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四月二十一日刊登戴维·博纳维亚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但是有人还是比别人来得平等》，全文如下：
苏联今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据说，半个世纪的主要成就之一是这个国家的阶级结构的改变。据官方数字，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五）和机关工作人员（占百分之二十五）；以及集体农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占百分之二十）。
显然，这种分类不说明苏联社会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这些数字的完整表明，没有什么人真正相信这种分类或者关心这种分类。尽管那样，俄国还是有阶级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一些情况，除非用阶级竞争和冲突来解释，是解释不了的。广泛地来说，这是一个由官僚、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三个阶级的社会。（机械化和集体化使有可能把农民看成是不享受特权的工人，而不看成生来就是一个政治阶级。）
官僚是统治阶级。不应当把它同整个共产党等同起来。在最高级，这两者是一回事。但是在下面，一个低级官员可能比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更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要表达官僚的数目是困难的。据最宽的估计，真正的决策人全国只有几千人（党的高级官员，或党的干部）。但是他们通过一台非常庞大的行政机器进行统治，这台行政机器包括几类警察、全联盟一级的数十个部和国家委员会、共和国机构、工会、地方党委，新闻和宣传工作者。整个官僚阶层数以百万计。
使得官僚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与其说是它的规模，不如说是它的占压倒优势的共同利益：维护它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尽管它的成员常常不是最有资格来掌权的。官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是它行政效率不高。这不是一个偶或有的现象，但却是它形成的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支配它同其他阶级的政治关系的一个因素。
官僚阶层吸收新成员，主要依据的是他们谨慎、顺从和从潜在的意义上是忠于邀请他们加入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的。据认为，这种忠诚优先于其他一切考虑：正直、家庭、信仰、种族。正是靠着这一类相互义务，官僚才得以排除向它本身提出任何挑战的可能性，才得以作为统治阶级存在下去。
对外政策是一个例子。有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俄国安全方面的需要的反映。事实上，官僚以外的俄国人很少有人真的认为，同美国进行核对抗或者在象玻利维亚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搞代价昂贵的颠覆活动，是最有助于他们的安全和利益的。苏联的官僚需要同西方对抗的政策，因为它证明要求国内保持团结和纪律是有道理的，它并且充当一个借口，防止居民中的其余的人在这里和别处实行的治理制度之间进行客观的比较。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如说是官僚阶级利益的延伸。
官僚作为一个阶级继续统治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多半是因为它懂得如何分化他们。它通过工资等级、任职、许可旅行等等，必要时还通过保安警察来控制知识分子。苏联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警察方法的威胁所吓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中有许许多多人是为接二连三的警察恐怖浪潮所消灭的那些人——既有资产阶级，又有革命家——的孩子和孙子。
知识分子被允许享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享受一定的物质特权，作为交换，他们得委身于官僚，向构成第三阶级的工人灌输思想和实行控制。
例如，苏联“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政治作用是写小说、画画和写剧本，这些作品将帮助使工人们相信，他们是苏联社会的真正的主人翁和真正有功劳的人。真正有天赋的人觉得难于宣传这一思想，这就有助于说明俄国当今大多数官方文学和绘画的那种沉闷气息。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其他艺术和学术界的生活。有天赋的电影制片人得把他们的天才用来把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描写得十分动人，但是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如果得到一半机会的话，大多乐意成为电影制片人。历史学家得篡改历史，以表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知识分子早就习惯于照官僚的命令办事。但是有些独立不羁的人时时提醒别的一些人，知识分子的活动是一种更高级的职业。官僚把工人当作对付这样的人的最后的政治制裁手段。当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对文学评论家或者经济学家提出警告时，前者提醒后者，他们对工人阶级以及对苏联文化的无产阶级理想所负有的“责任”。一种说法是：“你们这些人得到工人们并不享有的某些特权。如果我们说，你们背叛了他们，你们敢冒使他们愤怒的风险吗？”
知识界事实上得到充分的物质特权，使工人们感到疑心和愤懑，知识界也准备支持官僚，如果任何知识分子背离路线的话。
但是，物质特权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位苏联学者或者科学家在他发迹的早期阶段所挣的钱大概少于一个同年龄的有相当能力的工人所挣的钱。他得到一套独家独户的住房或者在一家专门的综合医院得到高质量医疗的机会要少些。
这个知识分子，只要他一直是十分服从而能得到官僚的青睐，或者十分有天才，致使变得不可缺少，不论是否顺从，他最终将成功。作为一个科学院院士，他的生活水平可能接近于政治领导人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在他的俱乐部美餐一顿。他将发现，他买一辆汽车比较容易办到。如果他病了，他将有可能去找专门的大夫看病，这些大夫大概要比工厂诊疗所里的大夫要强。
这种容易变动的物质上的差异显然为阶级对抗提供了基础，这种对抗反映于数不清的个人的态度和举动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于当代的文学中。但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实际冲突主要——不是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同官僚的关系上。
例如，官僚可以解释说，解雇一个过分独立思考的编辑是工人们所要求采取的一个行动。事实上，工人们只是接受并支持官僚在这样的情况下向他们传达的任何看法。
知识分子又被用来防止工人对他们的生活水平提出异议，而生活水平对于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准备证明，苏联的工人，譬如比西德的工人生活得好，有哪一个苏联工人能够同他争辩呢？
这种相互监督的制度的弱点是，知识界至少对于现在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是否有道理是半信半疑的。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俄国看来不再象过去那样是令人信服的理由了。诸如麦德维杰夫兄弟和萨哈罗夫博士这样一些人的行动表明，甚至在“为现制度服务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强大的力量，对于他们的阶级在苏联社会中所处的低下的地位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
俄国要出现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那种工人和知识分子反对官僚的联盟，要走一段漫长的路。这使得许多人觉得，苏联社会中无政治可言，因为俄国人“不同于”其他欧洲人。表明相反情况的证明是，官僚竟然认为有必要保持这样的精心考虑的和麻烦的监督方法，以防正常的政治进程自行形成。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二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木村十一日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庆祝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的苏联——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动向》，全文如下：
现在，苏联正在庆祝联盟成立五十周年。新闻每天都在展开这样一种运动，即：赞扬建立在“平等”与“同权”基础上的由十五个民族共和国的统一和团结。但是，正如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六日竟然不得不谴责格鲁吉亚共和国第比利斯市党委员会的“民簇主义的抵抗”一样，苏联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对此，苏联当局的控制今年以来似乎更严了。
在十二月三十日联盟成立纪念日到来之前，由于反对看来调子肯定会越来越高的说“漂亮话”的宣传运动，苏联各地主张民族自主性，尤其是主张尊重与维护民族文化的动向，很可能变得激烈起来。
据通过苏联的地下报纸等传到西方的消息说，去年，在乌克兰以及亚美尼亚、塔吉克、立陶宛和摩尔达维亚各共和国大规模逮捕了“民族主义者”，并判了刑。与此同时，据说犹太人向以色列迁移运动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返还故乡运动受到了严格限制。现在，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继俄罗斯共和国之后，就是拥有四千万人口的乌克兰共和国。综合公开发表的和西方情报来看，今年年初以来，在乌克兰的基辅、利沃夫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有文艺评论家和诗人、哲学家、学生等共计十一名知识分子以“倾向民族主义”的理由被逮捕。
乌克兰具有比俄罗斯还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这里传统的民族主义感情很强烈。据说，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合并到苏联的西乌克兰，要求脱离苏联的势力很强大。
战后的抵抗，由于斯大林的严厉武力镇压和采取向中亚和远东强制迁移的政策而消失了。后来，在六十年代，出现了合法地维护乌克兰民族权利的运动。这就是以在苏联宪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一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宗教、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少数民族权利的教导为武器，要求“文化自治”，或者，根据各民族共和国有从联盟“脱离的自由”的规定（宪法第十七条），企图设法从苏联分离出去。
针对这种运动，苏联秘密警察在六五年、六六年中逮捕了约一百名知识分子，其中二十人受到六个月至六年的强制劳动的惩罚。当时抵抗运动的成员是自称为“六十年代集团”的一些人。
从那以后已经五年了。西方人士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集团扩大了，运动也加强了。其最大的成果是地下杂志《乌克兰·热拉尔德》（译音）的出版。这个杂志已经出了五期，它记录了在乌克兰侵犯社会主义法的事实和俄罗斯化政策、俄罗斯当局的大国主义的表现。据说它是以反映乌克兰人的抗议和提出异议的呼声作为目的。
去年一月，以“反苏活动”为理由逮捕的维切斯拉夫·切尔诺维尔在狱中写信强调说，“在多民族的国家里所有的民族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主义这是不能想象的……”。
另外，据说，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反对“俄罗斯化”是很突出的。在上月下旬，立陶宛的天主教徒一万七千人，竟然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出公开信，对否定“信教自由”提出抗议，指出在立陶宛，天主教徒的子弟在学校里受到违背良心的无神论教育，不批准修理教会的建筑物等。
西方人士指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虽然文化水平很高，但人口很少，人口增长率也很低，由于俄罗斯人流入，逐渐地推进“俄罗斯化”，他们对此感到很紧张。西方人士认为，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沃斯在《真理报》上写了警惕民族主义倾向的文章，爱沙尼亚共产党就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召开了特别中央委员会全会，这表明形势微妙。
另一方面，据说，犹太人迁往以色列，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机。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埋怨，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技术人员和学者也很多）向以色列大批迁移，将会加强以色列的战力。也可以说，苏联当局理解阿拉伯国家的苦楚，已严格地控制发给迁移许可证。
西方专家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俄罗斯人知识阶层的“人权运动”正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反体制运动。据说，俄罗斯的地下报纸最近两年来，对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表示更多的关心与同情。而且，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抵抗运动也受到犹太人以顽强的斗争取得的向以色列迁移运动的成果所鼓励。
去年十一月，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乌克兰的意识形态活动家会议上，曾强烈地攻击“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犹太民族统一主义者的‘非神圣同盟，的动向”，这件事和苏联的报纸彻底地攻击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统一主义的结合也是引人注目的。
苏联成立五十周年，似乎也成了民族的“平等”和“同权”的应有状态受到考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