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杂志六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斗争》，摘要如下：
苏联至少近五年来最重大的政治变化——谢尔比茨基代替谢列斯特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后者降职为副总理——被西方评论家作了肤浅的解释。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说：谢列斯特是一个“强硬路线分子”，他的降职表明，那些反对苏联目前对外政策行动，特别是反对苏美协议和苏、波与西德签订的条约的人遭到了失败。跟对苏联政治情况的许多评论一样，这种解释既过于简单又缺乏充分的证据。
首先，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苏联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分歧构成了苏联的全部真正的政治生活——的了解往往是不完全的和推测性的。这并不是说得不到重要情报，而只是说，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我们并不掌握全面的情况。然而，第二，苏联统治集团毕竟也是一些人——见解与能力有限、而且在狭窄的和特定的动机范围以内工作的一些人，但是同任何其他的面临各种各样问题的政治家集团一样，他们也不能轻易地归结为仅有单一形容词的范畴。在任何这种情况下，总会出现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而且长期来就已看出，在不同的问题上，在政治局里会出现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多数。目前，苏斯洛夫和谢列平在原则上都是意识形态上的强硬路线分子，然而据说也属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举的反对者之列。另一方面，在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期间，谢列平及其一派却要求苏联采取强硬得多的方针，在这一次，也不能简单地划分“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关系。乌克兰问题
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谢列斯特确实是强硬路线派中的最强硬者。但是在另一些重大问题上，对他的这种形容就肯定会是错误的。作为乌克兰的第一书记，他表现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赞同态度超过了莫斯科的总路线所能允许的程度，而不是相反。跟任何对外政策上的考虑相比，这一点看来更加肯定是他降职的关键性原因。
在乌克兰，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民族主义问题一向是共产党领导人难于驾驭的。（这个共和国的居民是苏联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因而是最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一个少数民族。）无论是镇压还是让步都从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地的领导人始终处于麻烦之中。斯大林曾经对罗斯福说，乌克兰人是他的一个严重问题——的确，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说过，斯大林曾考虑大批迁移乌克兰人。一九四七年，当时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自己也因为替乌克兰诗人雷利斯基辩护而遇到了麻烦（并且曾一度降职）。一九五三年，他的继任者麦利尼科夫因为反对过分的俄罗斯化而被撤职。曾接替麦利尼科夫并被提拔为莫斯科第二号人物的基里钦科，显然是因为对民族主义大大咧咧而在一九六○年突然被撤职了。从那以后，就出现了涉及现今的两名对手——谢列斯特和谢尔比茨基的倾轧。有一系列的征候表明，谢列斯特曾倾向于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而这种做法近来受到了挫折。
明显的迹象表明，在处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方面，谢列斯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是有分歧的。（在乌克兰，也象在苏联其他各地一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直接向莫斯科负责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在乌克兰第一次大逮捕浪潮期间，谢列斯特作出了一种在苏联政治中从无先例的姿态，接见了一名被捕者鲁辛的夫人，亲自向她保证，决不会无辜地惩处任何人，如果进行审讯，那将会在公开法庭进行，而且尽可能充分地公开进行。然而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在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一次调查以后，鲁辛和其他被起诉的人一起被一个秘密法庭判处了徒刑。（但是，意味深长的是，鲁辛在服满刑期以后，又在基辅一一座研究所恢复了原先的工作。）
乌克兰人士广泛地知道，谢列斯特几年来一直在保护著名作家奥列斯·杭恰尔抵御激烈的攻击，他在发表了他的小说《大教堂》之后曾受到这种攻击。这部小说从文学方面有力地重申了乌克兰精神文化的历史连续性。据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持不同政见集团的著名人物之一莫罗兹说，一位进行讯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说，应当把杭恰尔送进监禁营。但是这没有发生，使得人人感到意外的是，杭恰尔甚至保住了他作为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的位置。相反，迫害杭恰尔的主要角色，乌克兰最激烈的亲俄分子斯卡巴一九六八年三月突然被解除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斯卡巴的下台（这显然是谢列斯特策划的）使得反民族主义的运动暂时缓和下来了。民族主义现象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伊凡久巴事件。这位年轻的文学评论家六十年代初以来在乌克兰的抗议运动中就一直是著名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久巴写完了他的书《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并将抄本送交谢列斯特。久巴直言不讳，用大量事实表明，苏联的殖民政策比历代沙皇或者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还要来得无情。他写道，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已“为俄国的‘一体化’的救世主式的大国态度所代替。”久巴揭露了故意编造的“享有主权的加盟共和国”的说法。“各个共和国的确有‘享有主权的’政府，它们在行政管理中不得使用本民族语言，不得进行国际接触，甚至无权对它们自己领土上的经济进行干预！”久巴把对他的国家的前途的唯一希望寄托予重振由来已久的乌克兰民族运动。
在苏联，人们常常因更轻的事情而遭处决。但是谢列斯特的反应是，把久巴的书送给乌克兰各个州的党的书记，征求意见。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在西方出版了，受到广泛欢迎。接着，久巴被指责为帮助苏联的敌人，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基辅作家协会分会把他开除出协会。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在久巴写了一封简信，申明他同出版他的书的西方出版者没有关系以后，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团撤销了基辅分会的决定，恢复了久巴的会籍。显然，要是最高级没有进行干预的话，这是做不到的。
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持比较宽容的态度的时期，今年初突然结束了。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分子同时被捕，久巴的家被搜查，他的一些书被没收。三月二日，久巴终于为了七年前写的一本书，被开除出乌克兰作家协会。
两个月以后，谢列斯特被调离他在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工作。
谢列斯特的“自由主义”当然并不包含任何放松党的控制的愿望。但是，它意味着，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警察问题。莫斯科的领导认为这样的让步是危险的，并取消了这样的让步。立陶宛前不久发生的骚乱肯定会被看成是又一个迹象，表明任何允许表达民族感情的做法是危险的。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前不久发表的一项专门决议严厉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的若干官员犯有民族主义和其他的偏差，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也牵涉在内。勃列日涅夫和谢尔比茨基对波德戈尔内和谢列斯特？
当然，在苏联，政策上的考虑同权力问题的联系要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来得密切。谢列斯特不是试图通过向民族情绪作出让步来创造权力基础的第一个人。他也不可能是在莫斯科没有盟友和赞助者的情况下奉行这样的方针的。从谢尔比茨基的晋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探查到更大规模的权力之争。他（像政治局另一名正式委员基里连科一样）是一九四六年以后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发迹的，勃列日涅夫四十年代时曾是该州的第一书记。事实上，代表这个根本不重要的州的机构的，除了这三名政治局正式委员外，现在还有若干名重要的中央委员，包括内务部长谢洛科夫、苏联副总理吉洪诺夫、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等人；而从勃列日涅夫在小小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统治时期就追随他的人中则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茨维贡和中央委员会科学文化部负责人特拉佩兹尼科夫。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身居要职的人的数目多得异常。即便在苏联的条件下，勃列日涅夫聚集这样一批地方上的追随者的做法也是没有先例的。从派系来看，重要的是指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是乌克兰各个州中俄罗斯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州，勃列日涅夫虽然是在那里发迹的，像基里连科一样，他本人却当然地是一个俄罗斯人。
乌克兰政治生活中的另一班人，包括谢列斯特在内，更具有地方性。谢列斯特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继波德戈尔内之后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这之前的十年中，他曾在基辅在波德戈尔内手下工作。波德戈尔内在为自己夺得权力的斗争中，曾依靠来自他自己的据点哈尔科夫的那一批人——这批人是赫鲁晓夫首先带到莫斯科的。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中央委员会负责人事的书记维塔利·季托夫。在赫鲁晓夫倒台时，波德戈尔内和这帮人代表了赫鲁晓夫式的“自由派”的残余势力。但是这批人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被解职了，使波德戈尔内本人同这些权力杠杆断了联系，正如谢列平的支持者（莫斯科党的书记叶戈雷契夫，共青团第一书记帕夫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伊等等）在一九六七年要苏联干涉中东的企图失败后被解职一样。
谢列斯特同谢尔比茨基之间的特殊的争权斗争给人一些启发，尽管不总是完全解释得通的。谢尔比茨基一九五七年当上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书记，一一九六一年他被提升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更重要的是，当上了莫斯科的政治局（当时叫主席团）候补委员。一九六三年他被撤去了这两个职务，并且被派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作。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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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当上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一名书记的谢列斯特，在谢尔比茨基被解职时，当上了乌克兰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的党主席团候补委员。当赫鲁晓夫倒台时，谢列斯特被提升为主席团正式成员，无疑这是对波德戈尔内乌克兰集团同意让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报酬。但是，一九六五年，谢尔比茨基再次被提升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他被提升为正式成员，以便与谢列斯特相抗衡。
这些事实是值得记录的，因为它们既表明了政策上的分歧，也表明了党的机关内不断的、被掩盖着的、激烈的争权斗争。除了我们确实知道的现在这些重要人物的立场之外，他们的争斗也可能涉及对西方政策上的分歧。微妙的平衡
更为概括地说，事实上，虽然可以肯定说在政治局内对莫斯科最高级会议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正像任何一个集体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一样，但是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站队的。
确实，谢列斯特也可能在对外政策上有些不合拍。但是人们引证的唯一的迹象是，他发表了一些讲话，提醒防止西方的思想渗透，并且强调说任何缓和都不应牺牲国际阶级斗争的利益。但是勃列日涅夫在许多场合同样阐述了这点。
谢列斯特在经济政策上也许曾持温和的不同看法。当然，那些实际上负责各共和国的人倾向于强调地方利益，如果不遭到制止的话。在二十四大上，看来谢列斯特关注保卫乌克兰的煤炭工业，以对付石油和天然气的竞争。他的总的亲乌克兰倾向也可能表明他在农业政策上有不同的看法。
同时，谢列斯特的降职，尽管还未达到撤销他政治局委员的地步，是自解除谢列平分子职务以来苏联政治舞台上最重大的变化。并且，伴随着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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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加强了。到目前为止，勃列日涅夫的手法是，搞掉他的对手及其支持者在党的机关内的权力杠杆，同时保留他们在政治局内的职务。对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现在对谢列斯特都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把权力完全集中于勃列日涅夫手中——那种行动很可能造成他现在尚未作好准备的、无论如何不愿面临的抵抗。另一方面，那会造成统治集团内最终联合起来反对他从而使形势改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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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像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七年几乎陷入的那种处境一样，当时，被他降职但没被驱逐出主席团的那些人几乎推翻了他。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六月十四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为什么谢列斯特下台》，摘要如下：
谢列斯特最近被解除了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职务，这是苏联国内的一个重大事态发展。
几乎肯定的是，尼克松总统的俄国之行决定了谢列斯特被解职的时机。如果他继续在乌克兰掌权，他就不能不在基辅接待这位总统，而谢列斯特从未掩饰过他反对尼克松的访问。
但是，谢列斯特解职的根本原因是更为深远的，据来自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的消息说，他同勃列日涅夫若干时期以来一直是不和的。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说，虽然谢列斯特以强硬派中的最强硬者而著称，他反对最近在乌克兰采取的镇压行动，其理由是，这种镇压太粗野了。这些乌克兰人士说：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年在没有同谢列斯特商量的情况下任命费多尔丘克为基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负责人，为此谢列斯特从未原谅过勃列日涅夫。谢列斯特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
谢列斯特同勃列日涅夫意见不一致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经济政策。据说，谢列斯特曾在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公开谴责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乌克兰是“不公平”的。有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推测说，尽管谢列斯特对西方采取了强硬路线态度，他对乌克兰的内部的问题
——尤其是对来自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威胁问题
——比他的莫斯科的同事们要现实得多。据说，他经常提醒莫斯科，不要采取任何使形势激化的行动，他认为，中央政府严重地低估了这种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