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1月2日参考消息 第3版

    【美联社纽约十月十八日电】(记者:瑞安)当苏联报纸社论中出现某些有意义的陈词滥调时,正如《真理报》自己会说的那样,“这不是偶然事件”。
    一句这样的陈词滥调就是“国家纪律”。也许现在刊载这种字眼同苏联今天的情况和八、九年之前的情况之相似有关。
    《真理报》论纪律问题的一篇文章可能意味着某些人要碰到麻烦了。同样的信号曾经针对赫鲁晓夫发出。
    这不一定意味着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本人目前处于政治危险之中。事实上,《真理报》的信息可能直接来自勃列日涅夫,是向那些工业生产,特别是和消费工业生产的负责人发出的。
    已告诫各部要实行严格的纪律,不是靠采取粗暴的独裁措施。勃列日涅夫很可能认为这种措施过去没有起作用,却起了反作用。
    一九六三年,《真理报》就纪律问题提出不满,而《消息报》却大肆赞扬赫鲁晓夫是一个天才领导人。《消息报》的主编是赫鲁晓夫的女婿。
    据宣传,赫鲁晓夫的七年计划是为了到一九七○年在各方面超过美国。这个计划失败了。它的薄弱环节是农业。赫鲁晓夫必须向加拿大购买价值五亿美元的小麦和面粉,从澳大利亚购买一些粮食,从罗马尼亚借了一些粮食,甚至还同美国人作了一些以货易货交易。
    赫鲁晓夫还有象今天使勃列日涅夫感到烦恼的那种其他困难。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自己变得很难对付。赫鲁晓夫同埃及发生了不愉快的争吵,然后又设法弥合分歧。他还向美国作了姿态,从而冒引起苏联军方某些人士不满的风险。
    诸如此类的种种困难使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垮了台。勃列日涅夫显然碰到了类似的困难。
    气候不佳,加上苏联长期来在农业管理方面的笨拙做法造成了作物的歉收。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向美国购买为赫鲁晓夫购买的两倍的粮食。单是购买粮食并不是说苏联的经济可以摆脱困难。看来还有运输问题。苏联的港口和铁路很可能无法迅速地运送大批粮食。公路和卡车运输也极其糟糕。储存设备有许多待改进的地方。
    除此以外,蔬菜的歉收迫使苏联向东欧采购。
    虽然消费品工业同重工业在竞争预算中占优先地位,但是它仍然落后于消费者的需求。食品工业继续陷于官僚主义的障碍。莫斯科有三千万农业工人供它使唤,但仍然不能保证生产足够的粮食蔬菜来满足全体人民需要。
    转向西方必定是难堪的,但共产党东方没有一个国家有剩余粮食。象《真理报》社论表明的那样,这种趋向是要责难各部的专家治国论者。但是显然在阶梯最上面的那些人急于补救经济中的这种缺点。再来一个坏年头可能毫无办法了。


    【美联社莫斯科十月三十日电】苏联迫于天气恶劣和管理不善转而向美国购买粮食,目前又遇到了头痛的事:它不能使粮食从它的港口到达该国的各面粉厂。
    而其原因又是管理问题。
    由于有十多亿美元的粮食(包括二千万吨美国小麦)预定要经过苏联港口运来,当局已经把这个问题交给人民,显然是希望有罪的人注意这个警告。
    据透露,运粮船排列在波罗的海港口里加的外面,等待卸下所谓“第一号货物”。
    政府的海事报纸《水运报》问道:“为什么?”里加码头工人说,很简单,常常是没有地方放这些粮食。
    码头装卸工人抱怨说,铁路管理人员本月上半月只给了运输外国粮食所需货车的百分之四十一。这些码头工人又说,他们得到的货车是不合适的——它们的覆盖物不适合载运粮食。
    结果发生了全国性漏丢粮食的情况:在苏联各地铁路上行驶的货车后面漏撒着一道道美国粮食。
    了解情况的外国观察家们说,里加并不是遭到这种困难的唯一港口。粮船陆续抵达几乎所有的苏联港口——从波罗的海港口到黑海港口和远东太平洋港口。据悉,情况大致一样。
    由于最近签订的苏美海事协定迟迟不能付诸实行,迄今从美国运出的美国粮食只有百分之十。
    经济专家们指出,如果俄国人不纠正这种情况,耽搁很可能也成为美国头痛的事。成千吨小麦目前堆在美国港口等待开往苏联的货船。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月三十日刊登约瑟夫·哈希的一篇报道,题目是《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一张得失对照表》,副题是《美国为了使人们能够希望一个非共产党的南越得以存在下去付出了什么代价》,摘要如下:
    现在是应当为越南战争的得失起草一张初步的得失对照表的时候了。这场战争非常接近于结束了,至少在其主要方面
    ——美国方面——是如此。“美国佬”正在撤回。将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得到了什么?付出了什么代价?
    的确,是得到了一些东西。
    早在一九六五年初春当林登·约翰逊决定派五十万美国人到越南去的时候,西贡的非共产党政权正在朝着很可能归于消失的这一方向迅速滑下去
    ——或者至少华盛顿是这样设想的。
    当然,我们现在决不会知道,如果约翰逊总统当时听任西贡局势自然发展而美国不进行大规模干涉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然而,有理由设想,胡志明和他在河内的追随者将迟早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也成为西贡的有影响的政治因素。
    这就是当法国人和英国人——以及胡志明——在一九五四年签订日内瓦协议时他们认为将会发生的情况。杜勒斯拒绝承认这些协议,也拒绝履行这些协议。
    如果河内在一九六五年接管南越,对那个国家的人民将意味着什么,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西贡非共产党人现在的境况比一九六五年春天要好些。他们控制着亚洲第四支最大的军事力量,仅次于中国、印度和南朝鲜。这支武装力量装备着现代化的美国武器,现在经过战斗锻炼得坚强了,自信心也大大增强了。
    他们有效地控制着所有大城市,其中包括所有的省会。
    他们可以期望根据这个协定的条款从美国得到对他们的军事力量的定期补给。
    虽然在目前的西贡议会中的非共产党分子在政治上现在分为阮文绍总统派和反对派,但是这两部分人将在根据和平协定条款成立的、为监督选举的新“委员会”中拥有三分之二的席位。这样,南越的非共产党分子现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情况,要比如果约翰逊总统一九六五年春天决定站在一边时他们所处的情况要好。
    为取得这个变化所付出的代价可以粗略地计算一下。失去了大约一百万人的生命。其中约有六万美国人。受伤而活下来的人数可能比死去的人数多一倍。美国财政部的预算费用可能是约一千五百亿美元。
    需要花十年功夫才能使这整个国家恢复正常工作秩序,从这一点就可以最好不过地估计出北越和南越的住宅、城市和各行业遭到的物质损失。
    权衡之下,为了这些收获是否值得花这些代价呢?
    如果你是一个非共产党的南越人,回答肯定是值得的。大多数欧洲人很可能说不值得。
    对于美国人来说,那里的战争痛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是否值得,只有历史能够作出评价。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月二十九日刊登了霍巴特·罗恩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停火不会使经济问题消失》,摘要如下:
    如果越南战争的结束象基辛格说的那样“已经在望”,这是值得大事庆祝的,因为杀戮——也是美国历史上丑恶的一章——将告结束。
    信心有可能大大增加,这样会引起大量购买股票或消费品和大笔企业投资。但是经济学家和其他观察家对于预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持非常保留的态度。
    一位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指出:“没有客观的理由可以使人抱过分乐观态度。但是我们这里谈的可能更多的是心理状态,而不是对企业的影响。”
    最有利的前景很可能是预料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心理将有所减少,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战争和通货膨胀是联系在一起的。普遍缓和紧张局势从长期来说可能促使同俄国、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扩大贸易。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认为越南实现和平后会出现什么奇幻的方案,可以结束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减少联邦的长期赤字,不再需要增税,或解决任何压在我们身上的其他根本性经济问题,那就错了。
    应该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美国已经体验到结束印度支那冲突对经济的影响的大部分。当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战争开始趋于结束时,实际的费用和投入的军队开始减少了。
    在越南“实现和平而带来的好处”从那时起早就分享了。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在越南增减力量所产生的影响大部已被经济吸收,但不是始终是以温和的方式吸收的。
    例如,对航空宇宙和支持性工业的打击很重,造成的西海岸失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一种内行的猜测是:如果未实现停火,一九七三财政年度增加的战争费用将达八十亿美元左右,如果实现了停火,则将为四十亿美元左右。但是,根据尼克松先生目前的计划,节约下来的这些钱很快就会用于其它军事开支。
    一九七一财政年度结束以来,五角大楼的总开支便已开始再次增加,即使越南的敌对行动结束,这种开支将继续增加,这是因为像B—1轰炸机、三叉戟潜艇(每艘十亿美元)这样的新武器系统以及改为全是志愿人员的陆军的作法将用去大量的钱。
    美国企业研究所最近根据越南战争的全部费用将于一九七四财政年度的某时结束的设想所进行的研究预言:一九七五年的国防预算将比原来为一九七三年估计的七百八十亿美元整整多一百亿美元。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布鲁金斯研究所收集的资料表明,目前的民用和非越南防务计划的费用其增长速度将快于税收,即使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来计算岁入也罢。
    前预算局长舒尔茨不久前在底特律的一次讲话中预言:今后四年内,军事预算将增加大约二百四十亿美元。
    这样,政府一再坚持的下列说法就只不过是危险的胡说八道了。这种说法是:如果它做到了今年最多只花费二千五百亿美元(即使这样,仍将有二百六十亿美元的赤字),它就可以保证在今后几年不提高税收。这是个假的、使人产生误解的分析。


    【本刊讯】苏《真理报》九月二十九日刊登了一篇题为《遵守劳动法》的社论,摘要如下:
    严格遵守法制是我们生活的特征,它符合全体劳动人民最迫切的利益。在拥有几万名工人的莫斯科镰刀和锤子工厂、新克拉马托克斯克机器制造厂、塔什干纺织机器制造厂、多列士采煤联合企业里,这一年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起需要司法机关干预的劳动冲突。在这一方面,党和工会组织以及司法部门有着不小的功劳。在这些企业里善于用法制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
    但是,在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典型。就在不久前,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检察机关检查了该共和国汽车运输管理局的各企业遵守劳动法的情况,发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不少汽车公司无理由地加班加点,还有不正确的解雇现象。另一方面,某些工作人员自己也违反劳动法:旷工,狂饮酒精饮料和不能始终爱护人民财产。
    这种违法现象只有在那些党组织采取容忍态度,不进行加强国家法制的斗争的单位才会发生。
    尤其应当受到严格批评的是非法解雇事件。尽管近来写给人民法院的这类上诉书显著减少了,但是在不少单位,这种违法行为仍然屡见不鲜。例如,在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滨海边疆区和伊尔库茨克州,人民法院今年上半年在审理恢复工作的案件时,有许多案件作出了有利于被解雇者判决。除精神损失外,审理劳动冲突还花去了不少时间,这不利于创造良好的生产气氛,对企业经济起消极影响。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利用赋予他们的权利,严格追究破坏劳动法罪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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