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科伦坡七月十七日消息：斯里兰卡《星期日观察家》周刊刊登班达拉奈克夫人接见《每日新闻》主编的谈话，详细摘要如下：
（前言：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是不事先约见客人的。只有十分重要的或者十分幸运的人才能见到这位被四分之一人类怀着通常只有对天神才有的那样的敬意尊敬着的、其思想已传遍各大洲的人物和同他谈话。
自尼克松访问以来，毛没有接见过任何外国人。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由两名译员陪同到北京西郊的国宾馆拜访了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行。周总理带来了喜讯，毛主席希望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据暗示，会见的时间是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当天晚上，毛主席会见了总理。当二十分钟到了的时候，班达拉奈克夫人谦和地表示她准备离开了。但是这时候的谈话——谈的是关于锡兰、亚洲以及国家建设的问题——已引起了毛的兴趣，于是他继续谈了下去。当会见最后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结束的时候，毛的活跃而精湛的思想已经驰骋过了一个广阔的、五彩缤纷的天地：他谈到了人民和政治，谈到了世间的万有，谈到了生活和历史的创造，而且总是突然加上几句风趣的话。
班达拉奈克夫人十四日在接见一位报界人士时再一次谈到了同毛主席的会见，称之为她最近的中国之行中最为难忘的时刻之一。）
问：近几年访问过中国的要人谁也没象你那样有机会同那么多的中国高级领导人会见和交谈。事实上，至少有一位英国记者认为，美国国会的两党领导人应当选择一个更为合适的时间访问中国，因为，他认为，同中国政府和人民所给予你的壮观的隆重接待和祟高的荣誉相形之下，他们的访问完全失色了。
我很想知道，你本人对此作何解释？这是对你个人的赞赏呢？还是对我国的表彰？还是兼而有之？
答：我不能说这是对我个人的表彰，虽然我必须承认，在我所到之处，人们的反应使我深受感动和十分激动。在北京、上海以及我访问的其他地方，我都会见了政府、党和省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但是，作为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我要说，这是对于我的政府的政策，当然，特别是对我们的对外政策的表彰。如你所知，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由我已故的丈夫规定的严格的不结盟政策，是我们一贯尊重和奉行的政策。
问：是否能请你详细谈谈这一点？
答：可以。中国各级领导人对我们对外政策方面的工作的详尽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特别赞赏我们的坚决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不结盟。他们对我说
——我这是扼要地说——“你们是一个小国，我们知道你们国家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我们一直注视着，你们是如何地不顾存在着这些问题而仍然毫不动摇地奉行不结盟原则。你们受到了各种压力。有些大国甚至在经济上惩罚你们，还有一些国家对你们国家进行了威胁。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你们的成绩是可以引以自豪的。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你们国家可以成为其他各国的榜样。”我要说，这些是他们讲的话的要点。我认为，这种赞扬和尊重是真诚的。
问：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这一点没有使他们在理解我们的总的观点方面有困难吗？我是说，思想意识有没有成为他们理解我国情况的障碍？
答：不，这样说不正确。他们没有把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带到他们所说的国家关系中来。他们基本上关心的是我们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是否遵循一种独立的政策。至于我国的内政、我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等等，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行事。
问：他们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的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了解的程度如何？
答：我记得在报纸上看到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中说，基辛格博士曾谈到周恩来总理对世界上各种问题的了解之详细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同周总理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交谈之后，我现在完全理解基辛格博士的这一说法了。聆听周恩来先生讲话和与他谈话本身就是受教育。他不但和我讨论了世界形势和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越南问题和亚洲问题，还有我的印度洋和平区建议，而且，我们还详细地和非常自然地谈到了斯里兰卡的事情。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对我国的问题特别是我国的经济危机都表现出有非常卓越的理解。
问：你是否能跟我谈谈中国领导人凭着他们的政治哲理等等东西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困难的？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作为出路？因为实现经济解放的道路是把我们大家，不论政治观点如何，不论党派归属等等如何，团结在一起的一个唯一的吸引所有人的问题，我相信你是会同意这一点的。
答：是的，我确实同意经济危机是首要的问题。我很高兴你向我提出这一问题。虽然中国向我们提供了援助，而且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援助是异常慷慨的，但是他们只有一句忠告：自力更生。他们是从他们的斗争中吸取了这一教训的，而且他们并不想隐瞒这样一点，即，这些斗争是艰苦的。甚至现在也是艰苦的。中国领导人没有自称已实现了经济繁荣。他们说，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的国家，只有通过中国人民的老老实实和献身的努力才能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他们把这种教训告诉给别人，虽然他们同意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它自己的自救之道。
问：你愿意说这是你从这次访问中得到和带回来的比较重要的印象之一吗？
答：我愿意同意这一点。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免费给人们一切东西。中国人知道我国政府保证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也知道我们为实现这一理想选择了我们自己的道路。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不通过艰苦劳动和牺牲而实现的社会主义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一切东西都必须免费地给人民群众或者都必须给予大量的补助。中国出口大米。每个中国人得到的大米都够吃而有余，但这是配给的，而且是要付钱的。其价格比我们的高。他们不仅辛勤劳动，而且是完全守纪律的。他们的穿着非常朴素。他们一样东西都不浪费，都要加以利用。既然他们的烹调技术这么高，他们常常能把什么东西部做成食物。无论是海藻还是西瓜子，还是任何能够加以利用的东西，他们都加以利用。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问：总理，你是不是有机会游览了许多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你认为值得提及的其他总的印象吗？
答：嗯，我是乘飞机、火车和汽车旅行的。我从北京到沈阳，然后乘火车到海滨的大连。我还参观了
葠窝的一个大型蓄水和灌溉工程。在北京，我还看了几个公社。然后我飞往上海。所以，我的确走了相当多的地方……。我有许多感受，其中大多是温暖的和令人兴奋的。但是，我就想谈一件经历的事，因为它同我们的教育情况很切合。我看到一群技术学校的女孩子在一个巨大的电力工程工地劳动。我详细地询问了她们的情况，在我听她们向我讲了她们个人的体会和她们的劳动情况以后，教育制度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中国的教育是注重实践的。学术研究是同实际的工作相联系的，这种做法使学术知识掌握得更好得多。还有，那里的青年学生，甚至上大学的学生，都没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估价。他们不轻视体力劳动。他们对地位和机关职员的工作没有虚妄的想法。我认为这里的教育制度是我们的国家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看到每一块可耕地都种上了庄稼以生产有用的东西，那也是令人高兴和令人鼓舞的。在中国，不管走到什么地方，访问者都会对个人和公共场所的非常清洁卫生留下深刻印象。是的，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新的观念和新的实验、它的人民的普通的经验以及他们为了给自己和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新社会而投入的努力和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中学到许多东西。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二十三日刊登了理查德·哈洛伦二十二日自东京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标题是《邀请日本首相去中国讨论两国关系》，摘要如下：
中国总理周恩来已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去北京访问，以讨论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这一邀请是由日本社会党领导人佐佐木更三在今天转告田中的。
首相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们说，田中“倾向于”接受这一邀请，但是还没有明确下定决心。一位官员形容田中对中国的态度是“积极而又谨慎的”。
日本官员们说，虽然事情正在向前发展，但是田中并不急于要去北京。他们说，就象这里作出一切重大的全国性决定所需要做到的那样，首相首先必须在执政党自民党内在对华政策上求得一致意见，然后要同反对党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则同公众取得一致意见。
据报道，田中还希望能对中国人在谈判中将会采取的立场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然后再从事一项外交上的冒险，因为这一冒险如果失败的话将会严重地危及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里的官员们说，田中知道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经验，因此正在小心地行事。首相已指定由外务相大平正芳来拟订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大平是以考虑周到和小心谨慎而著称的。
此外，大平还一直在悄悄地设法改善日本同中国的主要竞争者苏联的关系，以便在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能有更多可以利用的手段。在九月份开始进行预备性谈判的时候这些活动可能开始收效。
去年，在尼克松总统宣布他要去北京以后，许多日本人似乎切望赶快同中国谈判。今天则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态度，认为中国从建交中能够比日本得到更多的好处，因此日本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和时间表。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二十三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外务省要成立日中特别小组》。全文如下：
由于大平外相和孙平化、肖向前实现了会谈，正式的日中政府间接触已经开始，今后，（日中）在东京的接触，将通过外务省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之间进行，为此，外务省决定成立由熟悉中国情况的负责官员组成的特别小组。（日中）通过在东京的接触，将确定首相和外相的访华日期。上述特别小组的成立，是为这项工作做准备和解决伴随而来的（各种）问题。这个小组，不久即将成立。中心人物是外务省研修所所长小川平四郎（原外务省亚洲局局长）。
【本刊讯】香港《成报》七月二十二日发表一则短评，摘要如下：
以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将于今日飞到东京去。台北代表团此行，是为了中华民国与日本之关系问题。无疑的，这与日本正积极与中共接触有关。
【美联社台北七月二十一日电】据悉，有几名国民党中国官员打算在周末飞往东京去对付东京台北关系所遇到的威胁，这种威胁是现在国民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最棘手的问题。消息来源说，这些官员中有：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陈裕清和中央社社长魏景蒙。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七月二十二日就田中内阁对华政策动向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我们自上月下旬日本前首相佐藤宣告退休，以迄田中角荣继任首相，组成新阁以来，曾迭次发表社论，就日本在这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中，为其本身、亚洲及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安全与利益所应采的政策路线，提供我们的忠告，希望日本新内阁能作慎重的考虑。
大陆共匪坚持全世界国家人民的共产革命，为人类历史必然的归趋，及坚持支援全世界国家人民从事共产革命，为其无可旁贷的责任，明白见诸于其公开宣告的国际文件，为尼周联合公报……。而日本竟热衷于与共匪进行所谓“国交正常化”的谈判，姑将尊重国际信义及条约义务的道德勇气与国格暂置勿论，日本也应该仔细的想一想，这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为民主国家开恶例之先的举措，对日本本身的基本利害，及整个亚洲国家的安全，将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日本急欲与共匪谈判所谓“国交正常化”，其主要着眼点无非在争取大陆的贸易市场。共匪的国际购买力本属有限，日本能够增加多少对匪贸易不可知，但其对匪谈判“建交”，在亚洲民主国家中，将会产生“骨牌理论”的反应，为共匪敞开渗透颠覆之门，而多少年来缔造艰难，原本不甚坚强的亚洲反共堤防，势将为之溃决，最后日本亦必身受其祸，不能幸免。其利弊得失，实至为明显……。
现在世局的变化，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而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亦将决定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在这个大变局中，我们实处于无比的关键地位，肩负着无比的重大责任。我们还是要再向日本提出我们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