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一月二十四日刊载约翰·谢伟思发自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第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旧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全文如下：
一个美国人在离开中国二十六年之后又回到那里去看看，情况真是大不相同了。他是在共产党人接管中国之前就离开的，因此他所记得的只是旧中国的情况。
那个旧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如此。那里有军阀、国家四分五裂、内战、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侵略、严重的通货膨胀、赤贫、天灾、残酷无情地进行剥削的统治者。
由于我就是回到中国去的那个美国人，读者大概会了解我有另外一些见解。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八年，包括我的青年时代在内。我个人作为美国外交部门的一个官员同美国的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政策有过一定的关系。我这次访问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进行的，至少部分是由于我在战争年代（一九四一——四五年）在重庆和延安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相识而有友好关系。我的背景情况就谈这些。
我的妻子和我从九月下旬到十一月初的六个半星期里，在中国境内作了约六千五百英里的旅行——东南西北都去了。我们去访问的一个重要地区——西部的四川省（我的出生地）——长期来是“禁止”外国客人“入内”的。事实上，凡是我要求去参观访问的地方，他们都让我去了。
我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多半是乘飞机。但是，幸亏，喷气机时代还未来到中国。飞机是在白天低空飞行，而且往往只是在好天气的时候才飞行。大地的形状，人的双手在土地上劳动的成果清晰可见。更好的是，我们乘小汽车在农村里周游了一千英里（我在那里打破了礼仪，先占了司机旁边的位置）。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逛了大街、商店、公园、剧院和饭馆。我在城里或农村里都是徒步走的——往往没有向导或警卫人员陪同。我的汉语，虽然荒疏了，但是还听得懂，至少还能说一些；我还有阅读能力。
先谈谈有形的变化是最容易的。在农村里，人民的无法估量的辛勤劳动改变了大地的面貌。精心地平整土地、控制凤蚀、排水、开垦，使田地免于荒废，并夺得了新田地。各个公社重新安排了田地，使它们成为更大、产量更高的农田。从飞机上可以看到公社社员在村子附近的一小块一小块匀整的自留地。
在大部分地区，曾经占着宝贵的可耕地的坟墓迁走了。这一点使我作了思想准备，当我终于到达重庆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父亲和姐姐埋葬的那个小小的外国人公墓不见了。祭祖的风俗也没有了，外国人的那种特殊的优惠地位也没有了。
到处是灌溉工程、水坝、水库、引水渠和运河
——大大小小、有的已完工、有的还在建造。他们作了大规模的植树努力——并不完全成功。但是在每一条公路、运河和铁路两旁都是细心培植的树，往往有好几行。在光秃秃的、树木稀少的北方，现在也是一片绿色。
我不论到何处，都看到有电话线和输电线。许多公社有它们自己的发电厂。电力带来了成千的灌溉水泵。
在大城市里，新修了许多绿树成荫的宽敞的街道（一群群忙碌的妇女把它们扫得干干净净）；有好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政府大厦；商店没有过去的那种色彩缤纷的招牌和广告（政治口号除外）而显得单调。
在广阔的新的郊区，整整齐齐的大工厂林立（不少工厂的烟囱在冒烟），还有发电厂、炼油厂和成排成排的工人宿舍。
那里没有被遗弃的人，也没有乞丐，没有衣衫褴褛的人，也没有忍饥挨饿或营养不良的迹象。这是真实的，虽然是令人惊讶的。相反，在象北京这种大城市的街头市场上，大白菜和其他蔬菜在地上堆积如山，如果卖不出去，就放在那里，晚上没有人偷。到处水果也非常充足。
当我童年在成都的时候，稻谷每年在九月份收一次。我在十月月中重游成都时，我感到惊讶的是，收割还未开始。回答是：富饶的成都平原这个大产粮区改种双季稻了。每季的收成都要比过去的一次多。只是在过年过节才吃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已看不到旧上海那种穿着华丽旗袍的上层妇女和女招待。但是人民现在都穿得相当好，而且很整洁。虽然有的人写了文章谈到那个“‘蓝蚁”之国，但是现在中国人的衣服的色彩比以前多了。中国人很喜欢用绸缎做被面，但是成都附近的一个锦缎厂承认，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一些精致的传统的花样不织了。在北京（并不是在专为外国人开设的“友谊商店”里），我的妻子买了一条剪裁漂亮的、做得很合适的混纺裤子。她现在很遗憾只买了一条。
在一个公社的合作商店里（在西安附近的一个农村里）有“卫生纸”卖，同西方的标准比较很粗糙，但是（象自行车一样），过去农民是买不起的。
【本刊讯】香港《商报》三月十八日刊登一则题为《日右派勾结蒋记亲日派内幕》的东京航讯，全文如下：
佐藤政府近日大力鼓吹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充分暴露其对台野心。在佐藤胞兄、前侵华甲级大战犯岸信介受右派头子幕后指挥下，日本右派策划“台湾独立”的活动，和同蒋记亲日派首领的拉拢勾结，都在加紧进行。
其中令人注目的，是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关东广播公司总经理远山景久，和约十个声名狼藉的右派评论家，本月四日在东京开会，成立所谓“支持台湾独立协会”，公然鼓吹“台湾独立”。
在过去一年中经常到台湾活动、同岸信介有密切关系的右派头领?G川良一，对“协会”的成立，尤其热心。据日本报纸透露，他除了幕后指挥、策划之外，还为此花了不少钱，这包括出面提供经费等等。
在“支持台湾独立协会”成立之前，东京早已存在由另一批右派分子主持的所谓“声援台湾独立协会”。
据日本报纸透露，在岸信介之流策划下，这两个集团今后将要“密切配合”。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正加紧活动，同蒋记中的亲日分子勾结。据此间报刊透露，蒋记著名亲日分子何应钦，今年一月份曾派他的秘书汪武秘密来东京，同?G川等密斟，至二月份才离去。
今年二月底，在美总统尼克松访北京之际，日本著名右翼分子、日本垄断资本头子、前“经团连”会长石坂泰三，又特地跑到台北打气。当他到达的时候，蒋记三个著名亲日派头子张群（蒋记“总统府”秘书长），何应钦（蒋记“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日蒋“文经协会”会长），谷正纲（日蒋“合作策进会议”蒋方会长）等，都齐到机场欢迎。对于石板的到来，“非常感动”，誉之为“风雨故人来”。台报刊出的张群、何应钦、谷正纲同石坂的合照，不啻是日本右翼分子同蒋记亲日分子勾结的一次大展览。据透露，张群和谷正纲下月将再赴日本活动。
在过去一年，到台湾活动的日本右翼分子也大为增加了。
据日本一些报刊统计，去年共有三十个日本右办团体一百零六人到过台湾活动。今年来，这个趋势还在上升。
在此一背景下，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本月十一日到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进行挑衅，大喊“台湾不是中国人的”、“台湾独立、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等口号，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
【法新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记者：迪萨布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中苏边界谈判苏联代表团团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在离开三个多月后今天乘飞机回到这里。
北京机场没有举行特别的欢迎仪式。在机场迎接伊利切夫的中国官员只有负责亚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
韩先生和伊利切夫握手时微笑地说：“你度了一个很长的假。现在有工作要做。”
韩先生到机场欢迎似乎表明，他可能暂时代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领导中国代表团。乔冠华在率领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去纽约时退出了会谈。
【路透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伊利切夫比预定日期迟到一天。没有说明迟到的原因。
【路透社北京三月十九日电】俄国人士今天说，同中国就边界争端举行会谈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将于明天到达北京。
上述人士说，预计陷于僵持局面的会谈将在伊利切夫到达后不久恢复。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十三日电】（不供发表）《华盛顿邮报》刊登从纽约州普林斯顿发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文章，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美国公众今天对共产党中国人的印象比他们在六十年代中期要好得多。
为了调查公众对共产党中国人的印象如何，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公众舆论办公室主任、已故的坎特里尔提出的一种民意测验办法。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要求参加民意测验的人从二十三个好的和不好的形容词一览表中挑选他们认为是最适合形容共产党中国人的形容词。
在一九六六年举行最后一次民意测验时，常被挑中的词是：“无知”、“好战”、“狡猾”和“背叛”。但是，今天“努力工作”、“聪明”、“富于艺术才能”、“进步的”和“讲求实效的”等词超过了被用来形容中国人的任何否定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