联人倒是有某种担心，即勃兰特也可能过早地在联邦共和国的世界政治游戏中用中国这张牌。
《新德意志报》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提醒联邦政府注意德国东方政策的工作基础：在同中国建立关系之前，首先履行对苏联有约束力的义务。从《新德意志报》文章也可以推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指的是那些义务。文章批评红色中国人谋求同“帝国主义者”建立比同共产党国家还要好的关系，特别是批评他们企图破坏由苏联人建议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苏联人承认，欧洲安全会议是一种特别符合俄国大国在欧洲的利益的外交工具。第二：只有当欧洲安全会议在有两个德国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取得成绩的时候，苏联方面才不会给联邦共和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设置障碍。在这以前。联邦共和国可能为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国家保持它所希望的良好关系而持保留的态度。
人们将看到，勃兰特对苏联政策的这种劝告会做出怎样的答复，这种劝告也第一次暗示了对他（勃兰特）的某种程度的不信任。
【本刊讯】《柏林晨邮报》七月二十七日以《激动》为题写道：
克里姆林宫通过把施罗德直截了当地说成是“帝国主义分子”，并把他与好人勃兰特对立起来，而试图在对华政策方面也在联盟党和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政治家之间挑拨离间。施罗德的还击是有外交手腕的。他一再宣布他将在波恩首先通知政府，就是要使这种挑拨变得无力。
【本刊讯】苏《新时代》周刊第三十一期（七月二十八日）刊登了伊凡诺夫的题为《田中角荣正在确定方针》的文章，摘要如下：
田中内阁是在日本面临采取重大决定的时刻开始执政的。日本的未来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局势的发展，将取决于日本新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方针。
日美垄断组织对抗的加剧导致了日本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联系体系中的重大进步。在日本领导集团中，要求削弱在政治和经济上向美国一边倒的现象的愿望日益加强。通过对外经济联系多样化和发展同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来使日本对外政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的趋向越来越明显。
在提出解决日美矛盾和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任务的同时，苏日关系问题已成为日本新内阁密切注意的目标。
田中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总裁之后立即表示主张扩大同苏联的经济联系，并答应为活跃日苏接触而作出努力。田中七月十九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苏联是一个邻国，日本将同它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并应当缔结和约。
至于苏联，正如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的，“我们愿意同日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建立和发展广泛的互利合作，以便使这种合作将有助于和平事业”。由于苏联奉行这一路线，近来才得以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出现向着更好的方面的明显转变。苏联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伙伴中，日本现在已占第一位。
两国在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自然资源方面的合作，将为进一步发展苏日经济联系开辟新的前景。
筹备和签署苏日和约将会对在睦邻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苏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苏联公众赞同葛罗米柯访问日本时就一九七二年开始进行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
但是，不能不看到，在日本国内外还有不少人反对发展苏日睦邻关系。日本某些集团试图把发展苏日关系，特别是缔结苏日和约同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对立起来。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日本报纸援引日本外务省的材料所指出的那样，北京阻挠加强日苏睦邻关系的企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向日本方面”的内幕所在。
日本某些报刊对于苏联在即将举行的关于和约问题的谈判中的立场加以歪曲的企图，有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苏日关系的障碍。
【法新社莫斯科七月二十八日电】苏联《新时代》周刊今天（二十八日）告诫说，“日本某些人士”反对发展苏日关系，而赞成改善东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这家杂志在提到日本外务相大平正芳前不久的一次讲话时说，中国为同日本改善关系而作的努力旨在“阻挠日苏间发展睦邻关系”。
这家苏联杂志要求草拟和签署一项苏日和约，以确保两国今后的良好关系。
【美联社波恩七月二十九日电】（记者：安东尼·科林斯）一位德国反对派领导人在进行了一次空前未有的中国之行以后已在今天回来，这次中国之行对于勃兰特总理重新当选的机会可能既有利又有害。
施罗德访问看来得到成功这件事对勃兰特来说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施罗德是反对党的副领袖和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们似乎为西德对外政策和贸易的新的推行开辟了道路，使他能够反击一种指责，即说他同莫斯科的关系损害了同莫斯科的主要共产党敌人中国建立联系的机会。
施罗德在他的两周访问前后，同勃兰特政权保持密切的接触，并强调说，他是作为西德的一个不分党派的使节行事的。
尽管施罗德说他的访问是超出党派斗争之上的，这次访问成功必然会产生政治影响，从而可能损害勃兰特今年晚些时候为争取重新当选而进行的斗争。
这次访问提高了施罗德的威信。如果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这次选举，施罗德必然会再次成为外长。中国人选择一位反对党领袖作为应邀访问北京的第一个波恩政界领导人，而没有选择勃兰特手下的一个人，人们认为这显然是对勃兰特的对外政策的有意冷落。
人们认为，中国人觉得，这位总理太热心于努力同苏联东欧集团改善关系。施罗德的反对党人已做了同样的指责，说勃兰特过于倒向莫斯科，因此危及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改善关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