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前卫》周刊六月七日一期（提前出版）刊载了记者杰克·史密斯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在莫斯科公报的背后》，全文如下：
在尼克松总统上周结束对苏联的访问时在莫斯科签订的原则声明和联合公报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协定和在签订这些协定以前尼克松同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进行的最高级会谈公开讲明的目的是加强莫斯科同华盛顿之间的和平关系，避免世界大战和加强经济、科学及文化方面的合作。
在声明和公报的表层底下有美国和人民中国在二月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所没有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含意。
中美声明中谈的几乎完全是同发展两个根本上是敌对的社会制度之间正式国家关系有关的问题，苏美协定则更接近于是一个关于两个社会之间的合作契约。这两个社会的共同点比过去它们中间任何一个所暗示的都要多。
共同利益这条线——贯穿着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所有协议——在涉及到“较小的”力量和国家的一些领域时表现得最明显。
尽管在词句上谈到联合国，所达成的协定暗示，要增加苏美合作以阻止在那些大概处于任何一方“影响”之下的地区发生的冲突弄得不可收拾，以致打乱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
看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争取独立、解放和革命的斗争，只是在允许美国和苏联继续发展和加强他们的缓和的范围内才提到。
同中美公报相反，苏联人没有写进那怕是有一点类似尼克松—周恩来的声明里中国方面所讲的这样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恢复大规模轰炸和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港口布雷——这些情况使莫斯科会议具有与尼克松在北京访问期间所具有的非常不同的客观基础
——也没有促使苏联方面超出这样的范围：仅仅温和地表示一下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人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具有长远目标的领域中牵涉的利害关系太大了，所以不能冒险作出较强烈的反击。
在公报中有关中东部分，苏联人甚至认为连提到巴勒斯坦人都是不适当的，更不用说支持他们民族解放的愿望。
几乎无需说，在四千六百字当中，一次也没有提到“革命”这个字眼。尼克松的伪善
在华盛顿方面，谈到印度支那的三段是十足伪善的表示：“重申它愿意”（因为它有勇气这样做）“同北越人方面进行认真的谈判，以在对大家都公正的基础上解决印度支那的战争。”
首先，这个声明和公报表明，两个超级大国达成了一项谅解，即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未来的关系中，对方拥有的权利和特权将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各项协议中一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防止出现可能使（美苏）关系危险尖锐化的形势。”
那种“局势”究竟可能是什么样子，却从来没有谈得非常明确。人们记得前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一再警告说，小规模战争最终可能破坏莫斯科和华盛顿关系的均衡局面，所以现在一些人认为，美国和苏联现在所考虑的是，防止、制止或限制可能导致两个超级大国发生利益冲突的民族解放战争。在签署这项协议前一天的晚上，尼克松在对全国电视讲话中告诉苏联人民说：“历史告诉我们，大国常常在不打算打仗的情况下，由于小国之间的冲突而被拖入战争。作为大国，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运用我们的影响来防止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目标应当是阻止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侵略，特别是在指望我们提供领导和榜样的小国之间。巨大的力量带来巨大的责任。”
这些霸权的言论是尼克松说的，但是近几年来苏联的对外政策中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莫斯科在任何真正的内容上有所不同。
部分地说来，原则声明是不是相当于美苏为“阻止”可能会把“大国”拖入一场战争的局势而达成的一项正式协定？这些局势是否也可能包括象在越南进行的这类民族解放战争？
当然，声明在这方面是含糊的。“美国和苏联也同安理会其它常任理事国一样负有特殊的义务，即竭尽它们的一切所能来避免发生能够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冲突或局面。”安全的利益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同意，“保持和加强美苏和平关系的必要前提是，承认各方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安全的利益和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至于这些“安全的利益”到底是什么，从未加以详细说明。
而且，这项声明继续说，“将本着互惠、相互考虑立场和互利的精神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交换意见和举行会谈。”要相互考虑立场吗？
大部分的协定都涉及在总统访问期间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并且特别强调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项条约实际上将不会对继续的军备竞赛或削减美国国防预算的问题产生任何重要影响。
苏联党和全世界听从莫斯科指示的那些党，普遍把这次最高级会谈和所签订的协定说成是进步力量的大胜利。
在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世界日报》称这些协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说“结果是世界情况改善了”，《世界日报》今年二月反映了莫斯科的国际路线，它在谴责人民中国同美国总统会谈方面，是属于最恶毒之列的。而同尼克松在莫斯科的逗留相比较，这些讨论是极为克制的。
托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刊物《战斗者》周刊谴责苏联“背叛”越南，正如它在今年二月得出结论说中国“出卖了”越南人一样。
到五月三十一日为止，人民中国官方一直对这些协定保持沉默。同在北京会谈之前和整个会谈期间莫斯科集团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形成对照的是，人民中国决定在发表任何评论之前彻底分析一下局势的所有因素。
【美新处华盛顿六月二日电】题：国会大概会批准美苏武器条约
具有历史意义的限制武器协议会得到国会的批准么？人们一致认为是会的。在尼克松总统六月一日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就同苏联达成的各项协定提出报告后，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共和党人多半称赞尼克松先生的政治家风度。控制着国会两院的民主党人多半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对总统刚刚结束的访问的结果不表示意见。
限定美国和苏联各有两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的条约需要参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协定需要两院多数通过。
尼克松政府希望，国会将在夏末批准战略武器协定的两个文件。与此同时，预料在国会辩论之前，参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将就协定举行意见听取会，由政府官员作证。
六月二日，尼克松总统亲自在白宫向国会领袖介绍他同苏联官员达成协议的情况。他向参众两院三十名高级成员谈了协定的“技术性”问题，一共谈了两个多小时。
总统的新闻秘书齐格勒对记者说：“我感到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很了解，他们极愿意考虑总统采取的步骤”，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参加了情况介绍会。
齐格勒还说，总统“很重视”两国在苏联签署的十二点原则声明。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日电】尼克松在向国会领袖们汇报情况之后，飞往比斯坎岛上的佛罗里达州白宫，以便在周末休息一下。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六月五日一期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美苏关系的下一个回合》，摘要如下：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迅速签订协定的场面。但是连这些协定也只不过是冰山的顶端而已。这两个超级大国进行的紧张的会谈所具有的真正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已经宣布的结果。
现在处于舞台中部最显著地位的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关系，这是自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成紧密的联盟以来在冷战方面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转折。在仔细研究强权政治的人们看来，华盛顿和莫斯科显然已分别得出了一些相同的结论，而把诸如印度支那问题、中东问题和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其他抗衡等次要问题放在一边。
在盛着香槟酒的酒杯相碰声中签署的具体协定和秘密达成的默契之外，下面的事实着重表明了新的苏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当尼克松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特别亲切的气氛中举行了一小时接一小时的会谈的时候，美国的水雷使苏联船只动弹不得，同时美国的炸弹正在向苏联的盟国的首都河内投去。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勃列日涅夫是否同意对北越施加压力，要它早日通过谈判根据合理的条件解决战争问题？
苏联官员们说，勃列日涅夫在河内无法施加足够的影响，来迫使北越通过谈判按照他们不能完全接受的条件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些官员们承认，由于美国和俄国的最高级会谈获得突破，苏联的领导人现在在设法使越南战争早日结束方面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苏联领导人能够和将要采取什么行动来促使战争早日结束呢？他们会不会为了促使河内举行认真的谈判、至少使战斗规模缩小而减少向北越运送的物资呢？
尼克松十分清楚地向俄国人表明：他们在今后若干月在越南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使冲突继续下去，还是为求得一项和平解决办法而积极努力）将是进一步建立苏联和美国今后的关系方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在中东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在中东问题上，美国人在试图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方面希望得到俄国人的合作。
接近尼克松先生的官员们强调说，总统和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在越南问题上或者在中东问题上达成的任何谅解都将是保密的。正如一位官员所说的：“这类谅解显然会涉及一方或者另一方退让。公开发表这类谅解不会有什么意义。”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在历时一周的最高级谈判达到顶点的时候出现的最突出的情况是：俄国人看来似乎期望尼克松先生帮助他们处理他们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敌对的中国构成的潜在危险、需要在他们控制的东欧的范围内保持稳定问题、要求使苏联工人得到更多更好的商品的压力和民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落后状况。
虽然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俄国人认为有必要放弃他们展开的在世界各地扩大苏联的势力和影响的运动，但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纯粹由于国家利益的原因，俄国现在认为同美国进行合作是迫切需要的，即使这样做在意识形态上是有些为难的。
表明这种情况的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勃列日涅夫同总统进行私下会谈的时间。这两个人私下会谈了二十多个小时，比勃列日涅夫同任何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元首会谈的时间都要多。（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一位接近总统的高级官员说，这两个人很快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以一种坚定的态度但又是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谈判，没有出现拍桌子或者大声嚷的场面。
那些同普通的俄国人和有经验的外交观察家谈过话的美国人很快了解到什么压力促使苏联领导人撇开他们在越南问题上感到的恼怒，而在最高级会议上朝着同美国进行密切合作的方向前进。
这些压力是由两件事情产生的。
一件是害怕中国。
另一件是愈来愈多的俄国人民要求过“更美好的生活”。
一位驻莫斯科的西方大使的看法是：苏联领导人主要是害怕中美结成伙伴。他们正当中国和美国在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听凭尼克松访问失败是吃不消的。
莫斯科的另外一个有经验的观察家在谈到“消费主义”的压力时说：“苏联领导人牢牢记住了在波兰工人起义抗议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教训。克里姆林宫认定，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防止可能发生的那种事情。
由于需要削减巨大的军事开支，以便把更多的钱花在国内需要上，因而勃列日涅夫希望缔结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消费者的需要也导致他采取增加得到美国技术和信贷的机会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