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一月十一日译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美《外交季刊》十月号发表的一篇题为《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的文章，摘要如下：
（一）在三十年代初期，外国人访问中国北方农村时，会碰到一些饿瘦的狗朝着他们吠，会有一些身上停着苍蝇的儿童们聚拢来注视他们。那时候，农村的人们由于营养不良，往往身上长着疮，头皮上生癞痢。他们怀着一份殷勤的心情接待外国人；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对外国有所了解，而是出于下意识地认为善待客人是主人份内的事情，于是农村景色，外国人看到的一律是尘土滚滚，既少树木又缺乏水源，用水时要花很大力气从井里一桶桶地把水吊上来。长时期的日本侵略和内战，使得中国农村没有什么进步，而停留在基本上同中世纪一样的环境里。
今天，再到华北农村去看看，上述的旧景象都不见了。眼前看到的是广阔的原野上，排列着一行行的白杨树和电线杆，电动水泵把水抽到新建的渠道里，大地上种着多种多样的庄稼，并且采用多种作物套种的方法。农村里的人既是身体健康，看来又营养充足，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公民。把新景象同四十年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农村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奇迹，在那里正在发生着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它对美国人讲来具有什么意义呢？
经过六月中的参观访问，我获得的最强烈的第一个印象是：从三十、四十年代的破败衰落的旧中国，一变而成为今日的新中国，主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的团结一致和人民的种族感。我这次在中国访问六个省份，就见闻所及，无论是文字的或口头的表现，都显出中国人从口号到观点，都是一致的。中国人认为这种团结一致是正常的现象。我的看法则是：这个团结，是由于中国人有着外国人所不知道的高度同种感造成的。中国人同文同种，又有一种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共同文化。近代外国人的入侵，适足以提高中国人对自己具有共同文化的意识，这种意识比欧洲型的政治上民族主义要强烈得多。西方国家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范畴中诞生出来的一个个政治单位；它们这种民族主义在一个文化地区——例如拉丁美洲——传播开来，可是并没有全部吸收当地的文化。在中国幅员上出现的国家却不是这样，它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字和生活习惯，到近代再加上服膺毛泽东思想的共同认识。尽管中国内部有许多种族、方言和风俗，可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个共同意识，却普及于中国的绝大部分，这就把分裂主义和不团结的任何这种倾向，放在不足称道的地位。我这样地说，是试图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没有其他集团能够把七亿五千万中国人空前地团结成为一个政治单位这个明显的事实。最后的分析是：这股力量出于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存在着的种族感；这种感情是由于在难以记忆的长时期中生活在同一块地方而产生出来的。
（二）西方人士如果把自己的多变性和扩张性同中国比一下，就会了解到中国人民的聚在一起是更可宝贵的东西了。中国历史上的迁都，脱不出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这几个地方的狭窄范围；可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却曾经由雅典移到罗马，再移到伦敦、纽约。西方自从公元一千五百年起向海外扩张，从地中海和大西洋出发，移民到世界各个角落，在那里建立殖民地。中国历史上却没有上述的可以同欧洲相比的发展。中国人在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在从公元后一世纪到十世纪的期间就已经百花齐放，例如纸张、印刷术和瓷器的发明，以及其他在工程上、军事上和航海上的成就，可见中国的发展是内向的，而不是象西方那样的扩展。
中国这种长时期地把自己限制起来的历史，使得她在今天处于同美国相反的地位。我们是由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文化传统组成的国家，她是由于民族移动而成立不久的国家，其人民爱好继续大规模地移动（在美国，四分之一居民每年要搬一次家）。对美国人讲来，人们有几个世代同原来的邻人长期地住在一起，这样的社会是使人难以想象的。
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中国仍旧而且将会长期地保持为一个农业国家。中国人口多，城市是容纳不了的。事实上，即使是美国的近郊区，人口也没有象中国较富裕农村那样的稠密。中国农村的人口密度可能已达每平方英里住二千或三千人。毛泽东主席不喜欢城市里的一套，而倾向于改造农村。这是从他关心以种地为生的普通老百姓的思想发出来的，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中国在使用现代化技术来改良土地，来提高粮产，它采取新的态度来对待自然，这就是征服自然、要自然听人指挥的态度，而不是旧时的听任命运支配和迷信的态度。这里举山西省昔阳县石坪大队，学习邻队大寨大队的榜样，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开辟新田作为例子。这个原来遭水冲刷的山沟荒地，地形很象阿肯色州或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要是美国人，他们是不愿在这里开辟新地的。这个大队上述的不惜巨大劳动力开辟沟底田的例子，对美国人来讲是超出他们想象以外的，也是他们不愿学着做的。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除了农村建设外，她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兴建许多大型工厂的同时，避免工业的集中。因为，工业一集中就需要巨大的交通网，才能把货物从产区运到分布得十分广阔的消费区去。中国目前正致力于兴办地方性的、小型的、同当地农业机构配合的工业生产结构。在居住方面，除了原有石块垒成的住房以外，砖房也纷纷建造起来了；农田上出现一座座的砖窑。农民们吃的粮，住的房，都是自己生产的，到处种上棉花，从而衣着也有了着落。
在华北农村的地平线上，几乎到处耸立着高高的烟囱，这是中国工业分散化的一种标志。在农村公路上，也可以看到机动车辆的踪迹，这是分散化的另一标志。把工业分散在各地，给地方带来自给自足，这样做不但使得农村有比较平衡的发展，并且收到减少空袭和飞弹袭击效果的国防上的价值。与此同时，在北京，到处掘有防空隧道，看来其他城市也有同样情况，这给予中国在防卫措施上以更大的信心。住在广阔农村里的中国人民，他们的发展是平衡的。在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些问题并加以解释。这就是：这样大规模的发展是怎样开始的呢？它是遵从什么指导方针的呢？它能够控制得住吗？人们在这里碰到的是思想意识的问题，这个问题对美国观察家来讲是最难以概括出来的。
（三）中国人相信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总的讲来是中国人民在许多世纪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最好的东西。至少，大多数中国人都有这种看法。如果说这种看法不对，那是难以找到证据的。中国人相信，在美国，也是阶级斗争在创造历史，正如阶级斗争创造中国历史一样。有了新认识的中国人，是乐于同我们解释世界上各种事物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它们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道理。
还应该提到，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不但推动工业艺术，创造出新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在进行着一个影响深远的道德运动，教导中国人应以自我牺牲和为人民服务为生活的目的，在中国培养出一种非常合乎人性的中国品质。在过去，孔子思想教导士大夫们首先以自己为重，今天，中国要求干部们忠于毛泽东的教导，要求他们为全人类服务。这个教导，促使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年内改变了生活面貌，发扬无私的互相合作和处处为集体着想的精神。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无论在火车上，在旅馆、酒楼里，都能够获得服务员的照应，他们不接受小费，旅客们可以采取同对方握手的方式，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在中国商店里，货物都有定价，中世纪的讨价还价，在中国绝了迹。抑低别人突出自己，在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一件可引以为乐的事情，也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在中美两国之间，显然存在一项紧急的需要，这就是在中国需要培养熟悉美国的新一代人，在美国也是一样，急需培养一批对中国事情有经验的专家。
对于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应该作出什么结论呢？在一九四九——五○年中国发生内部战争期间，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采取的不介入政策，我们认为是聪明的。一九五○年底，麦克阿瑟领兵向鸭绿江推进，这是愚笨的政策。美国接着在五十年代对中国进行杜勒斯主义的冷战政策，这是并不需要的一项基本错误，其来源出于美国极端不了解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历史。只有尼克松访问中国之举，才把美国从一连串错误的泥坑里拉了上来；但我们还需要再走一段长路，才能踏到坚实的地面。
（四）中美之间的未来关系的发展，需要彼此接受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从而承认在原则上和利益上，两国都会有冲突的地方。工业发达的美国，负有培养专家的责任，使他们能够按照各自的分工和专长，在技术上有所成就以达到服务人类的目的。美国的高度学术水平还需要再提高，使学术达到更加多样化，更加具有创造性和自主性。中国技术发展的水平很不一致，电动抽水机和车床在好些地方还是刚刚开始使用，麦田还是用手播种，尚未使用收割机器。中国人民把热情倾注在生产货物上面，还不是在提供各种技术上面，他们在闲暇时还没有看电影、看电视和旅行的充分机会。中国不会把美国的汽车文明照搬过去；她有自己一套办法，来达成人和机器之间的新平衡。
在中国，就我访问六家大学所获印象，她的高级学术还处在医治文化大革命所给予的创伤上面。在文革期间大学教育曾停顿四至五年。
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的初期，她的大部分掌握现代知识的学者，是在外国训练出来的留学生。有了这一背景，就产生中国知识分子同构成中国人民大多数的农民格格不入的结果。
这种具有现代知识的专家，自然为新中国所需要，特别在较早时期。但是在他们身上，一般认为缺乏西方传统上具有的个人自觉、自由思想和崇尚调查研究的精神。旧中国的学者，即使他们本身没有做到官，也经公认为官僚阶级的附属物和装饰品。但是有许多经过西方训练的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是拥护一九四九年的革命的；革命的巨大成就，在他们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有了上述理由，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能投入严峻的自我批评里去，站到正确的阶级立场上去，因而他们经受了考验，成为新中国团结的对象。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九六六——六九年的紧张甚至剧烈时期后，目前进入团结或称为扫尾的缓和阶段。可以称之为新中国转变的第二回合，运动的深入和牵涉面之广，都超过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
【合众国际社旧金山十二月十九日电】据专栏作家约·艾尔索普说，中国「丝毫不能免除遭到」俄国「预防性核袭击的危险」。
他在十八日对联邦俱乐部说，在他刚刚结束的对中国进行的一个月的访问中，他发现「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一个地下网，以保护它的市民不受散落物的袭击」。
艾尔索普说，苏联每年要花费价值约等于一百一十亿美元的经费来维持它同中国交界的边境一带的军队。他说，他所以被允许去到中国以前禁止进入的地区，一个理由是，「在许多年来，他经常写关于苏联在同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增加兵力的文章」。
艾尔索普还说，中国用于国防方面的开支很少。他说，中国针对俄国的军事部署纯粹是「防御性的」。
他在谈到中国工业和文化时说，「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新中国是有成效的」，虽然他又说，『由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是很不自由的，所以，我怀疑它是否会有朝气蓬勃的艺术和文化」。
当有人问到一旦俄国发动进攻，美国是否会帮助大陆中国时，艾尔索普说：「我们应该给人这样的印象：我们很可能帮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