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二月十四日电】题：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得到跟美国同苏联的贸易同样的待遇
白宫二月十四日宣布，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在出口管制条例方面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在跟大多数东欧国家同一个名单上。
一位白宫发言人说，向中国出口不再需要特别许可手续的一些项目中包括机车、建筑设备、许多工业化学品、内燃机和辗压机。
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说，出口管制条例的变动是美国为了改善同北京的联系而采取的又一步骤，他表示希望中国人能够“加以领会”。
白宫声明全文如下：
在对副部长委员会关于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的报告进行充分研究以后，总统今天宣布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入商品受控制的名单的国家之列。这一决定的效果将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一般的许可可以得到东欧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根据一般的许可可以得到的一切商品。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属于另一类国家。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取消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用美国技术资料制造的外国产品的控制，除了上述那三国以外，其取消程度同对东欧国家出口这种产品的控制一样。
此外，总统已决定改变仍在实行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资产管制条例。他已下令取消这一规定：在参加统筹委员会——管制同共产党国家战略物资贸易国际统筹委员会——国家内的美国控制的公司除了得到东道国的许可证以外，还要得到财政部的许可证才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战略物资。他还指示取消另一条规定，即在国外的美国控制的公司要先得到财政部的许可才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外国技术。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十四日电】尼克松总统今天把同中国的贸易提高到美国同苏联及大多数东欧国家的贸易的同样的水平上。
放宽同中国的贸易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去年六月十日宣布的）是在尼克松总统为一星期之久的中国之行作最后准备的时刻宣布的。
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说，美国“希望，（中国领导人）将欢迎在打开更多的贸易渠道方面的这一向前跨进的又一步骤”。
尼克松的决定使中国在同美国的贸易方面得到了同苏联及其大多数东欧盟国的同样的待遇，但是北京远没有得到非共产党国家以及波兰和南斯拉夫得到的最惠国待遇。
在六月份，尼克松取消了对中国的贸易的实际上的禁运。那个命令使得可以自由向苏联出口的货物中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的货物自由向中国出口。
总统的命令不影响自六月份以来可以不加限制地向美国出口的中国货物。
向中国以及向苏联和其他大多数共产党国家的出口将继续没有资格得到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资助，而它对向非共产党国家出口的许多商品是进行资助的。
尼克松说，没有同中国进行导致放宽贸易的谈判。齐格勒说，这一步骤同尼克松之行并无直接关系；虽然在时间上看起来十分靠近，以致不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十四日电】齐格勒说，总统认为这个改变是“符合美国的总利益的，对我们的安全没有损害”。
他说，现在允许根据一项一般的许可——而不是根据特殊的许可
——出口的新项目并不属于战略物资范围之内。
齐格勒追述了尼克松去年六月采取的放宽对华贸易和旅行限制的步骤。
他说：“通过这一新的步骤，把贸易的大门敞得更大了。”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二月八日刊登了特派记者秋冈七日从北京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北京人士观测，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时必须对越南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表明决心》，摘要如下：
在此间观察家中间，从最近《人民日报》所表现出来的支援越南和反对美帝调子的激烈程度来判断，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警惕的看法，即美国总统尼克松除非以相当大的“决心”去对待访华，否则就可能难以成功。
对尼克松总统来说，他必须明确提出从越南撤军的期限，撤回对阮文绍总统的支持，对政治解决不进行干涉。如果尼克松总统同意这样做，那么，巴黎会谈就肯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中美之间在越南问题上的对立也将消除。此外，如果尼克松总统同意这样做，那么，虽有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但由于美国放弃越南化政策是同放弃老挝化政策和高棉化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恢复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和平的可能性将会增强。
与此相比，台湾问题是更直接的问题。如果尼克松总统（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认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三）撤除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一切美军和军事设施，废除美台条约，那么中美恢复邦交就是可能的。如果不能一举前进到这一地步，那么，尼克松总统肯定会被要求表明导致这一地步的政策的长期展望，从而提出从台湾撤退的具体步骤。
是否能使“人民交流”发展为“政府间交流”取决于尼克松总统对越南及台湾问题作出什么样的“决断”。此间观察家中许多人认为，从即将访华的尼克松总统最近的发言和《人民日报》的论调来看，双方的对立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能对中美和解抱有乐观的期望。
【本刊讯】美国《堡垒》杂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期刊载戴维·霍罗威茨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详细摘要如下：
对于《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说来，这是令人沮丧的一天。七月十二日在北京下飞机的时候，他原以为此行或者能打开新的活动领域并在报道上赢得几分，可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人告诉他，亨利·基辛格刚才离开北京，很快就要公布尼克松明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了。
亨利·基辛格，这位熟练地指导尼克松的对华新外交的人物，过去曾是同总统争夺共和党控制权的死对头——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是带着美国“友谊”的好消息的一位奇怪的“好朋友”。这种“友谊”是经过了二十年冷酷无情的美中敌对后，由尼克松总统端出来的。而尼克松本人则是最不象会拿出这样礼物的一位总统。因为这个人，正象赖斯顿的《纽约时报》所说的，二十年前“曾经领导了院外援华集团的政治吵嚷，要求把中国共产党人从‘爱好和平国家’的集体中开除出去”，在麦卡锡清洗时代，又曾以能欺压那些中国通而得名。当时这些中国通要求与革命政府取得谅解的主张，并没有超过现在基辛格的秘密使命之所求。
政策表现上的这种意外的对照和带有讽刺意味的转折决不是一种巧合。它们的不一致本身就显示了在尼克松对大陆新态度的背后有着一种更深刻的连贯性。尽管出现了一些策略性的突变，甚至出现未能预料的转折，可是很少有其他领域象对华问题那样在重要方面一直保持着政策和人员的稳定性。尼克松的新姿态，看来几乎象是带有冲动性，并且被人很敏锐地把它同一九七二年大选这一类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但是事实上，它不过是长期以来，一直在决定美国对中国态度的人们中间的两党一致的战略计划主张。《纽约时报》自己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尼克松在一九六六年已懂得：“除非紧紧掌握中国的现实，任何美国未来的亚洲政策都不能取得成功”。留给白宫的四分卫（编者注：在橄榄球赛中的球员）的唯一任务乃是选择最适当的政治时机：“当美国国内总统的民意测验下降到新的低点，围绕着他的越南政策辩论的旋涡又重新掀起，北越人又施加压力，要求迅速而彻底地达成一项协议，要美国在一九七一年底前滚出西贡，于是尼克松先生终于来了一个远距离传递”。中国和美利坚帝国
自从十九世纪末，大陆边界关闭以来，在美国人自己设想的美国世界任务中，中国就占有特殊的地位。许多历史学家引证国务卿海约翰一些著名的外交备忘录中有关警告西欧列强不要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不要损害对它的广大市场实行自由进入的原则的一些话，把美国后来的全球扩张称作是想当一个“门户开放帝国”。伍德罗·威尔逊对这些备忘录所作的评价，可能是最坦率的。他指出，这些备忘录“并不是给中国的权益开放门户，而是给美国的货物开放门户”
。
对中国和世界发起救世主式的救济，不但在概念上而且在其创始人上也都自成一体。这种自成一体的最重要标志，过去和现在都反映在“洛克菲勒”这一名字上。这个名字不但同早期的传教士队伍和各种慈善性的援助计划（例如北京那个给詹姆斯·赖斯顿切除阑尾的、已改变性质的医科大学）相联系，而且同政治、教育和商业也分不开。
从一开始，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连同它的姊妹金融机构“纽约第一花旗银行”，就代表了美国在华的最大商业利益。本世纪初，中国每年进口一亿加仑的煤油，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煤油是从这个有名的托辣斯买进的。作为海外商业大王的洛克菲勒很懂得同美国使馆紧密合作的重要。这位石油大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之一。我们的大使、公使和领事曾帮助我们在世界最远的地方开辟新的市场”。在制订下半个世纪和以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这种合伙关系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主宰一切的力量。中国革命前的美国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变成一个世界大国，同时它在外交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国际扩张主义者的态度。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那些已经主宰世界信贷的美国企业界的全球扩张主义者，就开始建立了象外交委员会这样的计划机构，和太平洋学会这样的研究组织，以便有朝一日由美国主宰世界的和平。自从太平洋学会于一九二五年在檀香山举行的一次基督教青年会大会上创建起，直到二十五年后麦卡锡主义把这个组织毁掉为止，太平洋学会一直是一个有组织的研究远东事务的中心。美国战略服务处（情报机构）负责亚洲事务的主要官员实际上全部是太平洋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最初的开办费和后来经费的绝大部分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的，因此太平洋学会的理事长当然也就让洛克菲勒所委托的人担任。在太平洋学会的其他重要理事（以及亚洲学术机构的一些监护人）中还包括有杜勒斯兄弟律师事务所的合伙者美孚石油公司的代理人阿瑟·迪安，美孚石油公司的副经理Ｃ·Ｂ·马歇尔以及“纽约第一花旗银行”的董事长威廉·布雷迪。（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在战争起伏的年代里，除了商人和太平洋学会的旅行考察者以外，在中国还密密麻麻地布满基督教传教士、公共卫生专家、医生和农学家。在一个象中国这样技术落后而又贫穷的国家中，这伙有教养的美国人形成了一个重要核心，它的“技术”顾问分布在国民政府从上到下的各个部门里。甚至蒋介石的土地改革首席顾问也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
在中国动乱的三十年代中，这些分布各地的美国人曾经想用“渐进的代替办法”来取消共产党人的革命。他们通过各种公共卫生、教育和农业改良计划来努力实现这点。太平洋学会的主要筹款人，青年会、基督教的差会、私人办的中国机构以及中国的各种难民救济机关的重要捐款人，都是小约翰·洛克菲勒。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的父亲就开始在中国进行“文化”投资，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付革命
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卷入也升了级。战前在文化和教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到了战略服务处和国务院工作，以协助国务院阻止中国被日本帝国吞并，同时使中国亲西方的方针不致被共产党人的革命所威胁。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个过程更为加快：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华盛顿给予蒋介石战争库存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位委员长所得到的数字的两倍以上。
就在共产党的军队向国民党陪都重庆进发，蒋介石的军队不使用从美国购进的武器而举手投降的时候，国务卿艾奇逊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委派了一个三人小组委员会来审查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三位对华政策顾问反映了当时美国院外援华实力派的构成。委员之一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雷蒙德·福斯迪克。另一位是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杰塞普不久就成为麦卡锡攻击的主要对象，同时他虽然不是那么正式，但却是代表了另一个美国国际扩张主义强大势力的公共基金组织：摩根银行和投资公司。杰塞普是伊莱休·鲁特的手下人（后者本人就充当了摩根和迦内基公司的法律代理人并做过一任国务卿），他也是太平洋学会的重要人物（正象艾奇逊委员会的第三个委员埃·凯斯一样）。
两个月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的时候，这三个人连同美国对华机构的一些其他代表都被召集到国务院，开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美国对新政府政策的秘密圆桌会议。参加这个小组会议的人，包括太平洋学会的著名中国通、这个学会的几位企业界董事、“国际传教士协会”的头子以及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第三。
这次会议提出的指导原则中有两个原则在美国对待一切革命政权的初期阶段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对中国问题上唯一不同寻常之处，只在于时间拖得过长。第一个策略措施就是遏制和孤立新政权，用不承认来促使其垮台。这一点已由洛克菲勒先生提出。他说道，“我对美国的对华贸易的反映是应当给它以限制。我认为遏制共产主义（原文如此——作者）的最快办法，是让它在中国人民眼中失掉信用。我认为如果经济走向恶化，就会引起人们反对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如果在中国能出现一个新的领导，那么这种反对就很有重要意义。而我的确感到有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是极其要紧的事。”
把有五亿人口的穷国从世界经济中割裂开，使它生活得更悲惨，由此逼使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得不拼凑一个听命于美国利益的领导。这种做法从宣传方面看来当然是有缺陷的。洛克菲勒还说道：“我估计削减贸易将被共产党人利用来进行宣传。他们会说我们中断贸易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成为饿殍。但是我认为不论我们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要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的。而如果我们通过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广泛地进行贸易，的确使那里的情况得到改善，共产党人也决不会说我们的好话的”。这哪里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慈善家的口吻！
圆桌会议上强调的另一个主题是东南亚民族革命力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重要性。现在是我国最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也出席了会议。当时他指出：“亚洲的反共战线不是一条划得很好的线。那是用我们的观点搞的一项主观主义设计……用它反苏会更好一些……”。一年之前，费正清曾在太平洋学会的一个刊物上正确地指出：“二十年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由中国人掌握。”但是不久，国务院，特别是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就拼命地叫嚷苏联控制了中国。他说：“北平政权可以说是俄国的殖民政府——一个规模较大的斯拉夫人的满洲国。这不是中国政府。它还没有经受过第一个考验。它不是中国人的……”。
迪安·腊斯克本人是涉及美国对华政策前后经历的一个重要中心人物，同时他也是这一政策的一个设计人，他和他的指导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当时是共和党制定两党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一道，主持了以后二十年大部分时间中对中国的遏制。只是在一九六八年尼克松—基辛格的班子接管时才靠边站了。麦卡锡主义和对华政策
正如以上所述，孤立中国，对这个政权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崩溃的政策，这是美国对付胜利后的革命政权的惯常手法。华盛顿经过了十六年，到一九三三年承认了革命的苏维埃政府。一九五○年春，国内和国际上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对华政策订得甚至更加严厉，以致超过了通常的（或有实效的）遏制时限，并使很大一部分美国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又转向北京。
从国际方面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突然改变了对台湾这个岛屿的官方态度。被打垮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是撤退到这个岛上的。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杜鲁门总统保证，“不干预现状”，而且也不“采取一种可能卷入中国内战的政策”。但是当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发生战争时，杜鲁门在一种直到今天还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把第七舰队放在台湾海峡，这样就直接干涉了中国的内战，并给今天同中国大陆建立新关系设置了最棘手的障碍。
除掉这些国际事件的干扰以外，一九五○年春出现了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政治上的大出风头。他指责共产党人渗透到国务院，结果“丧失”了中国。这种指责使他立刻变得臭名远扬。麦卡锡攻击的特点，在当时监视着对华政策的上层阶级守护人中肯定也是有的。这种特点之一是它带有民粹党的色彩。麦卡锡是从异教徒（譬如信奉天主教的肯尼迪家族）、工人和小业主那里取得对他的支持的。他的政治实力则是依靠着共和党内代表中西部、西部和南部企业界的“孤立主义分子”一派。另一方面，他的攻击对象：迪安·艾奇逊，乔治·马歇尔，菲利普·杰塞普和查尔斯·波伦全是美国名人录上有声望的人物和象外交委员会之类组织的创始委员。不管麦卡锡还搞了什么名堂，他当时给现代帝国的这些精于世故的政客在制订一项以后二十年灵活而有效的对华政策方面制造了极大的困难——至少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是这样。
一九五二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胜利，使朝鲜战争得到解决。而杜鲁门要解决这场战争在政治上是办不到的。但对华政策当时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阿尔杰·希斯的朋友迪安·艾奇逊，在中国问题上曾受到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分子的中伤。他的后任约翰
·福斯特·杜勒斯则没有受攻击。就是这个杜勒斯在以后的七年中执行了对亚洲的强硬政策。但是杜勒斯并不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共同一致的立场。早在一九五四年四月，这伙人在对华政策上的策略分歧，就在《外交季刊》这份外交委员会的著名出版物的一篇文章中突出地反映出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阿瑟·迪安。他作为杜勒斯的特使，刚刚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
迪安在他的文章里要求承认中国，并要求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上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是，杜勒斯仍然坚持以前的战略：孤立共产党政府并促使其垮台。这样，台湾海峡的对峙就继续下去，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还爆发了公开的军事冲突。在这后一年中，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政策备忘录，宣布：“总有一天，（共产党人在中国的统治）要消逝”，而“不给北平以外交承认，（美国）就可以设法加快这种消逝”。
总之，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采用扼杀初生的革命政权的传统办法究竟有多大实效，在杜勒斯和迪安之间，有着战略主张的根本分歧。对遏制政策的重新考虑
麦卡锡的迸发症使民主党人把杜勒斯对亚洲的僵硬而充满危险的对峙政策，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提出来，是十分困难的（人们还记得在一九六○年的辩论中尼克松怎样把肯尼迪的微弱的尝试硬说成是“对共产主义的软弱”）。但是，这场迸发症并不能阻挡必需改变政策这样一种真知灼见的逐步形成。当适应中国在亚洲实力的现实时刻到来的时候，新政策的轮廓就应当是大家已经一致同意的意见。这样一个改变，当然需要一个不曾受过麦卡锡分子中伤的人物来实现，例如象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人。
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必然是外交委员会这个组织。它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迦内基基金会于一九二一年创立的。自那时以来，它就是为那些企业组织的国际扩张主义者服务的一个常设的干部会议和战略计划机构。由企业界和外交界的名流，包括象摩根、洛克菲勒、哈里曼、鲁特、休斯、史汀生、麦克洛伊、洛维特、杜勒斯、李普曼、史蒂文森、邦迪和基辛格这类显赫人物所组成的这个委员会，过去几十年中在制订美国的长期政策目标方面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一九五八年，这个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共产党中国“研究小组”，对美国政策中的各种战略主张进行了广泛的检查。这个小组除了其他人以外，还包括迦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约瑟夫·约翰逊和迪安·腊斯克），前国务院的若干计划人员，联合参谋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以及阿瑟·迪安。这个小组的著作（《共产党中国和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与迪安以前受到杜勒斯非难的那个结论相呼应：“很少有东西支持国务院所抱的这样一个信念：不承认政策能够大大有助于“加快北京政权的消逝”。这本书建议用遏制而不孤立的“两个中国”战略来代替以前的做法。
一九六二年，福特基金又拨出经费，组织了更加野心勃勃的外交委员会研究小组（它准备用三年研究时间，写出十一卷研究著作）。领导这个小组的是中央情报局退职的前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以前负责过中央情报局印度支那地区的工作人员兼中央情报局亚洲基金组织的主席罗伯特·布卢姆。这次，通过布卢姆的摘要本所提出来的建议更加明确。建议写道：“如果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裂缝仍然象过去那么宽，那么美国在亚洲的目标以及这个地区的稳定就都无法取得成功……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政府并同它建立外交关系，只要以下这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之间的行动是互惠的并有希望产生有益的成果。”
尼克松突然认为美国的政策需要“紧紧抓住中国的现实”。这件事恰好发生在，正象《纽约时报》所说，外交委员会的研究会刚刚闭幕并发表了它的意见的时候。这可能决不是巧合。同样也并非巧合的是，正当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时，林登·约翰逊却发表了他的有名的“和解性”演说，责备中国的领导人应为中国的孤立负责，但同时强调“只要大陆中国的七亿人口受到孤立，亚洲就不会有持久和平”。
这种一致的论调，是为了在改变对华政策时，不受到强烈攻击，从而获得好评。而这种共同意见的出现，如果没有七年前对中国问题进行细致的广泛的意见征询和酝酿，那就不可理解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