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奥地利《新闻报》六月二十二日刊登了一则关于苏联民族问题的报道，题为《谁是俄罗斯人，谁就会得到好的职位》，摘要如下：
最近，官方的和非宫方的消息都证实，苏联的民族关系更加紧张了。四分之三以上的政治犯被指责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诽谤苏联的民族政策”。其中乌克兰人、鞑靼人和犹太人占绝大部分，而俄罗斯族的反对派只占第四位，第五位是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的犯人。第二个特点是，涉及的大多是年轻知识分子，这些人中大部分人是党员或共青团员。
民族关系的紧张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在过去一些年代里，由于党所进行的二种事情的发展而加剧了这种紧张。主要是俄罗斯人有目的地、在经济上完全没有道理地移居到全国各地。在一九五九年人口统计到一九七○年人口统计期间，生活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俄罗斯人数目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有一百五十多万人迁移至中亚，有一百万以上的人迁入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在中亚各城市中，他们占居民一半以上，例如，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只有八万八千二百名哈萨克人，但却有一百五十多万俄罗斯人。说派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到哈萨克去是为了开发处女地的论据，在这里站不住脚了。土库曼共和国的首都阿什哈巴德，一九七○年有二十九万六千七百名土库曼人和十万零九千名俄罗斯人。中亚最发达的乌兹别克共和国有一百五十万俄罗斯人，其中仅在首都塔什干地区就有八十五万八千人。
这种政策的反面是，同时保持了当地居民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结构，由于有进口的事业人员，对当地居民的现代职业培养似乎自然而然地变得“多余”了。“俄罗斯兄弟民族无私援助”的结果是，所有中亚共和国（哈萨克除外）农业人口占十分高的比例。由于“身份证制度”，全苏联的这种农业人口迄今却又是不经当局批准不准离开他们的住地的——这显然是同人权公约背道而驰的。这对中亚人民说来，除了由传统决定的扎根家乡外，还增加了一种向东西南北移动的有力限制。这种情况必然一再导致新的冲突——在街上，在官署，在寻找住所时以及每天都在工作的地方发生冲突。任何一个稍微留意的旅游者在中亚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今天所处的地位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突破重重困难向工业国努力时的情况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在今天，那里实际上仍然存在和过去一样的问题。在所有的工业中心，城市居民中俄罗斯人都占压倒优势。
农村大多数学校还以民族语言作为课堂用语，而城市的情形却截然相反，在城市里，俄罗斯语占主导地位。
在中亚高等学校里，人们正在努力实行按比例选拔各民族学生的制度，但也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这样。这里特别遭殃的又是妇女和姑娘们，例如，在土库曼共和国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土库曼族的女学生只占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五。尤其在中亚，这些做法的结果是：一方面，要从当地居民中招收必要数量的专业工人和工程技术干部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这一缺乏本身又给当局提供了从共和国以外招收这些力量的借口。多数俄罗斯人在城市里占关键地位，阻碍（当地居民）每一个晋升的机会——除了有意被拉到最高岗位上的那些人以外。
当中亚社会划分的趋势迫使当地居民居少数的地位并带来由此所产生的种种害处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俄罗斯化。外部的标志是乌克兰人口日益增加——他们说，俄语是其本民族语言——在上一次人口统计时已达三百万人。
对苏联领导来说，俄语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比一种纯粹的联系工具要重要得多，同时它又是每个苏联公民的“第二种民族语言”。人们反复强调说，只有俄语是（了解）外国文化的通道。民族知识分子——常常是在胸怀坦率的俄国人支持下致力于在加盟共和国发展文化和科学并恰恰在最近取得了成绩。
关于苏联的民族冲突仅仅是居心不良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制造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些冲突是半个世纪以来值得注意地持续着的某种政治做法的产物。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七月四日刊登记者迈克尔·西蒙斯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勃列日涅夫在俄国的突出的地位；在最高级会议取得成功以后的担心》，摘要如下：
当勃列日涅夫在上月最高级会议上同美国签订武器协定的时候，他令人难忘地突出表明他作为苏联现在实际上的国家元首的权威。这些协定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一个致力于（不论这种努力是多么松松垮垮）世界革命概念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是如此。如果这些协议未能实现其纸面上许下的诺言，那末应首先归咎于勃列日涅夫。
除了在中央出现的麻烦以外，在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有麻烦。
在乌克兰，甚至在谢列斯特下台之前，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由于篡改该共和国的帐簿而被捕，在阿塞拜疆，另外一些高级官员也受到批评。此外，在华沙条约国地区的麻烦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如罗马尼亚人的继续难以驾驭、波兰人的骚乱、匈牙利人的示威游行和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不满。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人们暗地里对勃列日涅夫抱有的无法估量的，但是可以肯定是相当大的不满情绪。他的集团之外的对外政策可能在外界世界看来是十分成功的，但这种对外政策在苏联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未赢得许多选票。
如果缓和不会马上给俄国人带来巨大好处——最好是以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为代价和大概采取从美国那里获取贸易好处的形式——和导致欧洲安全会议的成功召开的话，那末勃列日涅夫可能有理由感到不安。他毕竟无法在苏联国内、华沙条约范围内或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依靠这种好象百分之百取得成功的国内政策。
【本刊讯】英国《卫报》七月六日刊登斯蒂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俄国人给予卡斯特罗以红地毯待遇？》摘要如下：
卡斯特罗在对苏联进行了十天极为热烈的访问之后，昨天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受到苏联领导人的欢送。他这次访问苏联是自一九六四年以来的第一次。这次访问也是他的六周东欧之行的最高峰，在此期间，这位古巴领导人一再以热情的语言赞扬苏联。
在过去，卡斯特罗同莫斯科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是，在过去几天中，苏联给予他特别友好的接待，授予他列宁勋章，勃列日涅夫陪同他参观苏联宇宙航行员的训练中心并观看舞剧，此外，几乎在各地，他都由柯西金陪同。他在东欧期间，并不是始终都有这样的高级官员陪同的。
卡斯特罗受到铁托总统本月早些时候受到的那种热情接待，这并不仅是一种巧合。虽然古巴和南斯拉夫同苏联有着极为不同的历史经历，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外围国家，勃列日涅夫急于制止它们同中国进行任何过分的调情。
这位古巴领导人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足以精明地估价莫斯科的意向。如果他出席去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党代表大会，参加纪念列宁诞辰大会或者参加一九六九年的共产党国际会议，他本来是会受到克里姆林宫的欢迎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一直等到现在。
他愿意在八年中第一次来访的一个原因，大概是苏联正在同古巴作出新的经济安排。六十年代下半期的标志是长时期的关系比较冷淡，其原因部分是莫斯科怀疑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支持拉丁美洲游击运动方面的“冒险主义”，部分原因是古巴领导人不满莫斯科压他们放弃迅速工业化的打算而回到食糖的生产上去。在一九七○年，为了发展经济、技术和科学合作，建立了苏联—古巴委员会。
从莫斯科的观点看，古巴最终会有办法对苏联出口半制成品，甚至制成品，以偿付它的一些债务。这样还使莫斯科有机会更严密地监视古巴的经济。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七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赛科夫斯基写的一篇报道，题为《莫斯科抱住另一个人——卡斯特罗不放》，摘要如下：
卡斯特罗对苏联的访问没有做出任何有损于“莫斯科精神”的事情来。
当然，俄国人在这位激进的古巴领导人的十天逗留期间没有忘记苏美最高级会谈，他们行动审慎，以不致搅乱最高级协议带来的有利政治气氛。
当卡斯特罗总理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确实明显地公开谴责美国对北越的轰炸和封锁，但是政治观察家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在最高级会谈之后恢复通常的做法，也是力图保持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信誉。
权衡一下，人们认为六日发表的苏古公报是一个措词温和的文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情况，也无惊人之处。公报似乎是为了保持加勒比海水域的平静。
苏联表明，它将继续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古巴。
政治观察家指出，在表示对古巴的支持时所用的措词远没有勃列日涅夫在卡斯特罗访问期间所用的措词那样鲜明。人们不知道这是否因为古巴总理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莫斯科最高级会议。
令人好奇的是，公报没有提最高级会议，虽然它实际上涉及了最近其他各个重大国际事态的发展。公报只是说，克里姆林宫已向古巴人“介绍”了这次高级接触，古巴方面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对苏联在加强世界和平事业方面所采取的切实步骤予以高度评价”。
在涉及拉美问题的时候，在卡斯特罗访问期间，没有挑衅性的关于革命的宣传。如果这位大胡子古巴人在对苏联人讲话时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的话，俄国人肯定不会发表的。
确实，莫斯科宣布它支持古巴的“严厉的外交政策”。但它接着赞扬卡斯特罗总理最近的非洲和东欧之行，这表明，莫斯科头脑里所考虑的是和平外交，而不是革命颠覆。
这样，俄国人在继续抑制卡斯特罗博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现在他们强调的是共产党大家庭各国需要团结和合作。
虽然该长篇公报大部分是谈国际问题，但是双边会谈的主要问题一定是大讲特讲的古巴的经济问题。
然而在这一方面没有取得具体结果，有迹象表明，俄国人对在那个热带的共产党岛屿上事情的发展情况感到失望。
公报以不那么热烈的语言说，双方“分析”和“研究”了进一步搞经济合作的前景。但是公报并没有谈到譬如说两国国家经济计划的配合，很可能是，这位古巴领导人正在进行抵制，不让他自己被束缚在苏联计划的需求之内。
可能使莫斯科感到恼火的一件事情是，大大依赖苏联补助的古巴现在没有信守它向苏联供应蔗糖的诺言。当卡斯特罗正在访问时，俄国人发布了一项关于扩大他们自己国内甜菜生产的命令。这似乎是一个尖锐的行动。
然而，不管隐瞒了什么问题，表面上这位古巴人的访问是受到热诚接待的。
俄国人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给卡斯特罗总理热烈的欢迎并使他感到象在家里一样。
【合众国际社利马七月八日电】古巴今天宣布，它将同所有摆脱“美帝国主义”而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的拉美国家建立关系。
古巴副外长佩莱格林
·托拉斯在签署秘鲁和古巴正式恢复关系的文件之后宣布了这个决定。托拉斯说，“我们不乞求任何国家同我们建交。我们将同所有真正独立的、以主权行动证明自己的独立的国家建立关系。”
标志着秘鲁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的文件是分别在哈瓦那和利马同时签署的。
【拉丁社利马七月九日电】独立的报纸《邮报》今天在这里说，秘鲁和古巴之间恢复外交和贸易关系一事应该证明两国由鲜血、历史和文化结成的兄弟情谊，该报首先发表社论评论昨晚的复交决定。
《邮报》赞扬恢复关系，它指出，从秘鲁的观点来看，这是属于美洲主义，从本共和国开国之日起，这种美洲主义一直指导着秘鲁的国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