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17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英《卫报》七月十一日刊载昂格尔从纽约发回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在最高级会议以后俄国人向美国出售黄金》,摘要如下:
    尼克松政府全力以赴地增加同共产党世界的贸易以减少美国剧增的贸易入超。
    在这方面采取的最新行动看来是这样一项未公布的协议:苏联向美国买主出售黄金和白金,以减少俄国购买美国商品和工业装备的费用。
    至少一位高级华盛顿官员说,苏联根据总统顾问基辛格在去年冬天访问苏联期间提出的建议,已经同意向美国出售黄金和白金。
    据说,基辛格对苏联贸易谈判代表说,尼克松总统在一个选举年不能而且不会冒险要求国会改变这样的法律:禁止美国政府进出口银行向共产党国家和其它“敌”国提供低息信贷。另一方面,俄国人说,按照通常的很高的商业利率缔结重要的长期贸易协定是他们吃不消的。据说,基辛格建议,他们可以出售他们的一些黄金和白金储备,来换取西方的货币,然后就可以支付这些货币,以减少他们购买美国商品可能需要的信贷数目。据信,基辛格确实参与安排这项非常有利的交易,在这种交易中,苏联能够以每盎司五十八美元的自由市场价格在纽约出售它的黄金,而官价是每盎司三十八美元。
    根据这些价格,俄国人除了支付为筹措上周末在华盛顿宣布的大笔粮食交易的款项所需的高昂费用外还有余。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像俄国人需要美国人一样,急切地需要同苏联做买卖。在今年头五个月里,美国的贸易入超猛增到三十亿美元——等于一九七一年的入超总数。一九七一年的入超是自一八九三年以来第一回。
    除非美国可以作出安排以大规模扩大它的对外贸易,否则尼克松总统在今年十一月举行大选时将面临着逆差严重的局面,以致于他不得不在一年内第二次使美元贬值。
    因此,他正在尽一切努力扩大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贸易,而美国在过去是拒绝同共产党世界做买卖的。自从尼克松访问苏联以来,除了粮食交易外,已经宣布了几项重大的交易。
    苏联向美国出售黄金并不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以前出售黄金是通过伦敦和苏黎世间接地和谨慎地进行的,以便避免使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冷战鹰派感到为难。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十日电】美国政府官员透露,苏联五月份通过瑞士把在苏联开采的价值一百八十多万美元的黄金出售给美国的一个买主。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七月十日刊登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加紧收割以弥补冬季的损失,从美国购买的粮食可能主要用于牲畜饲料》,摘要如下:
    今天,在苏联宝贵的冬小麦的主要产区之一
    ——俄国南部库班区的炎热、平坦的平原上,正在紧张地收割谷物。今年作出了特别的努力要有效地及时地收割,以部分弥补在冬季造成的严重损失,据西方专家们估计,损失达作物的三分之一。
    去冬农业的坏消息导致就该国的农业状况举行了一系列高级紧急会议,无疑,这是同美国达成协议以购买异常大量的粮食的一个因素。
    对贷款条件进行了复杂长期的会谈之后并且面临东海岸码头工人不愿为苏联船装货的情况下,白宫昨天宣布已达成交易。美国在三年的时间内将向苏联出售价值七亿五千万美元的粮食。
    据认为,苏联政府关于在粮食进口方面花费宝贵的外汇的长期决定反映了一个比较基本的考虑,而不单单是一年的农作物欠收。这一次,主要的因素是希望使该国在农业上的传统侧重点从强调生产食用粮转而强调生产更多的肉类和肉制品,以便适应日益增长的消费者的要求。
    按理说,预料,进一步强调增加牲畜头数将导致扩大国内饲料生产面积,而减少小麦种植面积。但是实际上控制苏联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的笨重的经济计划机构似乎并不灵活得足以迅速地适应变化多端的需要。满脑子卢布的经济计划者现在显然认定,至少是作为一个权宜措施,从美国进口高级低价饲料,并把国内的小麦省下来用于苏联自己的出口义务,这是明智的。
    仍待看一看的是,根据同美国的安排估计每年进口的四百万吨粮食是否会使苏联成为一个纯粹的粮食进口国。


    【本刊讯】美《洛杉矶时报》七月七日刊载库格林自贝鲁特发回的文章,标题是《罗杰斯的中东之行是反击俄国打进波斯湾》,摘要如下:
    罗杰斯国务卿本周在他简短的、压低调门的阿拉伯中东之行中使莫斯科注意到,它打进有战略意义的、富产石油的波斯湾地区是不会不受到挑战的。他提出了一项关于美国支持海湾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意义重大的建议,目的是要在英国撤军之后反击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利益。
    国务卿在去年的一次中东之行中把那些直接卷入阿以冲突的国家——埃及、约旦、黎巴嫩和以色列——包括在内。在他目前的世界旅行中,他避开了这样的热战地点,而访问科威特和巴林,附带地还访问了也门。
    这个有限而意味深长的中东之行,强调说明了在此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两者都已发生的变化。
    这里的外交观察家们和西方石油人士认为,莫斯科已把它中东政策的注意焦点从埃及移到了富产石油的海湾地区,它同伊拉克签订的新的友好条约和随后对西方拥有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罗杰斯表示,尼克松政府准备仿效这种改变。他在科威特说,华盛顿准备协助海湾国家作出任何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填补由于英国军队去年年底撤出海湾而留下的真空。
    这一点足以引起贝鲁特的一家报纸问美国是否打算为海湾提出一个“罗杰斯计划”,如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提出过罗杰斯计划那样。这家亲伊拉克的报纸的评论是可笑的,它没有注意罗杰斯已做了那件事。
    罗杰斯上星期日到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那个国家恢复了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美国将重新向也门提供经济援助。
    国务院星期一宣布通过联合国向苏丹南部的难民捐四百万美元以上的救济品。
    罗杰斯在访问期间强调美国同巴林的友谊时说,不应当认为那里供美国海军使用的设备是对任何人的挑衅,“当然不是对苏联人的”挑衅。尽管如此,他在海湾出现足以让莫斯科知道,华盛顿并非没有注意它对石油酋长国的新试探,因为华盛顿正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修补篱笆。
    罗杰斯保证美国支持海湾国家合作以对付苏联挤入这个向美国、西欧和日本供应石油的战略地区。


    【本刊讯】西德古斯塔夫·吕贝出版社一九七○年出版的由恩斯特·戈耶克写的《波恩的一百个人物》一书,其中介绍了西德前外长、现任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摘要如下:
    格哈德·施罗德
    基督教民主联盟联邦议院议员
    一九一○年九月十一日生于萨尔布吕肯
    他早就具有了当总理的资历,但是他没有当成。他保持了当联邦部长的任期最长的纪录。他先后主管三个不同的部达十五年之久——没有惊人的成就,也没有出大的事故,是一个在一切事情上都能相信自己的全面的政治家。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下一次需要总理时他又将在场。那时他能否成功是值得怀疑的。到一九四五年的经历:在高中毕业(一九二九年)之后,施罗德在克尼希斯贝格、爱丁堡(他保留了在那里对英语的爱好)、柏林和波恩学习法律。一九三三年他在波恩获得了法律学博士学位,并当了三年学院助教。随后他到柏林,在凯泽—威廉外国和国际民法研究所当助理。
    他当候补法官时就参加过、而当陪审员(一九三六年)时又参加了柏林施密特博士、威廉·博伊特纳博士、坎普纳博士、皮纳博士、约阿希姆·博伊特纳博士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有部分成员曾遭受纳粹政权阿利安人法之害。而这位青年伙伴施罗德却是国社党党员,并当过一段时期的冲锋队预备队员。一九三九年他应征参加步兵,在俄国负过伤,随军作战——最后当上了一等兵
    ——直到最后的柏林战役为止。
    一九四五年以后:一九四五年六月
    ——从美英战俘营中释放出来后——他开始了官场生涯:起先他为北来因省省长、前德国中央政府部长汉斯·富克斯的私人顾问,随后在汉斯·富克斯的继任者罗伯特·勒尔(后来的联邦内政部长)那里当私人顾问。一九四五年十月,施罗德就当上了北来因省政府的政府首席顾问。但他由于一个“前厅阴谋”摔了跤,一九四七年年底他迁居杜塞尔多夫当了律师。
    他当过钢铁经纪人协会的组长,当过哈斯帕冶金工厂和鲁尔奥尔特—迈德里希冶金工厂的监事会主席。政治活动: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创始人他当过在汉堡的占领区谘询委员会的副委员。一九四九年他进入联邦议院,并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当上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开始经济法问题使他忙碌。但是到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在古斯塔夫·海涅曼退职及其继任者罗伯特·勒尔死后,他当上了联邦部长。他指望有机会有朝一日将作为阿登纳的继承人当上总理。
    施罗德说:“象我这种地位的政治家只能有两个野心:外交部长或总理。”
    当一九六一年在阿登纳第四次组阁、海因里希·勃伦塔诺退出外交部时,他达到了第一个阶梯。新外长施罗德对“灵活政策”有很大保留,这一政策随着艾哈德接任总理职务才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施罗德和艾哈德在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上有分歧,因为这位外长不愿危害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总理却甘心忍受这种状况(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夏天,施罗德对戴高乐总统建立德法联盟的建议抱反对态度,这同总理是一致的。德国人不愿意法国的政治霸权凭藉着德国的经济力量发展起来。他们倒是主张同美国搞尽可能紧密的关系,主张包括英国在内的更大的欧洲。这样,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内部的外交主张分成了两个阵营。大多数是新教的“大西洋派”同主要是天主教的“戴高乐派”吵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艾哈德失败时,新教的部长施罗德和施托尔藤贝格一直到最后还对他们的总理保持忠诚。后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施罗德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内竞选当艾哈德的继承人。在对抗巴泽尔和基辛格的三轮选举中,他的票数令人吃惊地稳定。但是基辛格以一百三十七票取胜。
    在基辛格的大联合政府里外交部长之职落在社会民主党人身上。为强有力的总理的劲敌施罗德留下了国防部。他把波恩的哈尔特赫厄(西德国防部所在地——本刊注)当作等候地,而“紧紧地瞄准着绍姆堡宫(西德总理府所在地
    ——本刊注)”。基辛格一九六七年当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时,施罗德当了副主席。一九六八年春天,他估计还有当总理的希望,所以一直重视同自由民主党的良好关系,当时自由民主党是在野党。
    施罗德那时候说:“我的要求是,组织下一届或下下一届联邦政府。”
    但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他的党把他提为联邦总统候选人。在联邦大会上分散自由民主党选票的策略意图差一点实现。在对抗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
    ·海涅曼的三轮选举中,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施罗德在柏林仅以六票之差(五百十二票对五百零六票)败北。
    在当反对党时,施罗德担任了联邦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他不同其他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治家(施特劳斯、基辛格)一起大骂勃兰特—谢尔政府的和解的东方政策,但是却警告不要操之过急,不要破坏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支持。性格与特点:他有时被称为“外貌漂亮的部长”。他穿着时髦。要宽宽心时他就在森林或许尔特岛的海滩上作长距离的散步。他喜欢听好的唱片,看书多。他搜集了许多现代艺术品。评价:“一位活跃、爽朗和有魔力的人。”(汉斯—乌尔里希·肯普斯基,一九五三年)“施罗德先生一度曾想当我的模范学生。他从来不曾是我的学生。”(康拉德·阿登纳,一九六四年)“他献身于国家的尊严和威望。”(布鲁诺·黑克)“一位有水平的策略家,他从未忘记绍姆堡宫这个目标。”(爱德华·诺伊迈尔)“我不吻您——现在还不吻!”(戴高乐对施罗德说,一九六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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