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四月二十八日刊载沃尔特·罗斯托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在亚洲的前途》，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罗斯托是约翰逊总统时期白宫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现任得克萨斯大学经济和历史学教授）
一九七二年的重大事件中有三件是有关亚洲的：印度次大陆上的相互残杀；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北越对南越的大规模入侵。每一件都和美国有深切的关系；但是这些事件是在对我们在亚洲的利益思想非常混乱的时候发生的。
当然，关于越南问题的热烈辩论加深了这一思想混乱——使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应该离开亚洲，让亚洲人民靠自己的力量去行事。另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完全明白，对我们的未来，亚洲的重要性将比过去增加，而不是减少；我们不能无视人类三分之二居住的世界这一地区；世界的第三工业强国就在那里；那里，中国的八亿人民、印度次大陆的六亿人以及东南亚的三亿人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
我们清楚地知道：对珍珠港的袭击来自一个正在走向由一个强国统治的亚洲；中国是一个核国家；日本、印度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可能取得核武器，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不关心别人的或不可靠的朋友或盟国的话。
但是，我们全国对于我们在亚洲的利益还缺少一致的看法。
从历史上看，缺乏这种一致意见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在大西洋彼岸和太平洋彼岸的经验之间在开头有所不同。从我们建国之初起，我们就卷入了欧洲的力量均势。例如，我们取得独立，获得路易斯安那领土和阿拉斯加，完全是由于美国人可以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
一九一七年，当英国以及英国对大西洋的统治受到无限制的德国潜艇战的威胁的时候，美国由于感到震惊，不得不把它的力量直接投入欧洲的力量均势中，以阻止一个强国的称霸。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是有连贯性的，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知道，统一在一个强国之下的欧洲会威胁美国。
亚洲的情况则不同。在开头，亚洲一向不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它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可以争夺贸易和势力、传教士们争夺信徒的一个场所。但是在日本和俄国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工业化以后，开始在亚洲出现了真正的军事潜在力量。
美国对亚洲的近代政策，可以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抵抗日本一九四○——四一年夺取印度支那南部为开端。表明这一抵抗的行动的是：取消美国关于废金属和石油的贸易以及没收日本在美国的财产。根据当时的眼前利益完全应当避免在亚洲进行一场战争，但是同当时的眼前利益相反，罗斯福总统不能默认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实际上，他决定冒同亚洲的主要强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向美国人突出地表明，如果一个强国在亚洲建立了霸权，我们可能象从欧洲一样地从亚洲受到威胁。
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我们对欧洲和亚洲的态度基本上的一致性，表现机构方面的是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从东京和汉城一直到堪培拉和惠灵顿的一系列军事安排。历届总统和国会在这些条约中承认，在欧洲和亚洲保持力量均势对我们都有着永久的利害关系。
关于越南问题的辩论在一个不幸的时刻动摇了这种一致意见。自从一九六四年以来亚洲的事态发展使得在那里实现稳定的力量均势的可能性比以前增加了。这些事态发展是：中苏分裂加剧；一九六五年，北京—河内—雅加达要搞垮东南亚的联合努力遭到了失败；文化革命失败后北京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在南朝鲜和东南亚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增长，并且出现了实行现代化的势头；出现了一个能够利用其资源和政治影响来帮助稳定这整个地区的日本。美国坚持不渝地、切实地和有目的地同这些力量合作，就能够帮助实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公报中下面这些充满希望的段落：“……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它们还支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
有两种可能性会危害亚洲稳定的巩固。
第一、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激烈变化。为什么在亚洲力量均势中东南亚的地位如此重要呢？因为它的人口和资源使它具有相当于拉丁美洲或非洲的重要性；因为它控制着西南太平洋的海路，而这些海路对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南亚——如果它保持独立的话
——是把印度和中国隔开的一个重要的缓冲区。
由于东南亚保持独立有着这些重大的、持久的利害关系，如果美国取消对这个地区承担的义务，可能带来的将不是和平，而是比现在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战争。
第二个危险在于亚洲未来的核武器情况。在这方面，美国的政策可能又是极重要的因素。印度和日本掌握着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力量。由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它们没有生产核武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同可靠的美国建立可靠的关系要比单干更加有利。如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中苏关系的历史所表明的，决定在核事务方面单干会使盟国和朋友变成劲敌。我并不认为，日本决定——举例说明——生产核武器一定会产生中苏分裂那样严重的敌对情绪；但是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形成的太平洋两岸那种特别亲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与下面的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美国是日本的核保护国，这正如美国与西欧的核关系是北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核心一样。进一步的核扩散可能会破坏那些重要的起稳定作用的关系，并打乱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均势。若美国取消对东南亚承担的义务，就可能在亚洲带来这样的结果，而对我们在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也将产生深远的后果。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设法摆脱越南问题辩论的这一痛苦的深渊，重新审查我们在正在出现的非常重要的亚洲的长远利益。如果我们这样做，我相信，一定会把我们在东南亚承担的义务看作是我们的利益以及同样谋求亚洲稳定与和平的一切人的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七日电】参议院的两位领袖，共和党的斯科特和民主党的曼斯菲尔德在大陆中国进行了三周访问之后，昨晚回到了这里，他们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访问是有意义的和令人鼓舞的。
斯科特对记者和一百五十名前来欢迎他们的人说，这次讨论是“一次有意义的、诚挚的交换意见”。
曼斯菲尔德说，在他们两个美国人同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八个小时会谈中，“我听到的话，使我很受鼓舞。”
这两位参议员在他们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之前，都不愿谈他们这次访问的细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于一九四九年掌握政权以来，由美国国会领袖进行的第一次访问。
他们说，他们将在八日或者九日会晤总统。
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说，除了同周恩来进行会谈之外，他们还同其他高级官员谈了总共五个小时，访问了大陆上的北京、上海等六个城市。
共和党领袖说，会谈中显然存在着意见分歧，他说，但是对这些分歧都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
【路透社华盛顿五月七日电】参议院的两位领袖在对中国进行了三周访问之后，今晚回到这里时说，他们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非常鼓舞。
他们说，他们将向总统提出一些有关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建议。
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在他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之前，他将不谈这次访问的任何细节；参议员斯科特说，他们同中国人的会谈是“非常坦率，非常有趣的……这是一次很好的相互交换意见。”
有人问参议员斯科特，他是否认为，由于他们同周恩来总理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举行会谈的结果，更有希望使越南战争得到和平解决。他说，他不打算就越南的事态发展发表意见。
这两位参议员都表示，他们现在对中国的观点和政策有了更好的了解。
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他们希望在明天下午或者后天上午向尼克松汇报。
他说，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报告这次访问情况。
【路透社东京五月七日电】一个右翼组织今天乘着一辆装有扩音器的有棚卡车在东京市中心游行，高喊反华口号，并在地上拖着一面共产党中国国旗。
这是日本右派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第二次举行牵连到中国国旗的抗议。
上星期二（二日），几个示威者在这里的中国贸易使团的常驻办事处外面践踏一面国旗和一幅毛泽东画像，抗议日本政府与北京改善关系的尝试。
中国上星期五（五日）对此事件提出了强烈抗议。
一九五八年的一次类似的国旗事件曾使非正式的日中关系猝然冷了下来，而且至今仍然能感到其影响。
【共同社东京五月八日电】题：首相指示外相要妥善处理右翼的令人讨厌的事情
佐藤首相八日在首相官邸听取了福田外相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并就最近在东京惠比寿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东京联络处相继发生的右翼团体的令人讨厌的事情指示说，“由于这种行为对外交上非常不利，要紧急妥善处理”。为此，外相立即通过外务省事务当局要求警察厅采取对策，警察方面已答应进行研究。
同时，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冈崎嘉平太同自民党的古井喜实也于当天到外务省同外相会晤，要求政府予以取缔。
据说，右翼团体对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东京联络处的令人讨厌的事情已有很长的过程，但是，从最近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等岛屿——本刊注）等问题趋于表面化以后，达到了特别激烈的程度。
因此，五日中国方面在北京由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吴曙东代表召见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代表安田佳三，提出了严重抗议，对这个问题表示强烈的关心。人们认为，佐藤首相也考虑到这类事情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等今后的日中关系，才作了这个指示。
【本刊讯】《印度斯坦旗报》四月三十日以《俄国对达赖喇嘛采取不像以前那样批评性的看法》为题，刊载四月二十九日从莫斯科发回去的一则报道，全文如下：
印度报业托辣斯说，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最新一卷昨天对达赖喇嘛采取了大大不像以前那样批评性的看法，这反映出苏联对中国在西藏的压迫的评价有了修改。
先前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详细叙述了西藏在各个时期同中国的关系，并指责达赖喇嘛与英国人共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这个新版却避免这些提法。
它以一句雄辩的话概述了这一背景。这句话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第十四世）起初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作的道路，在一九五九年西藏发生反对中国统治者的武装起义后移居印度。”
这一卷在谈到达赖喇嘛的起源和设置时说，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和世俗统治者，事实上往往仍然是“他的保护人
——封建神权势力的代表
——手中的一项俯首听命的武器”。
先前一版中曾提到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英国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撇开中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它说，这项条约打算把西藏分成几部分，并实际上把所谓的内藏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它说班禅喇嘛是反对达赖喇嘛的亲英方针的，而主张“国家统一”，这就是说同中国合并。
有关紧接着中国革命后的时期的一段曾宣称“帝国主义的阴谋引起了西藏人民的不满，他们热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原则。”这一卷曾把事情叙述到一九五一年达赖喇嘛当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