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尼日利亚政府报纸《星期日邮报》十一月十三日刊登了拉伊·约瑟夫写的文章，题为《中国在非洲的作用》，摘要如下：
中国十人经济代表团到尼日利亚的访问以及签订尼日利亚和中国经济技术协定，这是长期以来分割世界不同种族的壁垒瓦解的标志。
由于中国和尼日利亚的伟大、重要性和它们的自然资源，新协定在国际兄弟关系中必定将发挥影响深远的作用。
直到最近，非洲国家尽管获得了政治自由，但是它们几乎只寄希望于它们的前殖民主义的经济救济，而对挖掘社会主义世界潜在的经济机会采取了十分犹豫的态度。
不幸的是，非洲国家所给予的这种经济上的完全信赖一直没有从昔日殖民主义那里得到互惠。
除了提供附带条件的所谓援助以外，提供援助的国家往往随时准备和急切地以最不足取的借口要回这些援助。
中国登上非洲经济舞台将不意味着结束我们同西方的贸易关系，而是扩大我们的潜在的贸易伙伴的队伍，以便我们不再受任何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摆布。它们处在这样一种地位，从而在我们最关键的患难时刻勒索我们。
由于一些原因，中国经济的友谊之手可能对非洲领导人更具有吸引力。
第一，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中国学到她在很长时期内通过实行自力更生并把外援只当作是一种补充所得到的东西。
第二，中国也是发展中的国家，并一贯认为自己属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
尤其是中国坚决地保证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然而中国将要遇到的更多的困难不一定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而且还有来自社会主义伙伴苏联的。中国肯定经常用来对付甚至包括像俄国这样的对手的一种说法就是，作为原则和实践，她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经济援助，而偿还期限一般是很长的。
这种慷慨的条件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为修建一千二百英里长的坦赞铁路而提供的一亿六千九百万英镑无息贷款。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作用的真正实质应该是加强我们的谈判力量，以便保证我们从那里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个角度来选择经济伙伴而不管它的政治制度如何。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超过了把我们的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阶段。
非洲所需要的是经济和技术援助，更确切些说是合作，以使她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路透社悉尼十一月十九日电】一个由九人组成的澳大利亚土著族代表团在去中国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文化交流访问之后于今天返回这里。这个代表团团长说：“在我们一生中，我们第一次受到了平等的对待。”
代表团团长“切卡”狄克逊说，“没有人把我们叫做蛮子或黑鬼。”
“代表团的成员受到了作为人和作为代表团团员所享有的关怀、爱护和尊重，这在我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的经历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狄克逊在机场上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代表团尤其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受到的待遇有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积极鼓励这些少数民族保留自己的文化，并且以平等的地位参加中国一切生活领域内的活动。
他说，“与种族主义的澳大利亚不同，他们鼓励少数民族保留自己的文化。”
狄克逊说，“我们是带着我们朋友的友情、带着我们的朋友表示要继续支持我们人民争取未被承认的权利的诺言离开中国的。”
【美联社新加坡十一月二十二日电】（记者：莫特·罗森布拉姆）李光耀总理说，日本同中国的新关系触发了一系列也许在五年之内就会使台湾置于北京控制之下的事件。
这位四十九岁的政治家在周末接见记者时说，他预料台湾在外交上将完全孤立，然后在经济上部分地陷于孤立。他说：“我认为，将会……提出越来越大方的归并条件，这将使得在蒋（介石）去世以后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把台湾重新归并过去的过程比较可能获得成功。”李光耀说，台湾最终同中国大陆合在一起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他说：“这可能需要五年时间。我不知道那个人还能活多久……”
他说，在尼克松总统再度当选以后，“美国公司会说，在北京建立一个大使馆以利于我们自己做生意怎么样……”。
他说：“这种过程一开始，就必然走到其合乎逻辑的结局，这个合乎逻辑的结局是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正常化，在蒋活着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冻结台湾现状。”
在东南亚，他说：“泰国人已经领悟了……我不知道印度尼西亚人再过多长时间就会不得不在使关系正常化方面——或者至少在采取步骤以使关系正常化方面走得比他们愿意走的更快，即使他们也许不喜欢这样做。”
李光耀说，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采取行动以后，新加坡“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随着采取行动”。他还说：“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从来不喜欢走在第一。”
【法新社塔那那利佛十一月二十一日电】马尔加什外长拉齐拉卡海军少校于今天上午从巴黎回到塔那那利佛。
他曾到北京和平壤进行了三周访问，签署了马尔加什共和国和人民中国与马尔加什共和国和北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两项协议。
这位部长在抵达（塔那那利佛）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马尔加什的新的全面外交政策，最近承认苏联和人民中国丝毫没有改变在印度洋的力量平衡。他说，事实上，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对外关系中执行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接着说，我们的不结盟政策正在带来明显的利益，因为我们的援助和贷款的来源越多，我们的经济独立性就越大，这是我们的政治独立的基础。
拉齐拉卡少校解释了为什么要承认人民中国，他明确说，这样一来就结束了一种时代错误的和不合逻辑的形势，因为在一九七二年人们再也不能幻想和相信福摩萨将收复大陆中国了。
这位部长说，福摩萨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宣布将把马尔加什驻台北商务专员召回马达加斯加。
关于帮助马达加斯加种植水稻和竹编手工艺的福摩萨的农耕队，这位部长说，他们将消失。因为他们是附属于已不再存在的中华民国大使馆的。
关于马达加斯加和北京之间的合作，在设立大使馆之后，将在教育、文化、经济和贸易方面进行合作。拉齐拉卡少校说，但是，我可以宣布我们在北京已经签订了一项价格非常廉价的进口中国大米的协定。
拉齐拉卡说，他对于在中国看到的纪律和人民的劳动热情以及贪污和卖淫的消失印象根深，并说这些成绩是马尔加什人民学习的榜样。
他怀疑除共产主义之外的其他一种政府能够治理中国，他对毛主席采纳共产主义的天才表示钦佩。
【路透社惠灵顿十一月二十日电】约翰·马歇尔总理今天说，新西兰希望派一个由外交部长基思·霍利约克率领的友好代表团于明年初访问中国。
马歇尔先生在一次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但中国人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
新西兰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斯科特已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进行了磋商，他说磋商正在取得进展。
据建议将由基思率领这个代表团，尚未具体考虑代表团的组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个代表团不只包括政府代表。
马歇尔在回答问题时说，派这个代表团不一定是新西兰正式承认中国的预兆。
他说，“我们保持我们的立场。”他还说，新西兰没有讨论在北京建立一个机构的问题。
【本刊讯】《印度快报》十一月十六日以《斯瓦兰·辛格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题刊登了一则新德里消息，文如下：
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今天对人民院说，印度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立场没有改变。
他说，中国指责印度允许组织西藏流亡政府，或指责利用西藏难民搞反华活动，都是没有根据的，“无须予以新的驳斥”。
有人问，是否中国在一个联合国委员会里说过印度在印度国土上组织这样的一个政府。他还问到印度采取什么行动驳斥这个指责。这位部长说，“不存在印度在印度国土上组织任何西藏政府的问题。事实上，众所周知，印度一向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稍后，这位部长在宣读他对Ｖ·马亚万和拉杰德奥·辛格的书面回答时把这句话改为“印度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引起了一些议员的一连串询问，他们想要知道印度是否改变了它早些时候对西藏地位的立场。斯瓦兰·辛格向人民院保证：印度的立场没有改变。他仅仅把他的答复的措词改为原来的话。
普拉博德·钱德拉问，是否这位部长讲的话事实上不是背离印度早些时候的立场。他说，印度一向同意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是没有同意它的主权。但是斯瓦兰·辛格重申，印度的众所周知的态度没有改变。他说，印度一向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斯瓦兰·辛格说，确定西藏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的问题，是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不矛盾的。自治问题或者扩大自治问题，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决定权以内的事情。他说这整个问题是“一个内部问题”，他请议员们不要“不必要地反复谈这个问题，因为世界其他地区没有人同意这个态度。”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十日刊登了西奥多·沙巴德六日自莫斯科专发该报的一篇报道，标题为：《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向莫斯科的专家们讲演》，摘要如下：
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对苏联进行的两周访问为这位美国最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与苏联一些中国问题学者之间的交换看法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机会。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在这里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认为，他在莫斯科一些最有威望的学院的讲演和举行座谈会，是在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发生的三角关系中的一个副产品。
他采取了历史学家对目前事态发展的长远的观点。
他说：“当我们象在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期间那样加强美中关系时，这必然对苏美关系在学术合作方面变得热乎起来有所影响。”
费正清教授说，在苏联，研究中国问题时广泛地应用英语；他表示遗憾地说，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几乎没有人把俄语当作研究工具。
当他谈到关于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和美国国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时，他说他发现他同俄国学者的会晤相对地来说没有意识形态的争论。他说，关于他最近同他夫人威尔马一起对北京进行的访问有人向他提出了激烈的问题。威尔马也陪他到了苏联。
前几天在远东研究所——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出现了这位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同苏联学者进行会晤的一些不拘形式的风趣。
这位高大的、在南达科他出生的六十五岁的教授，在高大的讲台上讲话时举止稳重而谨慎，就美国国内的一些研究工作讲演了半个小时。
他的讲话有点深奥，列举了一些研究报告的标题和作者的名字，并用了一些中国的语句，这些似乎给一位年轻女译员带来了困难。
现在是提问题的时候了。这个研究所的五十多个研究员（他们耐心地倾听他的有关历史的长篇讲话）中的一个站起来说：
“你对一九七一年九月事件的估计如何？”
费正清回答说，“我当时不在那里。”他丝毫不感震惊。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的讲话给人的一个总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和团结一致的国家，主要关心国内问题，未必会在它目前占领的领土以外的地方表现扩张主义趋向。
他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拒绝称今日中国是一个独裁政权。他说，“人民在政治上非常积极。”他又说，“我还没有为这样一种国家想出一个名字。”
他的这番话又引起了赞赏的笑声。
他的这次访问，实质上是在从伦敦到东京途中的一次较长时间的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