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三月七日一期刊登了时事通讯社国际部记者小关哲哉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毛、尼克松的历史性握手——世界史戏剧般地走向转折》，摘要如下：
全世界的人们通过卫星转播，在电视屏上日睹了在座落于北京市内中南海的毛泽东主席的书斋里，用坚强有力的紧紧握手迎接了尼克松总统的毛主席同总统亲切交谈的情景。当这个镜头映入他们眼帘的时候，大概谁都会切身感受到，世界的历史如今正在发生变化。
这种实感恐怕是正确的。历史以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的握手为转机而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的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已公诸于世的公报的慎重措词，今后将会继续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
那么，毛泽东主席决定邀请尼克松总统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
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最大动机在于苏联的威胁。
那种认为由于中国登上国际舞台而使世界进入了三极时代的看法，从外交方面来看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也是以核战力为中心的综合战力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仍然超过其他国家，军事上的两极状况依然如故。这一点中国本身也是最了解的。在同比自己优越的两个强大国家相对抗的时候，究竟把哪一个作为自己的伙伴呢？即便不这样，使它处于中立地位也是无害的，这是实力外交的常识。这种想法同基辛格式的均势论也是一致的。似乎可以说，北京的美中首脑会谈，事前已经打好了在把苏联看作共同的对手这一长期战略方面达成广泛一致的基础。
这样一来，似乎就证明尼克松访华的最大目标在于苏联，而苏联对这次访华也表示极为强烈的警惕和不快。苏联认为美中接近将大大改变亚洲的均势，因此，一直对阿拉伯世界、印度次大陆、印度支那半岛国家以及日本等广泛地包围着中国的国家采取外交对策。其布局完成一半，正密切注视着由尼克松访华给予各国的影响所引起的反应。
不过，苏联所担心的与其说是亚洲，毋宁说是尼克松访华将给西方正面的欧洲带来的影响。尼克松总统在外交咨文中，作为决心接近中国的理由之一，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成为一个国家集团的唯一发言者”。也可以说，这是对勃列日涅夫主义进行公开的挑战。响应这个呼吁，就有可能加速东欧国家的分裂。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机关报《火花报》已经赞扬尼克松访华，祝福中国取得成功。苏联不能不设法阻止这种倾向在东欧国家中间蔓延。
尼克松、基辛格路线所描绘的在亚洲建立新的均势的宏伟计划，现在也终于到了脱离蓝图范围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实力外交的任何一方一旦错误地估计形势，就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争取和平新时代的主动，反而会引起紧张局势的加剧。
但是，截至昨天为止还把对方称为敌人的两个大国，突然成为伙伴，这是过于急剧的动向，必然要产生很多冲突。对大国的这种动向最感到不安的是那些担心由大国间进行交易而很可能被出卖的中小国家和盟国。为了把这些国家的动摇控制在最小限度内，尽可能地减小过渡时期的混乱，美中两国互相之间都要坚持“原则”，改善关系也需要强调不是那么急剧地进行。
但是，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同中国首脑亲切握手，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现状的重大变化，不能否认，两国今后的接触将会愈加促进现状的改变。美中接近产生的影响，今后将进一步扩大，暂时有可能加剧亚洲地区的动摇。为了使亚洲稳定下来，美中两国一方面要加深接近的程度，另一方面对友邦国家保证履行诺言，有时，在绝对不伤害感情的情况下相互谴责对方也是必要的。
美国方面为了使归国后的尼克松总统不受到作为自己地盘的保守派所进行的可能是做了无原则的妥协这种指责，也有必要强调在北京会谈中是坚决贯彻了原则。
关于台湾事宜，美国对台湾履行条约上的义务和同中国进行和解，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但最终将能够找到一致点。因为，在北京和台湾不受到外部干涉实现台湾和平地归还本土之前，美国将继续承担防卫台湾的责任，就能够防止失去支持的台北倾向莫斯科。
以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的握手而开始的历史转折，难道不是至少要在今后一两年内经受充满不稳与动摇的过渡时期的考验吗？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八日电】下面是国务卿罗杰斯三月八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就拨款授权作证时的谈话记录摘要：
我在报告（罗杰斯三月七日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虽然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在本世纪今后的岁月里实现和平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对实现和平已经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说法反映了当前力量的实际情况。
正如我的报告所指出的，我们认为苏联的表现纪录是好坏掺杂的
——在柏林是最有帮助的，在印度支那是最无帮助的。苏联人继续情不自禁地利用动荡的局势来谋取民族利益。只要他们这样做，就会产生冲突，世界上的平静就将继续难以保持。
在美苏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在直接的双边合作问题上，我们期望今年取得重大的进展。
主席先生，我已经谈了同苏联的“冲突”和“合作”。这一事实表明我们的关系基本上是含糊的。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八日电】下面是罗杰斯三月八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摘要：
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全球范围的和平主要取决于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作巨大的努力，既加强同我们的朋友——西欧和日本——的合作，同时又同那些与我们有着根本分歧的国家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八日电】罗杰斯强烈地重新保证，美国打算继续保持它在亚洲的条约义务。他今天忠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如果给人造成一种因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而“将使条约义务受到损害”的印象，那就是“十分有害的”。
罗杰斯出席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是为了谋求国会批准从七月一日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国务院预算。但是三小时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就对外政策进行问答。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七日电】题：罗杰斯为对外政策报告写的引言
下面是国务卿罗杰斯为《一九七一年的美国对外政策：国务卿的报告》这一文件写的引言全文（本刊作了删节）。
一九七一年是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创新和取得成就的一年。它是就总统访问北京和莫斯科取得协议、为改善柏林地位而举行的谈判得到成功、而且为恢复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地位而采取果断行动的一年。
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和平大厦的前景是实在的和具体的了。
美国对外政策是根据这个未来的前景制订的，而且必须这样来制订，而不受一些担心情绪和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的约束。
我写这篇引言的目的是要叙述一九七一年的情况发展和一九七二年的前景之间的关系。出现象一九七一年那样的创新行动或基本变化的年头将是极少的。但是我展望一九七二年是能够取得超乎正常的进展的一年。
——它已经是这样的一年：随着总统的访问，我们已经打破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敌对的局面。
——它将是这样的一年：总统对莫斯科的访问应当能够加强朝着同苏联建立更富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方面发展的趋势。
——它可以成为这样的一年：在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方面同苏联达成协议。
——它将是这样的一年：作出持续的努力使中东的停火继续下去，并且达成一项关于苏伊士运河的临时协议，作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
——它应当可以成为这样的一年：不但扩大欧洲共同体，而且走向欧洲一切国家之间的和解。
——它将是加强注意西半球的一年，它也将是这样的一年：总统要访问加拿大，并且由高级人士访问拉丁美洲。
——它将是这样的一年：朝改革国家经济体系方面取得进展，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贸易将在较公平的基础上进行，而且其他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共同防务负担将承担较大的份额。
——它将是这样的一年：作出越来越大的努力以肃清非法的贩运毒品，制止污染，并且使国际间就一项有效的海洋法取得协议。
——它可以成为这样的一年：如果北越同意在印度支那停火并且释放我们的俘虏，美国军队可以从南越全部撤退。１、一九七二年谋求和平的努力
印度支那。我们已经提出一项全面的八点谈判建议，可以为全面撤军和解决冲突各方有分歧的政治问题提供一个基础。另外，如果河内作出这样的决定，即它愿意单独解决军事问题，那么就可以完全撤出美军来换取在印度支那全境实现停火和释放我们的俘虏。
我们的主要目标将继续是通过谈判来实现正义的和平，以便不仅为美国人而且也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结束这场冲突。然而，在没有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把结束我们在军事上卷入的局面同结束这场战争，或者同结束我们的责任混为一谈。
南亚。一九七二年将是南亚进行重新调整和建设的一年。去年的事态发展要求我们重新研究我们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关系和政策。将要进行的调整将不仅取决于我们，也取决于别人。
印度最近表现了恢复较好关系的愿望。我们对这种愿望表示了同感，并准备同一个与我们有着民主纽带联系的国家进行对话。我们将需要根据印度一九七一年与苏联签订的条约来考虑印度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效果，特别是它公开宣布的不结盟政策。
同我们继续保持亲密关系的巴基斯坦面临着经济和政治重新调整的艰巨任务。它的人民将设法恢复在发展农业和工业方面曾是相当可观的一个开端，在这方面我们将要给予帮助。
当然，在南亚，一个最明显的新因素是，巴基斯坦政府的权力在东孟加拉终止了。不管它的人民曾经遭受多么深重的苦难，不管人们对法律地位问题可能有什么看法，它现在已是分开治理了。一大批国家已承认孟加拉国的主权。我们也在积极考虑这个问题。（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Ⅱ、我们的作用在改变，我们的目的依然如故
在一九七一年，我们对美国的国际作用作了重大的调整，以适应别人增加了的能力。同时，我们仍然坚持几十年来美国对外政策所寻求的基本目标。在一九七二年以后，我们将保持同样的平衡，一方面采取新的做法，一方面坚持一贯的目标。
——在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将谋求把我们同苏联的现有联系建立在越来越有建设性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的结构如果把世界力量和影响的重要中心排除在外，就不可能是稳定的。我们的对华政策的中心就是这种信念。在一九七一年，这种政策取得显著的进展的原因是总统就职演说中讲的一句话，即我们谋求“建立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与它的大国地位相当的作用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对减少二十多年来在我们之间产生的误解和紧张以及对恢复我们两国之间的传统的密切联系感兴趣。现在是开始直接和坦率地讨论使我们分开那么长时间的那些问题的时候了。恢复传统的联系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这也有利于所有共同抱有实现整整一代的和平的愿望的人的利益。
总统最近到中国的访问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诚恳和坦率地讨论长期存在的分歧。我们同意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祝酒词中所表示的希望：“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正如总统在致答词时说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我们现在相信，分歧是能够减少的。最重要的是，双方通过访问并且正如在公报中表示的，已经表明，尽管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长期的隔绝状态，他们准备就分歧进行会谈，而不是打仗，并将越来越多地谋求寻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双方都同意了一系列我们认为应当指导我们的行动的原则。
双方还同意扩大通讯联络和接触，以便迎接未来的工作。我们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直接的正式接触，其中包括在第三国首都进行磋商和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官员去北京。双方将为促进在文化、科学、技术、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便利。我们将共同努力来发展两国间的互利贸易关系。在作出这些努力的同时将作出一致的努力为更多的美国人学中文，和为更多的中国人学习我们的语言提供机会。这次旅行、发表的公报及其后进行的进一步接触所产生的影响，将增加在亚洲和全世界促进和平、稳定和谅解的可能性。
在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中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朋友们的利益。
我的结论是：总统的这次访问将减少世界的紧张局势，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的相互了解。这将是符合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朋友们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这将增进在这一代实现和平的前景。同时我还坚信，这将最符合人类的利益。
苏联。在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方面采取新做法中，我们一贯强调我们要改善同苏联已经确立的关系的决心没有减弱。美国和苏联有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共同点：他们是世界上拥有摧毁对方的能力的唯有的两个国家。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关系对于在本世纪其余年代争取实现和平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同苏联的复杂和正在发展中的关系对于和平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们去年在战略武器会谈中所取得的进展表明，我们两国政府在调节我们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在一些局势紧张的地区彼此共同克制，也是一种同样的必要。一九七一年，苏联在柏林问题的谈判中曾显示了这种克制的态度。美国和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总的紧张程度也继续减轻。然而，我不能说苏联在南亚采取了很大的克制态度。它在促进印度支那实现和平方面也不起帮助作用。它在中东的表现充其量只能说是好坏参半。
因此，在苏联的想法的进一步演变，足以克服为着本国的利益而情不自禁地利用一触即发的局势的作法之前，我们两国的关系将不会是和谐的。我们将在五月份同苏联领导人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
一九七二年将是双边合作取得显著进展的一年。今年，我们已经一致同意建立一个美苏卫生合作联合委员会来负责在心脏病、癌症和环境卫生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工作。我们已开始讨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苏联根据租借法案所欠债务的可能解决办法。我们期望在一九七二年扩大在科学和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双边合作。我们正在积极地努力为可能共同探索宇宙作出安排。我们希望达成协议以防止我们两国的海军在海上发生偶然事件。我们将认真地讨论有关美国私人公司自二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在苏联参加联合经济工程的可能性问题。我们期望进一步增加双边贸易。
总统访问莫斯科将为就世界问题交换意见提供机会，我们之间就这些问题增进谅解可以为和平作出贡献。也会大大扩大取得双边进展的前景。任何访问本身，甚至最高级会议，都不会取消我们之间的真正分歧。可是访问应该推动已经明显的加强合作的趋势。我们的目的是使之做到这一点。
——当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努力使欧洲所有的国家和解时，我们不会忘记，西欧的力量与团结是取得进步所必须依据的健全基础。
苏联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缓和紧张局势的倡议作出更积极的响应，是使欧洲大陆迈进新形式磋商的必要因素。但是如果欧洲要达到使欧洲国家和解的困难目的，苏联的态度必须大大改变。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是使世界稳定所十分必要的。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借口或托词下的霸权。
——随着我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卷入东亚的局面的性质继续发生变化，我们将加强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重要盟国日本的纽带。
日美之间坚持不渝地保持联系不仅对我们两国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对整个太平洋是极为重要的。美国无意让任何事态发展来影响这种密切的联系。
——在我们谋求加强同世界大国的联系的时候，我们将特别注意西半球人民感到的关切。
在一九七一年，我们在照顾我们的拉丁美洲邻国感到的关切方面没有能做到我们本来希望做到的事情。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困难，而不是由于漠不关心，也不是由于我们重视密切合作的程度减少了。
在一九七二年，我们希望在改善经济关系方面继续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