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发行的《国际时评》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一期上刊登了国际问题研究家原子林二郎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尼克松冲击和美苏关系》，摘要如下：一
勃列日涅夫于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基调报告中，在谈到美苏关系时认为，两国间“改善关系符合苏联和美国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加强和平的利益”，并说根据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改善关系是可能的”。可是，作为妨碍改善美苏关系的因素，他列举“最近美国政府对包括涉及到苏联利益的各种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态度强硬了”，并且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再出现曲折，使得同美国的谈判变得困难了。恐怕可以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国内的情况而采用的政治策略。”
勃列日涅夫在第二十四次党代会上有关外交问题的讲话，主要当然应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就必须认为，他对于美苏关系的主张是相当灵活的。同他一九六六年在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做的有关美苏关系的发言相比较，几乎有一种隔世之感。主要原因是，从勃列日涅夫断言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就不可能改善美苏关系以后的五年间，国际形势有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中苏紧张局势已经加剧。同时因为，苏联觉得有必要同美国“改善关系”的程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勃列日涅夫在党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之所以一方面希望改善和加强美苏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美国外交的僵化和动摇，恐怕主要是业已意识到了美中接近。但是，绝不仅仅如此。现行的苏联领导在经历了当初的若干曲折和动摇之后，基本上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路线。不过，同赫鲁晓夫政权当时一样，就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下，美苏合作路线也并不是“磐石”般的统一。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路线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一九六二年）以后形成的。其设想是，倘若拥有占压倒优势的核导弹军事力量的美苏超级大国彼此握手言欢，就能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持世界和平。基于这种想法，由美苏联合抑制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扩张意图，这就是赫鲁晓夫的世界战略基础。
勃列日涅夫在左顾右盼之后，结果还是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路线。其最大因素乃是中苏关系已经加剧得为赫鲁晓夫时代所不可比拟。而且，在中苏关系紧张局势升级的同时，苏联的经济困难已经表面化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所固有的各种因素在苏联经济的破绽中发生了作用。但最主要的则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激化，军部加强了对资源分配的要求，军备负担越来越沉重地压在经济之上。
对于美苏合作，虽然不是所有构成党的势力的人都反对，但有不少的一部分人是反对的。就是在军队里，虽然不是全部，但同样可以说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表示反对。即使在支持美苏合作的领导人中间，也存在这样一股强有力的势力，他们提出的战略设想是，如果原封不动地接受赫鲁晓夫计划，那么作为尼克松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将由苏联军事力量来填补美国军事力量从亚洲撤退后形成的空隙，并用武力来抑制中国向东南亚扩张的意图，另一方面，苏联则应以这些军事力量为后盾，在东南亚扩大势力范围。而且对中东，苏联领导人之间关于美苏关系的看法也未必一致。在这个问题上有如下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即使牺牲美苏合作也应该通过把阿拉伯世界稳定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形式加以治理；另一种是主张，由于阿拉伯各国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要达到上述目的乃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同以色列复交，密切美苏关系。
这样，苏联领导内部出现政策的不统一，并不是意外的。苏联在有关美国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态度已经强硬起来，莫斯科的外交政策经常左右摇摆。这不仅是因为由于国内政治不稳而缺乏统一，而且是因为领导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可能求得统一。尽管如此，但在不统一和有某些摇摆的情况下，由于受到内政上各种重要因素要求的压力，克里姆林宫在美苏关系上必须有一定的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在美苏关系上，苏联领导内部意见的不一致，是为内政上的各种因素所左右的。之所以在不一致中也必须在可能限度内求得暂时的统一，也是由于苏联内政的压力。可以认为，这种复杂的牵连就导致勃列日涅夫在第二十四次党代会上做了一番灵活的讲话。二
七月和八月，只间隔了一个月，世界就两次受到了尼克松冲击。这给了同美国有着特殊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并拥有复杂的中国问题的我国以沉重的打击，苏联也受到了一次不亚于日本的沉重打击。两次尼克松冲击无疑已迫使苏联从根本上重新审查以美苏关系为轴心的世界战略。的确，宣布尼克松决定访华的第一次冲击给了苏联以直接的否定冲击，但尼克松宣布采取经济的非常措施的第二次冲击，却似乎表现为间接的肯定冲击。苏联的宣传至少使人无法不那么认识。
就克里姆林宫的正式态度来说，美中会谈已是预料之中的事，因此，对苏联没有任何冲击；美元冲击也是不出所料，它并非针对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而仅仅是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但现实情况是，纵使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于明年五月访苏，美中会谈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也不失为一个重大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复杂影响也不能断言它给了苏联以间接的肯定冲击。
从美国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来说，苏联首先恐惧的是，在西方世界一直同美国维持密切的经济关系的日本和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由于受到尼克松政权保卫美元壁垒的阻碍而试图用中国市场来填补对美贸易的困难。苏联对于日中关系一直是神经过敏的。但是，日本在美元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保护贸易主义的刺激下，如果为了扩大同中国的贸易而进一步作出努力的话，那么，以政经不可分为原则的中国对日本的政治影响，不可避免地将会进一步加强。日中关系亲密化必然要影响到日苏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从赫鲁晓夫开始并由勃列日涅夫所继承下来的在亚洲包围中国的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最终就将会脱落。
不言而喻，美中接触起到了美国拒绝苏联建立中国包围圈的设想、明确表示不为苏联火中取栗的作用。伴随尼克松冲击而来的是日本急剧地倒向中国。对此感到吃惊的苏联派遣葛罗米柯去新德里，同印度缔结了军事同盟（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表面上的姿态是为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再度爆发战争而进行武力示威。但是，如果考虑到巴基斯坦受到中国的支持这一事实，那么北京本身也不怀疑，苏印条约的直接对象是中国。但是，受到美元冲击的日本，如果从亚洲的中国包围圈（尽管这是苏联单方面的计划）中摆脱出来。那么，苏印条约究竟还具有多大的补填效果，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三
克里姆林宫在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改善国民生活的内政路线。其重要的推动力是来自国民方面的越来越大的消费压力。而且，促进国民消费压力增大的是去年十二月波兰的哥穆尔卡政权由于消费政策的失败而倒台的事实。苏联政权虽然进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没有把波兰的真实情况告诉给广大人民。但“政治笑话”的威力还是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克里姆林宫被迫需要尽可能地把内政的重点转向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上。但是，改善国民消费的重要关键是要通过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来抑制军部对资源分配的要求，通过技术革新破除经济的浪费。
然而，妨碍苏联全面作出缓和紧张局势努力的，勿庸讳言是中苏对立。只要在边界集结庞大的兵力，并且采取临战姿态同中国互相对峙，那么，就不可能在必要的限度内抑制军部对内政的发言权。这样，克里姆林宫为了改善国民的消费生活就越发需要全面地缓和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为了同在中苏边界上的军事对立和北京惊人的外交渗透相对抗，不但在欧洲，就是在其他各个地区，苏联都感到有必要来巩固它的外交地位。换句话说，苏联努力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不仅仅是因为中苏对立。
美苏关系也可以说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地对待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最近，在禁止使用生物武器、防止突发性核战争以及柏林等各个问题上，向美国作出了大幅度的让步。它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巩固美苏关系以对抗中国。美苏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不妨说是得到了“协调”。苏联的这种对美态度是为了满足内政上的需要。对美国来说，同中国的接触不是以苏联为对象的。如果从尼克松的“谈判”主义来看，它认为同不亚于苏联的中国会谈是必要的。对苏联来说，同美国协调关系并不是为了对抗中国。因此，苏联决定邀请尼克松访苏，不仅是企图牵制尼克松访华，而且从内政的需要来看，也是苏联外交的一项重要成就。
苏联领导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压制国内军部和保守阶层的反对，甚至解除了东德固执的乌布利希的领导职务而急急忙忙地同波恩和解。但在同西德和解的问题上，领导者们的所有看法并不都是一致的。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赫鲁晓夫美苏合作路线的苏联现行政权的所有领导人，既不能统一在密切美苏关系上，也不能赞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战略。而且，就是在同意美苏需要协调的领导人之间，主张置中苏对立于不顾，提倡密切美苏关系的柯西金，同主要考虑在中苏对立中利用美苏关系的勃列日涅夫之间，也存在着分歧。虽然如此，但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勃列日涅夫也认识到，为了发展最落后的苏联农业，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军队的军备压力。在这一点上，他必须同柯西金结成不稳定的联盟。
可是，尼克松访华和美元冲击，无疑是两度帮了党内保守官僚和军队首脑内部那些反对美苏协调势力的忙。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不但没有能够明显地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反而进一步加紧接近美国，其基本理由就在于内政上的原因和中苏关系。苏联既没有改变那种认为美中接触会给中苏关系带来不利的看法，也没有改变那种认为中国的意图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美国的接触来在国际外交上对抗苏联的看法。尽管这样，但克里姆林宫不仅未能放弃美苏协调路线，而且还赢得了尼克松的苏联之行，尽管此行是在访华之后。因为对苏联来说，它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都越来越需要美国。苏联外交虽然由于不得不披上意识形态外衣所带来的不便而苦恼，但在非常情况下，它就会抛弃意识形态而使国家利益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克里姆林宫的对美协调路线由于尼克松决定访苏而得以从尼克松冲击中恢复过来，并且成功地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反对势力的压力。但是，在苏联身边，很多难题堆积如山。
尼克松冲击不但进一步加强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路线，并且促进了意大利共产党和西方其他的主要共产党的独立性。勃列日涅夫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对于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贝尔格莱德最近高涨起来的反苏情绪也许是成功的。但正象勃列日涅夫在南斯拉夫不顾体面的阿谀奉承并没有能够改变铁托的态度所表明的那样，也丝毫未能阻止罗马尼亚对苏联的离心倾向。同样，也不能认为柯西金对中东的访问，是或多或少地有助于在不进一步削弱苏联对阿拉伯世界影响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以色列问题这一目的。
包括勃列日涅夫对法国的访问和柯西金对北欧的访问在内的苏联首脑的访问外交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中国的外交渗透而确保苏联的国际地位。但是，对苏联来说，不亚于这个目的的重要目标是要大力缓和紧张局势。在柏林问题上，如果东西德的谈判达成妥协，那么，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对西德的访问将大体上可以实现。这是确定无疑的。
但因此就认为苏联领导将维持与发展美苏协调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外交路线则是困难的。只要勃列日涅夫自己把党的势力作为权力基础，他就必然要反映强大的党的保守官僚统治势力的利益，为了对抗中国也不能无视军部的压力。因此，苏联的美苏协调路线今后还会因“国内形势上的政治策略”而不可避免地“一再出现左右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