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28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美《洛杉矶时报》七月四日刊登了斯坦利·瓦迪斯的一篇文章,题为:《立陶宛的抗议行动不是孤立的》。摘要如下:
    最近立陶宛的反政府示威是新的戏剧性的证据,证明苏联国内反莫斯科的民族主义浪潮日益高涨,民族主义力量和自由势力越来越汇合在一起。
    苏联报纸承认,有两人自焚以及在考纳斯举行了示威,在示威中,成千的学生和工人袭击了共产党和秘密警察总部。仅这种承认本身来说就很不寻常了,它表明该政权对立陶宛的事态发展感到十分不安。在苏联别处,一九六二年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由于食品问题曾发生骚乱,一九六五年,亚美尼亚人曾经闹事以及一九六八年鞑靼人曾举行示威。但是,立陶宛的这种抗议是人们最近记忆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统治者希望,在老一辈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将通过苏维埃化而在年轻一代中消散。尤其是他们希望工业化会改变年轻一代的心理状态,从而使他们感激莫斯科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然而,读一读最近苏联立陶宛的报纸,可以看出,年轻的立陶宛知识分子和工人认为,战后取得的进展,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援助和霸主式的统治的话,也是可能取得的。事实上,工业化大大地提高了立陶宛的生产力,并且使城市人口增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
    然而,立陶宛人并不感激工业化政策。这种政策带来了莫斯科对立陶宛生活的控制:俄罗斯人的流入、文化俄罗斯化、俄罗斯人指挥地方共产党和政府,摧残宗教和否定民族和政治权利。
    考纳斯的示威是生动的证据,表明莫斯科没有能赢得在苏维埃统治下成长和受教育的年轻立陶宛人的效忠。在五月十四日自焚的卡兰塔只有十九岁,他在自焚前发表了讲话,谴责苏联压制民族和宗教权利。那些参加示威游行的人几乎绝大多数属于三十岁以下这一代。指出下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卡兰塔是共青团团员,并且生长在其兄弟们都是共青团员和父亲是共产党党员这样一个家庭里。同时,据旅行者报道,尽管年轻的卡兰塔是共青团团员,但是,他是忠实的宗教信仰者。一些已公布的被捕者的身份表明,工人的人数至少同学生一样多,在年轻人中,甚至在共产党人的家庭里,还有在工人队伍中的这种坚持民族主义的效忠的做法暴露了莫斯科的思想灌输的无能。
    这种民族问题同民权问题的结合是苏联一个新的事态发展。它表明了俄罗斯自由势力同非俄罗斯民族势力联合的可能性。这种联合在俄国革命史上是重要的,并且最终可能大大影响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苏维埃社会自由化的前景。
    因此不应把最近立陶宛的革命的、表示抗议的自焚和示威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应看成是对苏联国内事态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美新处纽约七月七日电】题:《纽约时报》关于立陶宛局势的社论
    《纽约时报》七月六日就立陶宛局势发表社论如下:
    据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另一名立陶宛人自焚,以抗议苏联对他的国家的占领。这是最近的一个事例、使人清醒地想起了今年在这个小小的波罗的海国家爆发的不满浪潮。
    天主教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如此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以致不必辩论到底是宗教压迫还是民族压迫是产生目前的不满现状的根源。而偷偷运出立陶宛的抗议请愿书和其它的要求援助的呼吁书表明,立陶宛人认为,莫斯科希望消灭天主教宗教以及立陶宛的语言和文化。当然,这一目的大概是强制使小小的立陶宛民族同化到汪洋大海似的俄罗斯人当中去——人们知道这一作法在沙皇时代就是叫做“俄罗斯化”。
    关于最近爆发的立陶宛人公开反抗一事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轻人的作用,这些年轻人是在苏联统治下出生和长大的,他们记不得一个独立的立陶宛国家了。
    当然,只要立陶宛人单独地进行抗议活动,莫斯科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的对现状不满活动镇压下去。但是很有理由认为,在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其它非俄罗斯共和国中有着类似的民族主义情绪,且不说另两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了。如果非俄罗斯少数民族能使他们的活动结合起来,能建立一个反对俄罗斯化的联合阵线,莫斯科将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美联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三日电】俄国消费品实业家们由于没有实现现代化和没有帮助满足苏联公民提出的增加和改进家庭用具和消遣用产品的要求,在二十三日受到攻击。
    政府为了设法实现关于要比苏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关心俄国消费者的诺言,把“没有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要求……”归咎于这个国家的消费品工业的计划人员和管理人员。该政府的中央统计局在它的一个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半年度报告中提出了这种批评。
    大概使街上的俄国人更感兴趣的是,今年上半年国内零售计划没有完成,洗衣机、电冰箱和其他家庭用具仍然不足。统计局指责,那些为生产这些项目制造机器的人忽视最近的“科学、技术成就”。
    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五点四,这同去年百分之七相比就反映出了情况。
    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六点八,而一九七一年上半年的增长数字为百分之八点五。今年,在苏联十个主要工业部门中有八个工业部门都在以较慢的速度从事生产。这八个部门包括轻工业和食品工业。
    苏联经济计划人员显然将受到克里姆林宫的沉重压力,以便在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但是,除非国家能生产质量较好的、数量较多的商品,否则国家的劳动力可能继续要更多地关心消费品,而不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表。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二日电】苏联今年上半年的生产数字今天表明,尽管十八个月以来一直在加速改善消费品的生产,但商店的货品仍然感到不足。
    塔斯社说:“尽管贸易额大大地增长,但是,人们对某些商品的越来越高的要求仍然得不到完全满足。”塔斯社没有具体说明哪些商品供应不足,但是人们普遍抱怨诸如质量好的锅盘、鞋袜和冰箱那样的家庭用品供应不足。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三日电】一项苏联官方报告今天表明,在今年上半年苏联工业生产和每年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一九七一年同期缓慢。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据美国农业部对苏联农作物的一份分析,自从六月中以来的苏联农作物收成前景虽有一些改善,但苏联谷物生产仍然低于计划所定标准。报告说,受到重大损失的是冬麦,受损失原因是冰冻和其他因素。因此,收获量可能从一九七一年的收获量一亿一千三百万吨减少二千万吨。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二十二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户张二十一日从香港发回的一条电讯,题目是《中国对西欧也展开积极外交
    ——冷眼窥视苏联,谋求改变对西欧外交的方向》,摘要如下:
    继法国外长舒曼访华之后,西德前外长施罗德访问中国。正当中国冷眼窥视苏联并正在谋求改变对西欧外交的方向的时候,因此可以说,施罗德访华具有超出了两国关系范围的重要意义。
    香港的观察家认为,中国的意图是想把过去仅仅限于经济关系的两国关系扩大到政治领域。也有人揣测,施罗德访华是建立邦交的预备谈判。
    此间观察家注意的是,施罗德是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副主席,是批判勃兰特政权的对苏接近政策的。因此很多人认为,邀请舒曼是中国对勃兰特政权的“东方政策”的一种牵制。
    中国改变历来的批判态度,开始高度评价扩大的欧洲共同体是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控制西欧的“挑战”,并且积极地接近欧洲共同体,显然这些都是意识到苏联而采取的对应措施。施罗德访华也是其中的一环。
    此间集中关心的是,针对热衷于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苏联,中国在西欧将展开什么样的外交呢?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七月二十五日电】贝尔格莱德《战斗报》今天写道:北京想要增进同欧洲的关系的努力和它对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国的特殊兴趣,并非仅只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中国认为这些国家可以是“也反对超级大国的称霸行动”的良好伙伴,中国正在设法今后造成一种同超级大国相抗衡的局面。


    【本刊讯】德意志电台七月二十三日在“德国与世界”的节目里播发了关于施罗德访华的评论,标题是《面临德中关系正常化》,摘要如下: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四年都没有现实的机会,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并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只有现在在我们的时代里两国才有了这种可能性。对中国方面来说,在苏中冲突定型、文化革命结束后,现在正逐步系统地实现面向世界的新的政策。特别是北京为使中国同欧洲所有各国人民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这种努力以每个欧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口号),为同波恩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
    对联邦共和国来说,政府声明中表示的“要同世界上所有同我们有一样的和平合作愿望的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和加强现有的贸易关系”的说法是一个原则。这一自主的意图声明,是表明对北京的诚意的明确信号。目前,在同莫斯科和华沙签订了条约和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几轮谈判之后,在对华关系上实现上述说法将成为可能。
    不可避免的是:施罗德访问北京在联邦共和国引起了为党派政治服务的评价和评论,而某些评价和评论必须说是荒谬的和错误的;在东方集团引起了尖锐的反应,联邦政府东方政策的最激烈的批评者施罗德的中国之行受到的评价是非常批评性的,正如这几天可以在《消息报》上看到的那样。
    但是,这种论战式的伴奏不可能妨碍德中关系的积极发展进程。这样的估计是不会错的,即双方随后将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采取具体步骤。对此,德国方面有了表示,北京方面在施罗德访问北京时也有了表示。波恩和北京可能在秋天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在两国人民相互关系中打开新的一章。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二十五日在第六版以整整半个版面刊登了五张施罗德访问北京的照片。其中有两张是周恩来总理接见施罗德和与他会谈时的照片。
    【本刊讯】西德《星期日世界报》七月二十三日以《职业政治家在北京》为题发表评论,评施罗德的中国之行,摘要如下:
    莫斯科的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大声地和明白无误地宣布了对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在北京进行的会谈的怀疑。它威胁地提出问题:这种接触是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呢,还是更有助于维持紧张局势?
    联邦政府对于这些说法装聋作哑。联邦共和国左派报刊的喉舌却热心地代表他们在挪威休假的总理的意见。他们同声贬低访问的意义,并为这次去北京的短期旅行(向苏联)表示歉意。《科隆城新闻》的评论说:“人们毕竟也应该期望联邦政府向莫斯科说清楚施罗德访问的实际有限的意义。”迄今为止人们只在芬兰总统那儿看到这种态度,他习惯于在作几乎每一项重要政治决定之前去莫斯科,以便顺从地询问一下,这对克里姆林宫的先生们是否合适。


    【本刊讯】德新社七月二十三日以《巴赫曼说:施罗德是为了反苏的方针》为题报道说:
    德国的共产党的主席库尔特·巴赫曼二十三日在杜塞尔多夫他的组织的新闻稿中写道,联盟党政治家施罗德访问北京,“不是为了关系正常化,而是为了一条共同的反苏方针”。访问的目的明显是,“破坏欧洲局势的缓和,破坏欧洲安全会议,特别是破坏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的实施”。
    巴赫曼谴责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说,如果他企图借助于北京的帮助把这些条约冻结起来,那么他就是搞“冒险的投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