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16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三月十三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同赤色中国的新关系,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摘要如下:
    从总统返回的时刻起,一切事情都开始围绕着同北京的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而转动了。
    人们已经在估计它对美国的实际意义。
    三月初,一些空缺的情况开始补充起来,从而使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美国同赤色中国之间的这种新关系将意味着什么。
    美国已特地不辞劳苦地向日本、南越、南朝鲜、泰国和亚洲其他盟国保证,尼克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北京达成的协议绝对没有危害它们的切身利益。
    一位美国官员对全部结果所做的估计是:
    “现在正在对太平洋的四大国——日本、中国、苏联和美国——施加新的压力,要它们设法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现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也许比较灵活了。不能排除他们将对苏联人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的可能性。同时,现在俄国人正面临压力,迫使他们和美国人竞争来博得中国的好感。”
    另一位决策的官员说:“造成这些压力,是这次中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目标。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那也要等很久以后才能看到。但是这是一个现在已经开始了的过程。”
    一位最著名的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在分析在上海发表的尼克松一周公报时说,“我们没有背弃我们的任何一项原则。”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名记者曾经前去观看这幕最高级外交的戏剧上演情况。他认为北京之所以决定要同美国建立关系,是出于以下的动机:
    “这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喜爱或钦佩美国。他们不是这样。但是由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地位的安全因素的看法,持续不断地同美国人对话是必要的。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人是唯一可以在整个亚洲同日益增长的苏联和日本的力量相抗衡的潜在力量。
    “但是在十一月的选举之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在北京有机会估计尼克松取得的结果之前,中国人不会把很大赌注押在美国人身上。中国人对美国的不信任心理和对尼克松的不信任心理一直没有消除。”
    据说,尼克松确信他在贸易来往和外交接触方面取得了他在现阶段所要取得的最大限度的东西。
    听过总统汇报的参议员们说,随着卷入越南的程度的减少,在台湾的大部分美军可能撤出,但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觉人调整他们敌对的关系以前,某些美国人——大部分是顾问——将仍然留在这个岛上。
    据美国官员们认为,北京的最高级会谈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在总统五月间前往莫斯科去的时候,增强了总统的力量。一位高级权威人士是这样说的:“苏联人现在必定担心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同意在一起干些什么。”
    苏联工会报纸《劳动报》指责中国人“和美国统治集团一起搞危险的阴谋。”
    美国官员们承认,同中国的新关系的发展也许不会是顺利的。但是他们强调,他们相信已经作出了一个成功的开端,它具有对尼克松主义来说是重要的长远潜在影响。
    尼克松主义要求,随着其他国家对自身的安全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美国将削减美国在世界各地承担的军事义务。这样的削减军事义务的作法已经在南越、南朝鲜、泰国和日本进行了,现在美国和中国关于进行合作来“缓和亚洲和全世界紧张局势”的协议又突出了这种作法。
    美国军事人员在瞻望未来的时候预料,今后美国在亚洲的武装力量的明显表现将主要是海军力量。这些战略家预料,美国驻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将继续保持强大——但是将需要减少一些地面部队。
    前往中国的人员之一概述双方在会谈结束时的态度说:
    “哪一方都不真正相信对方。同时,哪一方也不真正害怕对方。中国人认为美国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它之所以从亚洲退却,是因为美国现在在国内十分孱弱——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美国的观点是:中国不再是亚洲其他国家的威胁,因为有两个近邻
    ——俄国和日本——抵消了它的潜在力量,”
    有一些提出批评的人说,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论和亚洲某些其他盟国表示的不安这一角度来看,美国为了换取它在大陆中国所取得的东西而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对于这些批评者,尼克松政府的官员们回答说:所取得的“谅解”远比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同意的一些“无聊的措词”要重要得多。
    美国高级当局人士坚持说,在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但是已经奠定了一个在将来取得进展的基础。
    人们强调的一点是: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在北京开始的美—中关系将是走向在亚洲恢复和平与稳定的异常重要的一步。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二十九日电】美国参议员罗曼·鲁斯卡今天说:“坦率地说,由于它的东方政策,(西)德有作不利于自由世界各国最大利益的事的严重危险。”
    这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说:“它打算采取的行动,不仅放弃它自己对苏联的立场,而且直接损害其他自由国家维护自己的立场的能力。”
    鲁斯卡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的成员,他对他的同事们说:
    “美国人正在密切地而且多少有点担心地注视着目前正在西德联邦议院进行的,关于批准勃兰特总理同俄国和波兰签署的条约的辩论。
    “这些条约是本院(参议院)以及我国人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看来这些条约将涉及与整个自由世界为反对苏联残暴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有关的某些基本原则。”
    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最近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受到攻击。
    鲁斯卡是参议院的一名老议员,也是尼克松总统共和党的一名老党员,他说:“人们普遍担心的是,批准这些条约,对西德和西方联盟来说,将是向后退了一大步。我也非常担心。”
    “同苏联打交通可能是一件难办的事,看来这些条约是在向共产党进步,在保障不受共产党进一步侵略方面却没有什么内容……”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月二十五日刊登迪特尔·齐康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东方条约
    ——对世界政治错误分析的产物》,摘要如下:
    联邦总理在联邦议院大辩论的第一天说,对评价东方条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些条约和作为其基础的对外政政是同世界政治发展相一致。他的外长也作了完全类似的讲话。人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如果德国内部接近这块土地不是那么肥沃,那么,显然就要向世界政治的广阔领域发展。不过,政府在这方面也不会取得成就,这种新的论据也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光阴的流逝倒是表明,它的东方政策是对世界政治错误分析的产物。
    因为前几年为这项政策提出的最重要的世界政治上的论据,是所谓不得不和俄国和解。这种说法是从美国政策虚弱的现象中产生的,据称,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使美国从欧洲撤退。如果谈到这一点,这就是指我们不应该“错过时机”。而这种论据首先给那些需要见风使舵时从来不某落后的“现实政治家”以印象。他们现在应该再看一看风向,因为风向变了。
    再也不能认真地说美国会放弃和撤出欧洲,苏联政策会不可避免地取得胜利。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这归因于美国新的主动。一九七二年,美国重新以有自知之明和强有力的面貌出现。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欧洲表现得那样明显,而我们在尼克松总统的美国对外政策咨文中最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更清楚地看清了苏联的目标。
    现在很明显,美国正开始比想象更为迅速地克服由于越南战争而陷入的道义危机。减少在亚洲的过多的卷入,正在刹住新孤立主义的倾向。和中国取得谅解,正治愈着精神上的创伤,同时改变着世界政治力量均势,使之有利于西方。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苏联的扩张意志和对共产主义自由化的一切希望的破灭。在共同防止莫斯科所引起的危险方面,同巴黎和伦敦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的一致性。
    在这种变化了的气候中,有着让步的强烈特点的德国政策又怎样呢?放弃法律要求和道义上的立场曾是必要的吗?我们为使世界对摆脱德国问题感到满意而付出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是因为德国内部方面仍然不存在所期望的回礼。这个问题的出现,也因为现在已经是谁都知道,整个欧洲的气氛不可能有有利的变化。
    因为世界政治日程表上并没有重大的缓和,各国政府那么喜欢谈这一点,是因为它们的选民喜欢听。就是说,根据苏联的教条,只有其他国家象屈从上帝的意志那样屈从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才能有“缓和”。因此,在苏联的眼光看来,“缓和”是和美国撤退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的。由于美国明显拒绝撤退,相反。它建议俄国人要节制,所以预料克里姆林宫又会采取冲突的方针。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明确信号——刚刚发表的《真理报》的一篇基调文章就是最清楚的信号。尤其是它对波恩政策的意义不可能估计过高。
    现在,波恩这个孩子在美国和苏联的论调之间做梦,美国说,不放弃武力威胁,就没有欧洲的缓和——天知道,这是出于欧洲的利益——,苏联说,不能放弃武力威胁。谢尔外长在联邦议院说,莫斯科转向“实用主义”,而人们发现不了这一点,只能发现莫斯科的教条主义,它的乌云正从地平线抹去缓和的曙光。


    【本刊讯】瑞士出版的英文月刊《瑞士国际问题评论》最近一期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蒙古与苏联人》,摘要如下:
    自从中苏冲突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大因素以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反对中国的一个前哨阵地——就是观察这两个共产党大国关系发展情形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地点。今天蒙古的领导是完全受苏联控制的。
    苏联(在蒙古)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影响触目皆是,以致使蒙古看来正在成为俄国的一个省。乌兰巴托衔头可见的军人——其中大部分都不是蒙古人——数量之多,使一个外国观察家感到惊奇。
    在党内有一个亲华运动,它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曾是很有势力的,但是在它的领导人被开除出党以后,它丧失了自己的重要性。然而,据它的一个成员说,它最近又一次进入前台,由于受苏联势力的增长的刺激而进行更多的活动。它的某些支持者自称是“民族主义者”,指责泽登巴尔把国家交给了苏联,而且无视蒙古是一个亚洲国家这一事实,过分依赖欧洲。但是,应该指出,这个反对派是十分谨慎行事的,它缺乏一个足以与泽登巴尔相抗衡的坚强领袖。尽管如此,亲华派和民族主义分子的组合是蒙古国内政治图画中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因素。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蒙古跟保加利亚和东德的关系特别好,前者向乌兰巴托派来了很多技术人员,后者向蒙古出口各种成品。匈牙利的学校里有蒙古的留学生。跟罗马尼亚的关系则是相形见绌的。
    看来,在经济上和工业上,莫斯科正在推行一项明确的政策,即建立军工生产,以便不仅使蒙古军队,而且也使苏联的部队能够就地获取装备。除了苏联军人以外,在蒙古还有许多俄国工程技术人员。
    目前,蒙古看来象是一座大兵营。苏联人没着同中国的长达二千四百英里的边界,加强了军事设施施。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导弹专家驻守在边界沿线;他们中大部分是欧洲的俄国人,只有几个鞑靼族人组成的团,还有一些部队原先是驻在东欧的,例如,曾驻在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总的来说,在蒙古的苏联军人是感到满意的,因为他们的饷金比在国内高,享有的自由比在国内多。边界事件常常发生,在许多事件中苏联部队渗入过中国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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