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郑州六月一日电】路透社记者普林格尔报道：曾经被称为“中国之患”的黄河已被驯服了。住在黄河两岸升高了的河堤下的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对黄河的数百年留存着的恐惧已经消失了。
在河南省来说，这句话更是丝毫不差。河南省现有人口五千万，过去被称为“四灾”省——水灾、旱灾、蝗灾和党灾（即国民党军阀）。
在过去三千年来，黄河改道不知多少次，其中二十六次改道都是在河南省境内，每次改道都带来灾难和死亡。虽然黄河流域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摇篮，河流本身却是千百万居民的坟墓。近百年来，黄河曾泛滥二百次，次次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六十岁的马工程师是负责治理黄河艰巨工作的人员之一。他们的工作是要把全长七百公里的河流控制住。
马先生是一位体格坚实强壮的人，头发剪得短短的，说得一口河南话。和他一起站在护堤上，记者立刻知道这条河名现在是个误称。河水不是黄色，而是泥浊的棕色。马先生解释说，这是从中国西部多山省份带来的淤泥所致。
黄河起源于青海，弯弯曲曲地急流注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然后进入中国古都洛阳平原。
沿途带来的淤泥积聚在河床，使河水水位升高，高于附近农村水平六英尺至三十英尺之多。
虽然这条河道有部分尚不能航行，但是许多河段可以看见帆船在“头上”扬帆而行。
虽然马先生说他曾经参看过二千年前汉朝时代兴建在黄河上游的灌溉系统，但是驯服下游的工作以前从未有过适当的处理。
即使在一九一一年清朝被推翻以后，治理工作也没有开始。从那时候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也只知道内乱和日本占领。
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撤退，把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堤坝炸开，二十二个县份被洪水淹没。据这里的统计数字，日军的推进受到短时期的阻止，但是八十九万中国人因此牺牲了性命。
整治黄河的计划是在一九五零年代早期开始的。黄河计划委员会成立了，新的运河工程也开始了。
这项计划包括建筑一道共有四十六道水闸的“楼梯”，这项计划将要到这个世纪结束时才能完全实现。
淤积既是这条河流的危险，也是它的肥沃之物。因为它把从西面山边所侵蚀的泥土带到沿岸的一片平原上，而这片平原的面积有两个法国那样大。
在上游，为了防止泥土流失，已开始采取如植树等保存泥土的措施。为了发电、灌溉和控制洪水和淤泥，大型的水库也兴建起来。
在郑州附近的河段最新的一项设计就是建造一座抽水站。
马工程师解释说，这项工程也是像其他的工程一样，大部分是用人力进行。这项工程将为郑州的新萌芽的工业，为灌溉和为郑州居民使用而提供水源。
虽然近二十年来没有发生过大水，但是上游下暴雨的时候，仍然有发生洪水的可能。马工程师说，一九五九年，河水已涨到历史空前高水位，但是控制洪水的措施已证明有效，河水没有溢过河堤。
马工程师说，“在过去，住在沿河两岸的居民不能控制洪水，更说不上敢于使用它了。
“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利用黄河下游的河水开路。最大的进步，就是使人民对黄河感情态度基本改变了”。
他说：“以前这条河是非常有害的，很多人都害怕它，憎恨它，远离它。但是，现在，可以用另外三句话来形容他们对这条河的态度。
“他们喜爱黄河，在漫长天旱的季节，依靠它的河水来灌田，并用它来为工业服务。”
他说，人们已不再把黄河称做“中国之患”了。
（原载六月二日香港《新晚报》）
【合众国际社斯德哥尔摩六月五日电】（记者：约翰·考尔科特）联合国环境会议今天开幕，这是国际上为采取集体行动来防止发生生态学上的大灾难而作出的第一次尝试。
这次会议提出的口号是“只有一个地球”。但是会议在一开始时就受到了挫折，因为以苏联为首的所有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外）抵制了会议。
他们拒绝参加会议的原因是由于没有邀请东德参加。没有邀请东德参加的理由是因为它不属于联合国。
然而，无论会议的组织者还是由三十五人组成的庞大的美国代表团都说，他们的抵制将无损于会议将取得的成果。他们说，一切决定必须将由联合国大会批准，那时俄国将被牵涉进去。
大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加拿大）发表了重要讲语，说明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和会议将完成什么工作。
【路透社斯德哥尔摩六月五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在联合国第一次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的开幕式上说：必须把“现在用在军事方面的大笔费用的很大一部分”用来解决生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
瓦尔德海姆批评了化学落叶剂这样的武器，他说这种化学武器破坏了“富饶土地的宝贵资源”，工业可能使它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失，他在讲话中没有点现在继续在越南使用化学落叶剂的美国的名。
瓦尔德海姆还猛烈抨击在各种环境里继续进行的核试验。他说，中国和法国仍然在进行的地面试验污染了大气层，美国和俄国正继续进行的地下核爆炸，通过通风口、渗出和可能发生的地震，对大气层和大地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秘书长向前来出席十一天会议的来自一百一十二个国家的一千二百名代表说，过去历史上发生的危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着重说明国家之间是如此互相依赖的。
【本刊讯】法《世界报》三月二十六日登载奥利韦·梅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天鹅湖〉的冰冻路障》，眉题是《大剧院芭蕾舞团在巴黎》，摘要如下：
星期五（三月二十四日）晚上，大剧院芭蕾舞团在歌剧院发生了不寻常的灾难：作为它开幕演出的《天鹅湖》给剧院留下了一片清冷，尽管当晚连最高楼座都座无虚席。高大的普列谢茨卡娅是这次晚会的“第一流卓绝的芭蕾舞女演员”，虽然她向那些执拗的观众频频递送最温雅的微笑，并再三出台谢幕，一般地说，观众对这些表示是不会加以拒绝的，然而这次却无济于事。最后，幕三起三落，主角们三次被召到台前，但剧场已经快走空了，这种侮辱在莫斯科是不能设想的，在伦敦或在纽约也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巴黎却发生了。
让我们试图来解释一下。首先是演出的冗长。二十点三十分开幕，演出结束已是零点一刻，有三次没完没了的幕间休息。只有对芭蕾舞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才能忍受。
其次是《天鹅湖》。巴黎人是喜欢吹毛求疵的，因为他们是这个《湖》的新成员。而且我大胆地说，近几年来，他们也喝够了《湖》水。而对莫斯科群众来说，可能为摆脱日常刻板的生活而欢喜若狂，毫无疑问，他们是喜欢戏剧和舞蹈化了的神话；至于法国人，他们却只为巴朗希内·贝雅尔，热罗姆·罗班而冲动。
我感到昨天的“挫折”是对到我们那第一场为止就满期的伟大的古典芭蕾舞敲起了丧钟。
【本刊讯】香港《世界夜报》五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芭蕾舞剧〈白毛女〉舞艺精采值得一看》，全文如下：
中共在乒乓外交政策之后，另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交流运动，已在尼克松访问大陆之后，这股风逐渐吹向海外，《白毛女》可以说是风头。它的出现，引起一些敏感的中共问题专家们的兴趣，因此，近来在一些中立性甚至是与中共政权对立的报纸，亦常见有关《白毛女》一片的文章。
《白毛女》的故事，在一九五○年期间，曾成为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最出色宣传工具，一时流行整个大陆，由小说改编剧本而拍成黑白片，亦曾风行过一段不短时间。如果艺术是不属于政治的话，那么撇开政治不谈，《白毛女》的原作，在人物刻划，及故事结构，是非常成功的。被搬上银幕，也不损原意，所以同样吸引观众。
现在中共再将之改编为芭蕾舞剧，再拍成纪录片。从上映的几天观众反应情况来看，《白毛女》比之以前所谓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更见轰动。
芭蕾舞是外国十八世纪时候，属于贵族阶级的艺术。苏联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是世界闻名，她代表苏联在世界各地演出过，舞剧内容充满资产阶级色彩。
文化革命以后，中共文化当权者用芭蕾舞来颂扬“革命”事迹，很明显，他们也不否认，芭蕾舞在表现艺术方面的价值。《白毛女》芭蕾舞剧演出者，是上海市舞蹈学院的芭蕾舞蹈组，以舞艺而言，这部片确是值得一看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五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东京航讯，题为《中国文艺界气象新》，副标题为《日本演出家岩田报告中国文艺界近况》，摘要如下：
今春曾以随员身份伴同“齿轮座”剧团到中国各地访问公演的日本舞台演出家、关西艺术座负责人岩田直二，五月中在大阪产经会馆举行了一次报告会，介绍他在中国访问旅行所接触到的新中国文艺活动情形。他的讲题是：《迎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中国文艺界现状》。
出席报告会的有日本文艺界和友好人士一百余人，其中有雕塑家浅野孟府，演员冈田文江、小笠原町子，作家小田和生，诗人小野十三郎，小说家兼画家十河岩，剧作家茂木草介、东川守彦等。
岩田在报告中说：“中国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上海一些有名的女演员经过深入农村、工厂接受再教育后，坚定树立了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为创造社会主义崭新人物的奋斗目标。
“在中国我听到许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文艺创造而奋斗的感人事迹。广大文艺工作者既同来自右的，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艺路线的倾向作斗争，又要反对来自‘左’的，认为什么也不能做，否定一切的倾向。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现在已成为全国广大群众广泛普及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我们从即使是儿童们演出的文艺节目中，看到表现出非常明确的阶级性。在这个基础上，又创造出来的新的现代京剧等各种作品，有如百花齐放。
“最近，为了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中国各省市区都在举行文艺大会演。这些文艺会演又是在各县的文艺会演基础上经过提炼举行的。我们一定要学习中国文艺界的这一跃进的成就，同时也要深入到日本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群众中，为日本人民的文艺演出和创造贡献自己。”岩田说，齿轮座的团员同中国的艺术家们，通过具体的作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对来自人民群众实际斗争的文艺创作，就其革命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创作方法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得到了巨大的学习成果。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十五日电】题：亚历山大
·考涅楚克
剧作家亚·考涅楚克在长期重病以后，于五月十四日逝世。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文化活动家等签署的讣告中写道，“他的卓越的天才和沸腾的热情无私地献给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和加强国际和平的崇高事业。”
考涅楚克于一九○五年生于契尔卡塞州的一个铁路员工家庭。青年时期当过修配厂的工人，一九二九年他在基辅人民教育学院文学系毕业。
考涅楚克曾经是苏共中央委员、历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从一九六七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直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