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一月二十五日刊登谢伟思写的《还乡纪游之二》，题为《对中国的发展的自豪感；“讲外语的能力曾被当作有声望的象征”》，全文如下：
对于一个西方人说来，新中国的生活可能看来是一本正经的、朴素的和带点严肃的。我们听不到爆竹声，看不到焰火。我们看不到和尚，也看不到道士。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婚礼队伍和送葬行列。北京的鸽子不再带有飞时嗡嗡叫的哨子，但是麻雀又回来了。城市里没有狗，农村里还有，现在看来好象有人喂养狗。小男孩仍然会坐在他们放牧的水牛背上愉快地打瞌睡。
中国旅馆里当年嘈杂的麻将牌的哔裂啪喇声，现在哪里都听不到了。在成都的一家商店里，我看见橱窗里有一只盒子，我要女售货员拿给我看，我的翻译明白我的想法，笑了。它看上去象是装一副麻将牌的盒子，但并不是。
在上海，我们驱车经过原来的丽都跳舞厅。过去，在那里，唐·何塞和他的庞大的菲利皮诺跳舞伴奏乐队几乎同盖伊·隆巴尔多乐队一样好，一些女招待说一口漂亮的北京官话，帮助一位美国领事馆的年青官员业余学习语言。它现在一片漆黑，显然用来作仓库了。这座“东方的巴黎”的其他夜生活场所也都一片漆黑，或者转而用于实际用途。你可能同情一位寂寞的丹麦海员的一番辛酸的话：上海是他所到过的最死气沉沉的地方。
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对于要求比较简单的那些人说来，生活并不那么惨淡。中国的食品是世界上最好的，仍然大量享用，并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得更多了而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人能够享用。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米酒和酒精的消费增加了。啤酒看来不再是主要供外国人喝的；中国已开始酿造相当不错的葡萄酒。使西方人感到意外的是，含酒精的饮料没有课以重税，因此是比较便宜的。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酗酒行为。我怀着宽慰的心情注意到，主人不再热衷于使贵宾醉倒在桌子底下。没有人因为饮酒“海量”而得到恭维。我从未听到有人“猜拳”：输者罚酒。中国人过去常常以此来作弄外国人（特别是我）。
中国人一向是喜欢看戏的，喜欢有各派风格的演、唱和舞。现在每一座学校、每一家工厂以及每一个政府组织看来都有自己的往往是优秀的剧团。儿童们在幼儿园就开始演戏。当然，这些戏全是政治性的和爱国主义的。但未必是令人不愉快的或者是强加于人的。在从西安到延安的飞机上——一架俄国仿制的老式的双引擎ＤＣ—３式飞机——年轻的女服务员（十九岁，扎了两根辫子）送了热茶和水果之后，为了弥补缺少管乐，而认真地演唱了几首中日战争时的陕北民歌。高音喇叭播送的音乐可能是令人心烦的；但是你可以很快就找到你的车厢里的开关在哪里。
中国人对他们的过去始终感到自豪。他们喜欢大自然，常常观光名胜的秀丽景色。
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被带去看成都郊外据说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草堂的遗迹。我记得，那是一个荒芜的、宁静的地方。现在，那里成了一个绿树成荫的大公园的中心，大批人去参观。他们还参观一个新的展览室，里面有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书写的赞美杜甫的题词。
在南京附近的紫金山，一班一班的小学生在拜谒中山陵，孙中山仍然被誉为他的国家的一位革命领袖。在北京，整个紫禁城是一个大公园大博物馆。人群兴趣盎然地走进西太后的豪华的居住处，而扩音器里在上历史课，连诸如一九○○年义和团起义后外国军队入侵紫禁城这样的细节都不放过。石雕的和铜铸的动物上挂着牌子：“不许爬攀”。
一个外国人感兴趣的是他受到接待的方式。昔时，下层阶级似乎把你看成叫人害怕的某种怪物。商人和服务行业的人把你看成是有钱但常常是没有多少辨识能力的人。军警知道你是受到保护的人。政府人士和知识界通过一种同谦逊相反的态度，并显示出一种文化上优越的神情，来表示他们的不满。现在任何人都是以一种绝对平等的直接的个人对个人的方式对待你。当然，这部分地是中国人现在彼此相待的那种方式的延续。但是这里也有对于中国靠它自身的努力所完成了的业绩的自豪感。
外国人不再受人模仿。过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男人穿西装表明有地位。现在在各处，甚至在上海，我们连一个穿西服的中国人都没有看到。
讲外语的能力曾被当作有声望的象征。周恩来在人民共和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第二天跟我谈话时，曾经以嘲笑的口吻谈到国民党的外交官，“连中国话都不会讲”。
过去能讲英语的老朋友，也宁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我谈话（为什么不呢？）。
在国民党时代，对会讲中国话、特别是能看懂中文的美国人，官员们看来是持猜疑态度的，据设想，这是因为我们不那么相信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话。对于这些官员，我过去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我发现，我的说得很不好的中国话受到一致的欢迎，受到不配有的赞扬，人们感到高兴，有时甚至感到惊讶。幸运的是，洋泾浜英语现在已完全消失了。我们一直没有听到过“ＭＥＮＯＷＡＮＴＣＨＥＥ”（“我不想去”）这样的话。
中国对外国人的这种态度的一个方面是值得一提的：你是作为一个个人受到接待的。对作为个人的你和美国政府，是严加区分的。现在在中国，人们坦诚相见，直接了当相待，说话说到点子上，提批评意见，避免那种讲面子的转弯抹角的老习惯，已是正常的事。
广州的一个大幅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对人民同人民的关系如此强调的一个例证。
对于美国的了解和理解的程度，在不同集团和不同阶层中是各各不同的。
在上层，在外交部处于负责岗位的人，当然还有周恩来总理，对世界和美国都是极其熟悉的。他们了解世界，抱着很现实的态度看待世界。鉴于在他们的后面有一个团结的、自信的和比较繁荣的国家，他们向美国来访者敞开大门——至少是打开一道门缝；他们正要在世界上发挥他们认为同中国的地位相称的、为中国的利益所要求的作用，这就不是奇怪的了。
【美联社波哥大三月二十日电】拉丁美洲二十三国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开始举行为期一周的会议，旨在确定本半球对定于五月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世界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共同立场。
哥伦比亚经济发展部长豪尔赫·巴伦西亚·哈拉米略主持了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的开幕式。他指出，迫切需要加强同工业化大国的谈判力量。
这次专家一级的会议，是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创始以来的第十三次会议。会议打算专门研究美元贬值和欧洲、日本货币增值对拉丁美洲造成的后果。
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的会议还将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尤其是贫穷国家生产的原料的价格和工业化国家的制成品的价格之间的越来越大的不平衡。
会议人士说，拉丁美洲国家在如何对待同富国的谈判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这些人士说，巴西主张双边谈判，而智利、秘鲁和大部分国家则主张集体谈判。
巴伦西亚·哈拉米略指出，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集团主要由于某些国家坚持同样的双边谈判的主张，而目前处于分裂状态。
因此，他指出，拉丁美洲在目标上实现团结一致以便在联合国第三次召集的世界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组成统一阵线是至关重要的。
秘鲁代表路易斯·梅尔昌代表与会代表团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宣布说，通过这次会议，“将产生一个对拉丁美洲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确定本地区对圣地亚哥会议的战略。
【合众国际社波哥大三月二十二日电】拉丁美洲特别协调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今天开始辩论为保护不发达国家的基本产品而应当采取的措施。
辩论起因于哥伦比亚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产品给予更合理的待遇，但是作出的规定不得影响世界咖啡协定。
哥伦比亚代表团成员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奥坎波解释说，如果给予本大陆最贫穷的国家以基本产品协定的优惠待遇和不考虑具体情况的话，将来世界咖啡份额可能会缩减。
而有些代表指出，工业化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当对不发达国家的基本产品给予更多的优惠，因为在美元贬值和欧洲货币增值之后，不发达国家不得不为它们进口的产品付出更多的钱。
这些代表表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拉美国家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加强它们在国际会议上的谈判实力。
【拉丁社圣地亚哥三月十九日电】发展中国家由于有更多的经验并认识到对方集团的团结不很牢固，准备在这里发起八年来最大的攻势，以便说服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它们应公平地分享它们的财富。
发展中国家将在第三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进行这种努力，这次会议将于四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九日在圣地亚哥举行。
这是世界上的穷国和富国自一九六四年以来每隔四年用以讨论在国际贸易的分配、提供贷款、商品的海运以及传授制造技术方面的分歧的国际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于一九六四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二次会议于一九六八年在新德里举行，八年来不平衡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尽管双方在大会上承担了数十项义务。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仅占百分之七，这些国家以低价出口初级产品，而以高价进口制成品。由于从前的外债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就是说，期限短而利息高的条件下提供的贷款，外债依然是绞杀性的。
发展中国家进出口的商品的百分之八十三由工业化国家的船只运输。货运费是单方面确定的，这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譬如拉丁美洲，每年在这方面所花的费用约为三十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机构设在日内瓦，由该机构的秘书长、委内瑞拉人曼努埃尔·佩雷斯·格雷罗领导。该机构目前有一百四十二个成员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际贸易，目的在于加速经济发展、提出新的原则和政策，起到协调各国政府的政策和决定的中心的作用。
该机构还有一个协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进行工作的国际贸易中心。
该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出口市场和产品贸易的情况，并帮助它们发展促进出口的业务和训练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员。
【本刊讯】《巴西日报》二月七日刊登卡洛斯·卡斯蒂略撰写的一篇题为《拉丁美洲：负债的大陆》的文章，摘要如下：
智利和阿根廷本周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了高级代表团，目的是说服债主们对这两个国家在最近五年积累起来的总额几乎达到六十亿美元的外债的偿还给予新的期限和条件。
拉努塞政府和阿连德政府采取的这种态度在拉美不是新鲜的，除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外，几乎所有的大陆国家在不同的时机都采取过。这种态度是拉丁美洲国家不断增长的外债的直接结果，这些国家的经济上的依附性是外债增加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
债主国际开发银行一九七○年提出的一份报告指出，拉丁美洲的外债到一九六九年终总数达二百三十四亿美元。这笔债的一半是欠仅仅八个国家的，其中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
根据国际开发银行两年前的统计，最大欠债者的顺序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前三个几乎占大陆外债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二。拉丁美洲的外债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四。这种增长反映在大陆国家大量地用出口所得进行分期付款。在同一时期，大陆总的外债期限发生了变化，使得每个国家付越来越多的利息。
趋势拉丁美洲经济委员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发表了一篇在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指导下写的一篇报告，指出如果支付结算中的赤字继续增长，拉丁美洲的外债将随着增长。
普雷维什说，据信（外债）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七，假若拉美的出口平均增长为百分之四点五，一九七五年的对外支付结算的赤字将达到二十九亿美元。
政权由于许多政府的政治前途取决于同意或拒绝重新谈判债务的请求，所以拉丁美洲不断增长的外债使这个地区的国家在与债权国和组织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以阿根廷的情况为例，如果亚历杭德罗·拉努塞总统不同其美国和欧洲的债主们一起增加国家的外债的话，他的政府就必须执行一项节俭的激烈的政策，这肯定要在工会中引起强烈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