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菲律宾《马尼拉纪事报》五月二十五日刊登菲中了解协会主席、该报专栏作家亚历杭德罗·罗塞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中国国内》，摘要如下：
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一生中所曾作过的一次最有趣、最有成果的旅行——一次为期二十三天的对中国访问——后回国。去中国往返一趟的经历，好比一位中国诗人的一次经历，这位诗人曾梦作自己是一只蝴蝶，这个梦是这样逼真，以致在他醒来时，他完全不敢肯定，他是否不是一个蝴蝶，而是一个人。
首先，中国这个国家，完全不同于我们从前访问过的任何国家。那里没有完全破坏景色的广告，没有夜总会，没有酒吧间，街头没有乞丐和叫花子，也没有失业。城市很干净，所有大街两旁都有整齐的遮阳光的树木。这回你算是看到了一个没有嬉皮士、贪污、吸毒者、抢劫和强奸的社会。政府的官员们都是人民的真正的勤务员，每个公民都参加和关心国家建设。
这里讲一个有关三个采石工人的故事，我们问他们在做什么。第一个工人回答说，他是在谋生，第二个工人说，他正在采岩石，而第三个工人回答说，他在建造一座大厦。在中国，每一个工人都懂得，他是在参加国家建设。那里有分工。但是每一个公民——从最高级的官员到清洁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中国是仅有的一个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不相信所谓的外援或赤字开支。他们量入为出，而且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他们是自力更生的最好榜样。他们需要的东西，都自己生产，他们不能生产的东西，他们就不去用它。他们不仅分享国家的财富，而且也分担贫穷，每个公民都分享财富和分担贫穷。这是我们所见到过的唯一的文明社会。他们有道德，而没有宗教。我们这里有宗教，而没有道德。
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是中国人民的。毛主席不仅使中国获得了独立，而且还使中国获得了尊严。人们只要在中国逗留几天，就会了解到，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菲律宾人什么时候才能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呢？这是爱国主义的真正试金石。
你今天去美国，你会看到一种没落的文化。在中国，你会看到一个伟大的社会正在建立。美国人征服了外部空间，但是没有征服内部空间，他们现在在越南的情况就能够证明这一点。中国正向人的内心深处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五月二十六日报道了一条消息，标题是《自由民主党鸽派联合决议：建立能够恢复日中邦交的政权》。摘要如下：
参加自由民主党的鸽派集会亚非问题研究会（代表是宇都宫德马）、中国问题恳谈会（代表是松浦周太郎）、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超党派，会长是藤山爱一郎）的自由民主党议员二十五日召开了联席会议，就扭转政局和对藤山的处分问题进行了磋商。结果，联席会议作出了三项决议：（１）佐藤首相在这次国会会议闭幕的同时下台；（２）下届政权要建立能够果断恢复日中邦交的内阁；（３）撤销对藤山的停止职务的处分。会议决定派代表于二十六日把决议送交保利干事长和中曾根总务会长。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包括三木、中曾根、大平派以及佐藤派在内的各派议员五十二人（包括代表出席的二十人）。他们商定按照参加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的决议的方针团结起来，并且在总裁选举中突出日中问题，把它作为无法避开的重大争论课题。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五月二十七日报道了一条消息说：
自由民主党的宇都宫德马二十六日下午在党总部会见保利干事长，递交了二十五日亚非问题研究会等鸽派议员集会的决议，同时要求“佐藤首相在这次国会闭幕的同时下台”。保利干事长回答说：“关于首相下台问题，首相自己也在国会答辩中说，‘我自己判断’。只此而已。”他对下台的时期避而不谈。
【本刊讯】纽约五月二十三日消息：杨振宁教授五月二十二日在这里的亚洲协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办的第二期讲座中就“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发表了一篇讲演。下面是他的讲演的主要内容：
去年我的中国之行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中国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国家。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了解旧中国，以前从未去过中国的其他访问者从他们的访问中得出了同样的印象。中国人民一律都是精神饱满，而且工作具有目的性。他们是自豪的，但并不是傲慢的，他们在努力工作，但并不是身心紧张。他们的原则是自力更生。根本不存在犯罪、卖淫、酒精中毒、吸毒。从物质上讲，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国人民首先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对未来抱着巨大的希望。他们总是以今天与昨天作对比。
我在旅行期间参观了上海的两个研究所和北京的一个研究所。我发现那里有着从事实用研究的强烈倾向，科学家们非常注意中国今天的社会需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理论研究。
在文化革命时期，中国科学家以及每一个研究所都重新估价了他们的工作。他们问自己：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社会需要服务？我并不冒充对文化革命有很多的了解，但是，我认为，罗德里克先生说文化革命不是一场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场斗争从根本上来说是刘少奇的利己主义和毛主席的集体主义之间的斗争。
在教育方面，自文化革命以来，特别强调三个根本原则。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受过教育的一代人，而不是培养一个特权阶层。二、实践应该与理论密切结合，以便纠正旧中国在教育方面的传统性的弱点。三、强调要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克服旧中国的死读书的倾向。大学的招生制度正在发生更加剧烈改变。学生在中学毕业后被送到农村、工厂或者医院里去。两、三年后，他们将被他们的同伴们根据他们对社会的献身精神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选送到大学里去。中学和大学也有它们自己的小型的或比较大的工厂。
他们所想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象美国那样同别人争名誉。如果别人能在他们的研究方面达到精通的程度，他们也将感到很高兴。
中国正在努力消除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
中国是一个强调自力更生的引人注目的社会。美国在物质生活上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在精神上是空虚的。这是一个危机。
【共同社东京五月二十九日电】题：新老对立激化，日益险恶化的佐藤派
以延长国会会期为转机，自民党内争夺下届政权的斗争日趋激化，尤其是佐藤派内部的田中系和支持福田的保利系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了，其尖锐程度与日俱增。虽然首相连日来召见佐藤派议员为“团结”而苦费心机，但是多数人认为，派内的这种暗斗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了。
【共同社东京六月一日电】题：政局将因本月佐藤引退而激烈动荡起来
自民党各派以争夺下届政权为目标的动向，淡入六月份后，将更趋活跃，政局即将迎来日益动荡的六月。佐藤派的田中系从五月上旬开始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但福田派打算以佐藤首相可能在本届国会会议结束后十七日表明辞意为契机，展开争取多数的工作，决定大势，参加七月中旬的党代表大会。对此，田中、大平、三木的反福田阵营，二日召开田中、大平两派会议并要求撤销对藤山的处分，想以这些活动为中心再次整顿一度陷于混乱的阻止福田政权的步伐。政局的焦点似乎又集中到福田对反福田联盟的针锋相对的较量上来了。
以田中系五月九日打出旗号为转机，田中系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仿佛一时引起了倒向田中的雪崩现象。这就强烈地刺激了福田势力，他们从协助佐藤政权这一前提出发，在表面上依然避免显示力量，但是在背地里从五月底开始就全面动员党内外各种组织内的福田的同情者进行反击。在这方面利用一部分财界人士以及私人的关系进行的活动也很活跃。看来，福田派是估计到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大量收复失地。
福田派的这种“反攻”，同田中系于五月三十一日集结了大部分初次当选的议员的活动，成了鲜明的对照。对现在的党和官僚机关有影响的官僚派和想由下而上地推翻这个官僚派的党人派之间发生了对抗，这样一个侧面已开始逐渐地突出起来。
此外，劝中曾根出马的工作也可以认为是福田派反攻的一环。据认为，中曾根下决心的内幕里，有保利干事长和佐藤首相的工作在起作用。
田中系想采取加强以党人派为中心的反福田联盟的团结的办法来对付福田派的这种反攻；预定二日召开有田中和大平也参加的两派会议，进一步加强合作。
各中间派仍然没有放弃由元老来“调整”的希望，但是对抗的情绪日趋严重，已无法控制，磋商、调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个月将成为激烈动荡的一个月，首相将留下七年零七个月的在职记录而走下首相宝座，发表引退声明，与此同时，政局也将以七月中旬前后的总裁选举为目标而动荡起来。
【拉美社利马五月二十日电】贝拉斯科总统夫人孔苏埃洛·冈萨雷斯在这里谈她最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感时说，虽然相隔遥远，中国人民十分了解秘鲁的现实。
孔苏埃洛·冈萨雷斯还说，我认为，由于他们有过自己的遭遇，他们了解我们的遭遇，了解秘鲁武装部队政府的理想。在谈到妇女参加革命的问题时，她回顾了中国妇女过去的屈辱地位，并说，现在她可以作证，那里的妇女已经获得了与男人真正平等的地位，并担任同样的工作。
她还谈到，那个国家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是，教育儿童的方式，要儿童热爱劳动，教育他们珍惜劳动成果。孔苏埃洛·冈萨雷斯还特别提到她抵达北京时的情况，当时穿着各种颜色衣服的儿童和工人、拿着写有“中秘团结万岁”等字眼的标语来欢迎她。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三十一日报道，自民党大平派的首领大平正芳最近就“日台关系问题”整理了一份书面见解。《朝日新闻》报道的大平见解如下：
现在已经到了日本政府从正面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了。
日本的对华政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台湾问题。如果没有台湾问题，早就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关于台湾问题，在政治上，台湾将来以怎样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此日本没有资格发言。这完全是中国的问题。
关于日台关系，日本是当事者。不管台湾将来是个怎样的命运，（日本希望）把日台关系置于稳定的基础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北京提出了“日中贸易四原则”，今天日本对台湾的投资已陷于停滞，日台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在打开这一局面上，现在日本的对华政策，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措施。我国（日本）的大势是认为有必要同中国恢复邦交。从这一大势出发，不管将来台湾是个怎样的命运，把日台关系置于稳定的基础上，这是日本政府的责任。这不是同台湾可以商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把日中两国的会谈作为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