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25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日本杂志《自由》四月一期登载了自由民主党众议院议员三木武夫写的文章,题目是《今年的政治课题:日中关系正常化、经济政策的转变等,今年的政治课题全都是影响将来的日本的》。摘要如下:改进政党的素质和转变政策
    今天想谈谈本年度的政治课题这个题目。
    首先本年度是政权交接之年。大约今年五月、六月时将随着佐藤首相下台而实行政权的交接。
    这次政权的交接比定期交接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环绕着日本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往常的惯性已经搞不下去了。
    今后要求采取政治上的主动。一切问题都必须自己做出判断,负起责任。
    但自由民主党的素质已变成了过于官僚政治的素质,失去了政党所具有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已无法做到。同国民之间的距离突出了。
    已经到了为确立廉洁的党风,以至整顿和扩大民主管理、调查和制定政策的能力、地方组织,实现党的素质近代化而坚决地实行果断的改革的时期。
    关于政策方面,无论是内政或外交,都要求有大胆的设想的转变。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就不动这样一种被动的政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治,国民已感到厌烦。今天国民所要求的政治是排除微小细节,而从全球着眼来看问题的政治;是不要小动作,而要抓住问题本质的政治;是不只限于眼前,而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的政治。要担负起这样改善政党素质、转变政策的重大责任和使命而迈向前进的就是新政权。必须使这次政权的交接成为展开新政治的转机。
    新政权还必须在今秋或明春经受大选这个严格的考验。在今天在野政党还没有担当政权的能力的情况下,自由民主党下届政权的状况对日本的命运是有巨大影响的。从根本上调整日美关系
    从根本上调整日美关系也是新内阁要担负的责任。
    年初就在圣克利门蒂举行了日美首脑会议,但是重点放在归还冲绳的事务性处理上,不能认为从根本上调整了日美关系。从以后美国政府的谈话也可以看得清楚。
    日美关系,当然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但是过份注意这一点,就不能从根本上进行调整。日美关系的真正调整必须彻底讨论在亚洲太平洋这个广大范围内,为谋求这个地区的稳定,要怎样合作,或可能怎样合作。
    通商方面处于竞争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经常发生摩擦。
    在日美关系方面所必要的是就全面的日美贸易状况、新的世界货币制度、中国问题、亚洲的开发援助问题、安全保障问题、文化交流问题等涉及安全、政治、经济、文化这样广泛的问题进行坦率的会谈,那怕意见不一致,也必须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日中关系的正常化
    日中关系正常化也是本年度的课题,是新政权的课题。在打开日中关系的时候要放在心头的是,谋求日美友好和改善日中关系必须同时进行。而且自由民主党是能够使两者并存的。不能牺牲任何一方。因此,不能使日美关系威胁中国。我相信改善日中关系能使日美关系健全起来。
    我在十一年前发表了对中国问题的见解以来,一直在阐明改善日中关系的道理。
    总之,我的基本认识认为下述两点就是会谈的基础。其余是由会谈的结果来定的。
    这两点就是代表中国的正统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决定。
    这一看法今天正在逐步变成自由民主党内的全体意见。必须从这样的见解出发,采取结束日中两国战争状态的措施,确立日中永远和解的道路。当然这必须是在互不威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则基础上。为此,就必须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长期协定。
    日中两国是政治制度不同的两国,但却是邻国、邻居,这是永久不变的事实。
    如今是全人类都处于共同命运下的地球宇宙时代。必须互相从旧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奠定日中永远和解的基础。
    有人认为没有必要急于谋求日中关系正常化。我不这样想。对于认为必须建立更加稳定的亚洲的人来说,让在亚洲最有影响的日中两国政府还不能进行正式会谈的现状放任下去是不会有好处的。
    通过所谓民间外交,传着“旅行见闻”,但这样的方式也已达到一个限度。必须开始政府间谈判。佐藤内阁在日中关系上过分别扭,已毫无办法,但新政权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本年度的课题中有经济问题。今天的萧条必须迅速克服。但不是说只要克服了萧条就可以了这样的简单问题。
    今天要求的是,把经济政策从经济成长第一主义改变为生活优先。就是要从经济的量上的扩大谋求生活的质上的提高。
    日本为从战败的深渊中站起来,谋求经济的发展,不能说是错误的。然而成长的速度太快了。日本习惯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超过百分之十,就认为不是增长。但这是只能通用于日本的经济理论。就说百分之八,在先进工业国家,也是惊人的增长率。
    日本因为经济急剧增长,而失去了生产、生活和环境的平衡,这是事实。不恢复平衡,人是决不能得到幸福的。我是说要使这种现象从重生产而转向重生活。就是说要从量的扩大转为质的充实,从生产第一转为充实生活。
    只要今天这样的日本经济发展方式持续下去,就必然要受到要求日元再次升值的国际压力。
    本年度的课题,如上所述,就是交接政权、根本上调整日美关系、日中邦交正常化、展开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是我的想法。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对日本有长期影响的重要问题。深感从事政治的人的责任之重大。
    (《自由》杂志注:本稿是今年一月在日本文化论坛作的讲演)


    【合众国际社田纳西州孟菲斯四月二十二日电】正在进行访问的中国乒乓球队于今天到达孟菲斯,受到了孟菲斯市市长和商会的一群穿着超短裙的女主人的热烈欢迎。
    孟菲斯——这座在密西西比河上有着八十五万居民的城市——是中国队这次旅行中将要访问的唯一的南方城市,市长韦斯
    ·钱德勒说,他希望来访者知道“南方好客”的真实意义。
    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大部分都穿浅灰色或黑色的毛式衣服,当巴克内尔大学的教授、二十九岁的道格拉斯·斯佩尔曼把市长的讲话翻译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都有礼貌地鼓掌。
    反对这次访问的麦金太尔牧师带着一小批抗议者出现在飞机场,就象他沿着中国队旅行的路线在每一处停留时所做的那样。可是,麦金太尔和他领导的示威者今天选错了举行示威的地方,当这些中国人到达时,他们正好在机场的另一部分。
    美国队在同中国人进行的比赛中,今天是这次旅行中最美好的一天,中国队和美国队各赢了五盘。中国队将于二十四日上午启程前往洛杉矶。
    【美联社田纳西州孟菲斯四月二十二日电】中国乒乓球队在访问孟菲斯期间,于今天受到了一次典型的南方的殷勤款待。
    中国人将于下午在中南体育场同美国队举行一场表演赛。
    访问者还乘坐演戏船作了一次由孟菲斯的为唱片灌音的艺术家们招待的短途旅行,游览了孟菲斯,并访问了这座城市及周围地区的名胜、古迹、工业和医学设施。
    布克·T·华盛顿中学的乐队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期间注意到中国人所表示的欢迎,学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中国人和六百位其他的人今晚将乘坐孟菲斯的演戏船,泛舟密西西比河上并吃一顿南方式的晚餐。
    【美联社田纳西州孟菲斯四月二十二日电】美国乒乓球队和中国乒乓球队今天在这里举行了十盘表演策,双方平分秋色各赢了五盘。
    当比赛在中南体育场举行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国旗在上空飘扬。
    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次显示力量的表演,因为在中国队目前在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期间所举行的头二十六场比赛中,他们赢了二十二场。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四月二十一日发表题为《从中共乒乓球队访美说到海外“回归运动”》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共的乒乓球队目前正在美国作两星期的访问,所到之处都有人作盛大欢迎;本星期一在马里兰州立大学作赛,国务卿罗杰斯夫妇及尼克松的长女特里西娅都出席参观,而尼克松总统自己也在星期二接见中共球队全体二十七名队员及职员,表现得甚为亲切。这是“乒乓外交”的又一高潮。
    中共球队访美,本质上属于国民外交、文化交流活动,然而其影响显然并不单纯。在美国方面,它在左倾青年及主张积极与中共修好的人士之中掀起一片热潮;在一般民众之中无疑也会造成相当广泛的对中共运动员的好感。它会促使美国朝野更倾向于与中共进行政府之间和民众团体之间的交往,会加强促使美国走向与中共建交的压力。
    除了对美国及中共两方面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三方面:对在美华人的影响。
    可以预测的,象中共乒乓球队访美这种活动,会使在美华人发生一些情感波动,以及认识改变。在美国已经生根的华人,也许不会考虑迁回中国大陆,但很可能减低对中共敌视或漠视之意,并也可能有兴趣找机会回大陆去观光或访问亲友。在美国并未生根的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则不免会兴起“献身祖国建设”的热诚,考虑投身于“回归运动”。


    【本刊讯】香港《新生晚报》四月十四日刊登孔言的专栏文章,题为《曼谷来信痛心之言》,全文如下:
    接到远在曼谷办报的老友来信,谈到当地中文报纸吹起一阵歪风。他所说歪风:并非指报纸走黄色路线,而是自右向左。这位老友主持的报纸,自发行之日起,即对台湾忠贞、爱家爱国,人所共知。但他在信中有一段说:「自去岁十月以还,国际局势丕变,泰国亦受激荡。目前此间情况:是侨众疏远,侨报离心。某三家报纸,中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常有大字标题出现。某报刊已停止内销(指运台湾销售),并将报头上之中华民国六十一年等字样取掉……」。泰国是个老牌反共国家,那里有三百多万华侨,曼谷与台北又有悠久的外交合作历史,想不到因中共的加入联合国,泰国华侨就发生如此重大的反应。连为民喉舌的中文报纸,也见风转舵,此岂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谓?这种情形是否仅泰国一地为然,或东南亚各地皆如此?侨报反共立场的动摇,可能与当地政府的新政策有关。以泰国来说:自从北京进入联合国后,曼谷即有与中共接触的构思。乃他纳担任外长时,他曾公开宣布,准备与北京对谈。如果没有去年十一月的他侬「政变」,泰国可能已与北京搭上关系。侨报见到如此形势,唯恐落后,自然改变立场。这种趋势,其实事前早已料想得到。
    至于侨众疏远,这也非新的现象,犹忆一九六五年至曼谷小住七天时,与当地侨领朝夕共叙,每次谈到台北官僚作风时,无人不叹息。大使馆大门虽开,但布衣华侨,可能被挡。当地华侨募款建成的「介寿堂」,竟被出租唱戏,坐收租金,如此腐败的外交官员,侨众早已灰心,不欲公开痛责者,只是因为人情面子攸关。
    台北现在依靠的力量,华侨是主力之一,辛亥革命时华侨是革命之母:今天可能更需要华侨的帮忙。但如果出现侨众疏远的情形时,此一趋势就会逐时扩大延伸,不能不说是危险万分。
    官僚主义的法宝是蒙上欺下。上面的人可能对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所知。听那些职业官僚报喜不报忧的报告,还以为形势不但好,而且很好,实际上是形势不但坏,而且很坏。去年有位侨官路过此地,与诸报人见面,谈到他在海外视察侨社的印象,简直是好到无以复加,好象处处华侨是孤臣孽子。这就是报喜不报忧的典型作品,局势至此地步,还在一味「庆功」与「邀功」,实在是不知危如卵石四字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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