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二月二十九日刊登了约瑟夫·克拉夫特在上海撰写的一篇评论，题为《尼克松输了然而也赢了》。摘要如下：
在估量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时，重要的是要记住一种重要的似乎矛盾的情况。由于一种奇妙的转折，美国的利益以至少几分之差输掉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的这场比赛。
实际情况是，尼克松总统输给周恩来总理时不只是以儿分之差。但是，如果他现在能够刹住进一步让步的话，那么，总统仍能够说，他的访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即消除了美国确实不希望在亚洲出现的一种情况——出现一个抱敌视态度的、充满了觉得被别人逼入困境的这种偏执狂一样的想法的中国。
当然，美国的巨大亏损是在台湾问题上。最后的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公报保证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诚然，对于这些方面的大部分问题，美国政府重要官员过去在讲话中是含蓄的。但是，尼克松本人这样明明白白地作了让步这还是第一次。
还有，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台湾。当法国国王在革命中失掉了脑袋的时候，欧洲的所有君主都摸摸他们自己的后颈窝。
因此，亚洲边缘上的那些在共同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基础上同美国结成同盟的其他小国情况也是如此。南朝鲜、南越和泰国的政权不得不对前途感到担心。
日本由于现在强大得多而且同中国保持着商业关系，因而并不完全处在同样的有覆舟之危的境地。
尽管如此，佐藤首相的政府现在不得不向同北京和解的方向进一步前进，并同台湾疏远起来，台湾是日本进入东南亚的门户。
这些苦丸子现在更难吞下了，因为看来总统换回的东西是那么少。中国关于扩大贸易和文化关系以及随时在北京接待美国外交官的诺言并不是一笔大交易。由于这些诺言的实施还需要具体商定，因此就更不是什么大交易了。
而且，一个很大的疑问仍然是，美国实际上同中国会不会有大量的文化、贸易和外交来往。
由于在谈判中输了几分，由于未在每个具体问题上坚持完全要对等，总统起到了使中国人增长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他使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意图感到放心。他把美国和俄国在日本和印度的帮助下对中国实行外交包围这个魔鬼打倒了。
因此，只要让步的做法不变成为一种习惯，只要总统不继续在滑溜溜的坡上继续滑下去，中国之行的结果就能是积极的。此行可以成为现在先作出让步以便将来得到较好的东西的一个范例。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一日刊登了题为《总结》的社论，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已经结束了他对中国的旅行后回国，可是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尼克松是否为了仅仅换取毛和周的友好笑容而牺牲了美国的亚洲盟国的任何利益。
一个公平的估价是，双方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谁也没有放弃什么，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的话。他们在这次旅行之前举行的讨论中希望得到和慎重准备争取的东西就是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和中国正在谋求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使此行取得成功和使此行成为美国为在亚洲重建和平的努力中的一个有益的步骤，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
同台北的抱怨相反，美国并没有出卖台湾。它许诺最终从台湾撤出美国武装力量，但是这种许诺是含糊的，而且要以这地区的紧张局势缓和为先决条件。这一许诺将给台湾施加某种新的压力，以使它同大陆在双方都声称是一场内部的争执中达成和解。但是，这次增加的压力，同去年联合国大会施加的压力相比是微小的，当时联大表决接纳北京代表团，驱逐了台北。
尼克松总统在星期一晚上返回时曾向我们保证，美国也未损害日本、南朝鲜、南越、泰国和其他亚洲盟国的切身利益。怀疑这种保证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符合亚洲所有国家最大利益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有了一个中国的政府，它既不害怕它的邻国，也不对它们具有侵略意图。上周开始的美中关系可能会促进那一目标，而不是助长以前存在的冷战关系。
不过，若是以为上周开始的朝着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的正确方向发展的运动不仅仅是个开端，那就是估计错误。因为牵涉到如此众多的国家的利益和抱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冲突，这些冲突靠微笑是消失不了的。破坏和平往往比缔造和平要容易得多。
仍旧存在着主张亚洲不稳定的强大势力，这种势力从任何实际意义来说都几几乎没有受到上周事件的影响。即使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有着走向和平的最好的意愿，这些势力当中的一些人也可能证明是制约不了的。
可是，尼克松总统和美国政府现在保证实行一项旨在使亚洲获得新的稳定的政策，这是一项建设性的政策。但是这也是一项巨大的、难办的任务，到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个开端。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二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在不太晚以前》，摘要如下：
假若你仔细留神地看了关于尼克松中国之行的大量照片，就可能发现，一开头紧挨着总统的是他的白宫私人顾问基辛格。但是访问接近结束时，国务卿罗杰斯替代了基辛格先生。
在这次访问中间消息显然传到了北京，这些消息说，国务卿和国务院职业外交官遭到忽视的情况使国务院达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地步。事实是当尼克松总统拜会毛泽东主席时，他只带了基辛格先生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务院的人，甚至连美国翻译也没有。
职业外交人员们想得起的仅有的一次类似事件是，有一次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出访，同法国总统戴高乐举行一天会晤，英国外交部的人他一个也没有带。英国外交部只得向巴黎外交部要一份会谈的记录。
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状况。最好是恢复国务院作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主要机构的作用。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只要基辛格在白宫内部掌管对外政策，那就根本无法做到。
国务院中的罗杰斯先生是尼克松先生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他以极大的忍耐蒙受因为基辛格的地位而给他带来的耻辱。我们经常提到他要去最高法院。摆脱目前糟糕境况的最好办法是罗杰斯先生去最高法院，基辛格先生任国务卿。可以肯定，他会做的头一件事是解散他本人在白宫内大大扩充的小国务院，把制订对外政策的工作交回国务院。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一日刊登了作家兼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电台和电视评论员麦克利什在华盛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这个旅行涉及的党派斗争》，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是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方面的动机的，另一方面，在安排此行时无疑也是着眼于一九七二年的竞选运动的。
尽管如此，但是仍然有一个颇不肯定的问题，这就是总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旅行到头来会对十一月的最后选举结果产生什么影响。
自从罗斯福总统展开争取三次连任的竞选以来，对外政策一直被用来形成美国国内党派斗争方面的题目。
尼克松先生的中国之行当然是一个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参加这种事件的人理应得到威望提高的好处。尼克松先生将会得到——也应当得到这种好处。
但是这次中国之行也是一种含蓄的保证——更加含糊其词地重新搬出总统在一九六八年提出的做一个和平人物的保证。四年以前，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曾保证使越南战争降级。今年则仅仅以动摇了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存在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敌对状态来含蓄地保证实现和平。
这个含蓄的保证既给尼克松先生带来好处，又可能给他带来危险。
由于他的中国之行提高了他的威望，在他同民主党人辩论实现越南和平的办法时，他的地位将得到加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总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是第二次提出的关于实现和平的含蓄的保证。第一次是保证从越南撤军。如果到秋天时撤军不能使卷入越南的规模减少到能为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的程度，美国将遇到麻烦。
他实际上是在第一个保证还未实现的情况下提出第二个保证的。
如果越南战争在十月间仍以一种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规模进行着，尼克松总统将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因为他两次含蓄地保证能实现和平，结果却没有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