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苏不是改变了它要取得对全欧洲的政治支配权的长远战略目的，而是修改了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策略，因此美不应该抛弃对欧洲的关心
【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二十四日电】下面是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二月二十四日在众院军委会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义务的小组委员会上的讲话全文（本刊作了删节）：（鲍尔先生在约翰逊总统手下任过职，他现在是莱曼兄弟公司的高级执行董事。）
尽管有各种关于出现了一个多中心世界的说法，但是当我们讨论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对为了把这种联盟变成有效的共同防卫系统而建立的这个组织——所承担的义务在现在和在将来的重要性时，我们仍然必须首先估计苏联的意图和苏联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实力。
在设法判断克里姆林宫要干什么的时候，我们在开头可以抛开一些极端主义的立场。
一方面，有一种流行的思想——特别是在年轻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中间——认为冷战是西方发明的。这种理论认为，苏联除了要控制现在包括在华沙条约组织内的那些国家以外毕竟没有什么领土野心，而且它要控制这些国家仅仅是为了保证有一个对付西方侵略的缓冲区。因此，对我们来说，要同莫斯科恢复正常关系，只需要解散我们的防御组织，签订某种互不侵犯条约。
我们也不必很重视另一些人的理论，这些人认为现在的局势仍然跟斯大林时代一样，那时西方面临着这样一个公开敌视的和好战的苏联，它根据一种残暴的意识形态行事，并一直宣称共产主义力量的最后胜利。
当然这些是极端的意见——是一些言过其实的偏见，因此不能作为认真的政策的基础。
在这两种设想中令人宽心得多的设想是，苏联已不再抱有帝国主义野心，它现在安于现状了。由于它要专心注意同中国的斗争，因此它非常希望在它西翼的现有地理和政治边界得到确认，并且放弃了要统治欧洲的任何希望。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将从欧洲逐步撤出它的军事力量——而且实际上是美国的政治影响——一事不再会引起忧虑。
虽然有许多明智之士支持这种分析，但是，我认为西方政策以此为基础是危险的——这个分析是以主观的设想和难以置信的推论为基础的。据我看来，远为审慎和现实的设想是，苏联领导人主要不是改变了他们要取得对全欧洲的政治支配权所怀有的长远战略目的，而是修改了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策略。他们在多年试图破坏西方联盟中体现的政治意志以后，不再认为施加正面的压力有任何希望了。相反，他们按照从抵抗最小的地方下手的方针，他们决定扩大他们在西欧南翼周围的力量和影响一直到地中海。一旦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他们就可以部署他们现在正在狂热加强的大规模海军力量，以把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扩大到红海、波斯湾，最后是印度洋，从而把他们在所有大洋上的舰队力量联结起来，组成欧亚大陆整个南部周围的一条封锁线。
如果这种论说范围过广而不适合每个人的口味的话，那么，人们即使不必完全同意它也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苏联领导仍然对欧洲怀有最后的野心，克里姆林宫对西方采取的缓和方针仅仅是一种策略行动。莫斯科专心注意中国这一点看来是无可争议的，因此，苏联人有充分的理由希望防止在两条战线上发生麻烦。同时，人们有理由相信，苏联人即使没有在两条战线发生麻烦的恶梦的话，他们也可能对西方采取温和的方针，因为他们有充分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继续施加压力的政策已经破产；这样只是使西方的抵抗力量加强，而和解将鼓励那些使这个大陆几个世纪遭殃的分离和敌对的力量抬头。
但是，不管克里姆林宫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重要的事实是——至少在目前——苏联人已经不再对欧洲绷起脸孔和咆哮了，这种气氛改变的结果开始削弱了西方反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意志。
看来也没有什么严重怀疑的是，苏联现在正有意识地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它的控制战略极重要的两个目的上。第一，它正在竭力设法促使美国撤离它在欧洲的力量和消除其影响。第二，它正在尽一切可能以阻挠西欧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采取共同行动建立有效机构而作出的努力，同时鼓励一些眼光短浅的民族主义的古老习惯和做法，这种习惯和做法由于始终具有矛盾的目的，因此使西欧的力量和影响削弱得比它应当具有的力量和影响小得多。
克里姆林宫为了鼓励欧洲内部的分离力量，就象它经常所做的那样，再次打出了它长期以来认为是它的那张王牌，即它对柏林通道的控制。它利用西德人民要求与他们的东欧邻国人民——特别是与他们在东德的朋友和亲属——有比较轻松的关系这一可以理解的热望，要西德接受现状，并鼓励联邦共和国向东看。
为了充分利用欧洲要求关系“正常化”的这一热望，克里姆林宫重新要求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它认为甚至连幻想性的和解所具有的吸引力，对欧洲体系中的不同的国家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相信，美国政府已清楚地看出了举行欧洲安全会议会带来损害的可能性。但是，我国政府持坚决的否定立场，不顾若干欧洲政府要求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强烈愿望，那是不合适的。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美国人的否决将会引起极大的不满。
不过，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比召开一次不成熟的会议更糟糕的了，因为它能使西方政治制度中很明显的离心力量得到进一步的鼓励。在许多东欧国家骨子里的不满情绪受到苏联纪律的无情镇压的时候，如果西方国家显得缺乏一致的政策方针的话，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害。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在我国把注意力转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美国不应抛弃它对欧洲的关心。欧洲毕竟是历史上两次最大战争的发源地，而且它现在仍然是世界力量的中心。我一刻也不怀疑，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险仍然在于两个巨大的力量体系之间的斗争，这两个力量体系的首都是莫斯科和华盛顿。
因此，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美国现在不仅应该在向西方联盟指引方向和给予支持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应该竭力避免朝着撤退——或者那怕是大幅度减少——我国的欧洲驻军方向采取任何轻率的步骤。的确，在今后几个关键的月份中，当西方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和加在它身上的压力比以前更敏锐、更危险的时候，我们必须树立一个表明态度坚定的榜样。
究竟今后最严重的危险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不是欧洲将受到军事力量的蹂躏，而是欧洲的政治结构将被削弱到这样一种程度：要求同东方妥协的压力可能使西方维护自身自由和独立的能力逐渐减弱。
我们不要忘记，如果苏联在引诱美国力量撤出欧洲方面取得成功，而且，同时使欧洲争取统一的努力遭到挫折，那时，苏联显然就会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力量，许多国家希望取得和解的急切愿望就可能成为泡影。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七日电】（国际新闻处外交记者：玛丽·凯尼格）题目：罗杰斯说美国必须谋求同北京、莫斯科的共同点
国务卿罗杰斯刚从北京回来，正期待着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他说，为了世界和平，美国必须寻求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苏联一起工作的“共同点”。
三月七日发表的罗杰斯先生向国会提出的第二个美国对外政策年度报告中没有露出丝毫想要利用中苏分歧的尝试。
国务卿罗杰斯强调说：“在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方面采取的新做法中，我们一贯强调我们要改善同苏联已经确立的关系的决心没有减弱。
“美国和苏联有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共同之点：它们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摧毁对方的能力的两个国家。
“虽然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关系在本世纪其余的年代里对于维护和平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同苏联的复杂的、发展中的关系对于和平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
罗杰斯提出的长达六百零四页的报告大部分是在上月他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大陆中国之前写成的。但是中国问题部分在他回国以前一直没有定稿，罗杰斯先生在中国期间曾用电报向华盛顿发回一些修改。
因此，这份文件中包括了国务卿对为期八天的北京最高级会谈提出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他最后说，美国“现在相信”，中美“分歧是可以缩小的”。他说：“这次访问的不断扩大的影响……应当能增加在亚洲和世界增进和平、稳定以及谅解的机会。”
关于美苏关系，罗杰斯先生说，一九七一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柏林问题谈判表现出一种全面地缓和紧张局势的局面。
他写道，“然而，我不能说苏联在南亚采取了很大的克制态度。它对促进印度支那和平是没有帮助的。它在中东的表现充其量只能说是好坏参半的。”
他强调指出：“在苏联的想法的进一步演变，足以克服为着本国的利益而情不自禁地利用一触即发的局势的作法之前………我们的关系将不会是和谐的。我们将坦率地同苏联领导人讨论这些问题。”
他说，在北京，美国没有背着别国政府进行谈判。“没有任何秘密协议。我们恪守我们的一切条约义务。”
对于日本人，他保证说：“随着我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卷入东亚的局面的性质继续发生变化，我们将加强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主要盟国——日本的纽带……美国不打算听凭任何事态发展妨碍这种紧密的关系。”
罗杰斯的报告使用了“孟加拉国”的名称，这在美国任何官方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国务卿说，以前是东巴基斯坦的那块地方“现在被分开治理着”。他指出，“一大批国家已经承认了孟加拉国的主权”，并且说“我们也在积极考虑这个问题”。
关于世界其他地区，国务卿说：
非洲——罗杰斯先生将在今年召开一次美国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企业会议，以考虑对这个大陆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机会。
拉丁美洲——今年将是“（美国）加强对西半球的注意”的一年。尼克松政府预期将向国会提出一项关于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关税特惠的立法——这是“对美洲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一项措施”。
中东——一九七二年将进行“持续的努力”以继续实行停火和“实现一项苏伊士运河临时协议，作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
印度支那——美国的首要目标是在一九七二年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但是要由北越来决定是共同制订一项解决办法呢还是再打一年仗。美国的八点谈判建议仍然摆在桌面上。它可以带来全部撤退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换句话说，如果河内决定只解决军事问题，那么美国军队可以全部撤走，以换取印度支那全境的停火和遣返美国俘虏。在此期间，美国将继续结束其卷入这场冲突的局面，同时向南越、柬埔寨和老挝提供军事援助。
罗杰斯先生说：“除了越南以外，我们正在接近这样的地步，即美国军队的进一步削减和盟国责任的重大增加应当等待到东亚的政治上和安全上的卷入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再进行。”
罗杰斯的报告是尼克松总统二月九日的世情咨文的补充。在尼克松的咨文所规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罗杰斯先生的文件一国一国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更加详细地叙述了美国的计划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