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纽约时报》三月二十六日在《让两个中国成为一个》的标题下刊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助理教授约翰·芬彻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从华盛顿写给该报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致编辑：
《纽约时报》突然坚决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这使我感到震惊。偶尔发表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是一回事，但是，三月十日你们在你们的第一篇社论中阐述了这种主张，并且在三月十二日，你们把一个感到失望的前中央情报局人员关于同一个问题的想法作为单纯的消息发表。三月二十日，赖肖尔教授又说他私下了解台湾人的真正意见。
你们的编辑部怎么忘掉了你们自己的记者以前对较好地了解中国统一问题作出的所有的贡献？例如，去年六月，西摩·托平谈了周恩来在一次宴会上解释说，他的政府愿意在统一以后维持甚至提高台湾人的收入。然而三月十日，你们的社论毫不含糊地说，台湾居民面临着“被有着落后的经济的毛派国家吞噬”的局面。
美国人的头脑里仍然浮现着一个赤色怪物（“落后的经济和严厉地进行镇压的制度”）的形象，它“吞噬着”台湾人民，我们过去惯于认为这个怪物对夏威夷是一个威胁。我本来希望《纽约时报》在努力消除美国这种由来已久的偏见方面可以取得更大的进展。
为什么要一个记者把中央情报局的老报告翻出来？你们是否设法找到许多希望中国统一的台湾人谈过话？台湾人已经开始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他们在回到美国后愿意谈论他们的经历，尽管这会使他们在台湾的家属和朋友遭到明显的危险（并使这里的国民党人感到有些为难）。美国人甚至能在台湾听到并从台湾人那里听到他们谈论希望最终不按照蒋目前的条件统一中国。
这样的说法是新的情况，虽然事实上这是一种旧的看法。上海公报在你们批评的段落中在某种程度上向台湾人表明，美国终于可能容忍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在非常勇敢地抱怨国民党人的台湾人中，有更多的人还非常勇敢地表示看不起一些美国人这些年来一直谈论的关于台湾的梦想的前途后边表现出的傲慢态度，不管这些人是中央情报局人员，是自由派教授，还是某种类型的激进的学生。一些台湾人（在美国和日本特别容易找到这些人作为好心的听众）仍然受到他们美国朋友的梦想的迷惑，但是他们的数量正在缩小。
毫无疑问，台湾人对前途捉摸不定的情况感到担心——虽然在受债务折磨的农民当中，情况不大象是这样。二十年来国民党人和美国人都不让他们了解关于人民共和国的客观情况，因而他们很难知道统一可能意味着什么。
虽然《纽约时报》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台湾居民们——“台湾人”以及“大陆人”——已经开始了相互了解统一的条件和形式的漫长进程。如果美国人忍住经常想进行干涉的冲动，不管是用枪炮还是用“自决”这个骗人的玩意进行干涉，这个进程将会顺利得多。在这方面，表现一点温和的忽视是适当的。
如果你们找不到真正的消息，你们至少应该停止散布关于美国政策的错误消息。你们是否真正认为，即使政府没有坚决保证避开台湾独立的抉择，你们所欢呼的对北京的访问本来也是可以实现的？难道现在可以提出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公民投票的老的“虔诚的”主张作为“新的对亚洲的政策”吗？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助理教授约翰·芬彻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于华盛顿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二十五日刊登约瑟夫·哈希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位俄国人返回北京》，摘要如下：
在过去一个星期中世界事务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消息是，在北京又有俄国的一名高级外交官了。
伊利切夫是同中国人进行谈判的俄国方面的“首席代表”，这种就修订“边界线”问题进行的谈判，许多个月来一直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在一段时期内，他在北京显然是不受欢迎的。但是他现在回到了北京，这个事实一定会列入自从尼克松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以来所发生的愈来愈多的令人感兴趣的事情的清单上。
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证明，俄国已取消了（至少是暂时取消了可能已制定的）任何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的“应急”计划。
中国肯定是美国总统对古老的“中央王国”所作的一次旅行的受益者。
还有其他的受益者吗？
继美国向中国开门而来的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重新打开局面，有些西方人可能对此感到失望。但是，第一，这并不是一种和解。这只不过是重新打开外交联系的正式渠道。在世界设法领会尼克松访问的重大意义的同时，这些渠道一直被堵塞。现在，它们被打通了。第二，这离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首都之间重新建立任何军事联盟还有一段长远的路程，但是这的确减少了它们交战的危险性。这将对大家都有利。这个世界最渴望的是出现一个稳定时期。俄国和中国之间打仗将是无益的——对任何人说都是无益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一种令人感到有希望的含意：尼克松的访问确实对莫斯科产生了一种影响，促使它采取清醒的、成熟的态度。除了俄国的一位外交官返回北京以外，还有另外一些迹象表明发生了这种值得欢迎的事情。莫斯科喜欢引起麻烦的地区是中东和西欧。自从尼克松的访问以来，莫斯科一直极审慎而小心地在中东起作用。
莫斯科在悬而未决的新条约方面已放宽了（而不是加重了）对西德提出的条件。看来莫斯科人不喜欢波恩出现政治危机而勃兰特或许被推翻、德国将来的政策方针变得动荡不定这样一种前景。
西方外交官员长期以来一直一厢情愿地希望有朝一日在俄国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化将会使得它的领导人在其对别国的态度方面变得比较审慎和成熟。迄今为止，还未出现这种倾向的任何明显迹象。但是我们现在至少看到有初步迹象表明，世界上围绕俄国统治权发生的激烈变化正在产生人们所期望的促人持清醒态度的影响。只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来看，从他们听说尼克松先生将访问北京时起，他们在世界各地已变得比较审慎、小心和通情达理。迄今为止，这次旅行的结果是很有利的。
【本刊讯】《纽约时报》三月二十七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台湾人自治：软弱无力的计划》，全文如下：
致编者：
你们三月十日的社论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压倒一切的要求是台湾人民自决的要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通过联合国宪章所矢忠的原则”。
你们的主张表面上很吸引人，但是在法律上是无力的。威尔逊主义提出民族自决，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和第五十五条也同样提到各国人民的自决。举例来说，在这个基础上，西藏人有“权”选择离开中国而独立。
但是台湾的居民（除了原来居住的高山族以外，而谁也没有提出要他们自决）不是与在大陆上的民族不同的一个种族；而是同邻近的福建省的人完全一样是中国人，他们的祖先是从福建来的。
但是这个主张更大的弱点是在当前情况下，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虽然杜鲁门总统在一九五○年六月说，“福摩萨的前途必须等待太平洋恢复了安全，同日本签订了和约或者是联合国讨论以后才能决定”，虽然一九五一年对日和约把台湾从日本帝国划分出来，但是没有（象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答应的那样）把主权划归中国，但是尼克松政府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中美公报中承认，尼克松政府对“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的立场“不提出异议”，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既然日本和英国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谁还会提出台湾自决呢？
你们的社论断言，美国对“尊重被忘却的台湾人的利益”负有“特别义务”。
但是美国对台湾岛上的居民在过去二十五年来在国民党大陆人的独裁统治下的政治权利表现得是不关心的。美国是不是迟至现在，在全力实行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不顾蒋介石和毛泽东，出来支持据说是而又没有证实的台湾中国人要求独立的愿望呢？
或者是，在美国作为保护国本身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之后，有哪一个主要国家现在会出来代替我们做这种无人感激的事呢？
就在这份二月公报里，美国同意了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看来现在是开始实行这种新的克制的再好不过的时机了。
埃德蒙·克拉布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日
于纽约
（《纽约时报》原注：写信的人是国务院中国科过去的科长。）
【共同社东京三月三十日电】题：在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等岛屿——本刊注）问题上，执政党和在野党意见一致，共产党也发表见解说是日本领土
在冲绳施政权即将归还的时候，尖阁列岛的领有权问题突出出来了。共产党（指日修——本刊注）三十日正式发表了见解，说：“很清楚，尖阁列岛是日本的领土。”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问题，自民党在二十八日已经发表了外交调查会的见解。社会党也预定在下周内发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见解。公明、民社两党也已非正式表明了是日本领土的立场。关于尖阁列岛是日本的领土这一点，执政党和在野党没有分歧。
【美联社拉巴斯三月二十九日电】玻利维亚政府今晚限定一百一十九名苏联使馆人员在七天之内离开这个国家。
驱逐令是外交部长马里奥·古铁雷斯今晚宣布的。古铁雷斯说，这项措施是行使“主权”的措施之一。
自从乌戈·班塞尔总统领导的一个军事委员会去年八月推翻托雷斯的左倾的军政权而掌权以来，玻利维亚同苏联的关系逐渐冷淡。
班塞尔政府暗示，苏联大使馆在资助这个国家的左派叛乱运动。
【路透社华沙三月二十八日电】教育部长、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亨里克·雅布翁斯基教授今天被任命为波兰的新的国家元首。他取代了老资格的党和政府领导人西伦凯维兹的职务。西伦凯维兹是在十五个月以前发生工人骚乱之后担任这个多半是有名无实的职务的。
【合众国际社华沙三月二十八日电】（记者：埃德温·史密斯）西方外交人士认为西伦凯维兹的去职是盖莱克接管权力的最后一个阶段。
党方面的人士说，为了再次采取行动革新波兰的行政机构并使它在决策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盖莱克正在考虑把主席一职从仅仅是傀儡领袖的职务升格为有实权的职务。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九日电】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福克·耶诺今天从莫斯科启程回国。
【本刊讯】布达佩斯三月二十九日消息：匈政府总理福克从苏回国。他在布达佩斯机场向匈牙利电视台发表的谈话中说：
我们回顾了本五年计划期间签订的协议的执行情况，从双方来说，这些协议正在正常执行中，或大或小的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将在执行过程中克服这些困难。我们会谈的基本问题是，就直到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为止的涉及我们的最重要问题达成协议。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现在就想知道，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五年我们能从苏联得到多少原料。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当然得不到苏联同志的最后回答。老实说，我也没有指望得到最后的答复，我只想事先提出来以便苏联同志对此进行考虑。我们达到了这一目的，苏联同志很理解地接受了我们的这一努力。我认为整个会谈而特别是会谈的经济部分是十分有利的、十分有成效的。我们不仅会谈了经济问题，在勃列日涅夫同志那里对所有问题进行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会谈。我们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会谈了两国间的共同问题、经济和其他关系问题；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会谈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利益、经互会、共同市场和其他问题；其他三分之一的时间会谈了最重大的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