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五日登载了该报国际部记者山本展男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经济顺利前进》，摘要如下：
中国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看来经济情况正在继续顺利地发展着。最近中国外交的活跃也是以内政和经济的稳定为基础的。
据过去的报道，有很多材料使人推测今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也将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业的发展，基础比表面现象更广更坚实。文化大革命结束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的最大特点是由县、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等基层单位独立核算经营钢铁、水泥、化肥、电力和农业机械等支援农业的各种大中小型企业。
据信，农业生产也很顺利，今年将超过二亿四千万吨（周总理告诉斯诺的七○年生产量），基本上可以肯定将获得连续十年的丰收。
和地区性的丰收消息一起应该注意的是单位面积的产量增大了。
最近有消息说，有的省已经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可以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农业更加稳定了。去年报道说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四个地区超过了指标，今年还有增加的趋势。
同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努力从事农业机械化。在增产化肥和自然肥，扩大水利，造新田的同时，当前农业机械化似乎是农业政策的重点目标。
中国不久就将迎接建国二十二周年的国庆节，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顺利的经济建设为基础，将满怀信心地宣布开展国内外政策的情况。
【纽约时报新闻社香港二十一日电】（记者：蒂尔曼·德丁）北京宣称，由于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工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这一说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通讯社新华社最近几天从北京发出的综述经济情况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的。这些文章显然是作为庆祝十月一日国庆节的背景而发表的。
这些文章中没有叙述关于产量的全面数字，但是所用辞句是现实的，并叙述了关于工资和社会福利措施的详细情况，这是在此以前没有在一则单一的官方报道中综合叙述过的。
这些文章中提供的很多情况，与最近到中国去的访问者所看到的情况大致吻合。
这些文章着重指出了在农业方面取得的进展。十年来，农业在经济管理中被十分强调。其中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的粮食自给自足，“甚至有剩余”，并报道说，粮食储备继续增长。
这些文章说，工业部门的工资已不断提高，特别是低工资的工人。据报道，平均年工资是二百七十美元，据说这比一九五二年高了百分之五十，并说这一工资收入要比表面上看来的情况高得多，因为就业充分、房租低、必需品的价格低廉，并且不收所得税。
充分就业意味着一个家庭里除了男人以外妇女也工作、挣钱。据说，在城市每月房租和水电费只占一个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
另外，据说工人享受免费医疗和其他福利，老、弱、伤、残者都受到很好的照顾。
这篇文章指出，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不是由于增加工资，而是由于国家向低调整设备、产品和日常必需品的价格，提高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
据说，在连续九年丰收以后，一九七一年又将是一个农业丰收年，主要是由于最近几年建成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起了灌溉和防洪作用，并且使得有可能大大增加种两季的面积。
据说，农业获得较好收成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越来越科学种田、更多地使用化肥和机器。
【合众国际社东京二十一日电】（记者：罗伯特·克雷布）满洲的大庆油田是中国最富的油田，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对此感到自豪。
毛泽东喜欢对他的人民说：“工业学大庆”。可是，自从十三年前大庆发现石油以来，对那里一直实行严格的军事保密。在一位同情中国的日本记者上星期发表一篇参观大庆的目击报道之前，有关大庆的事实极少知道。
这篇报道透露，大庆是一个约有三十万人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它在生产中国的迅速扩大中的石油供应约半数的同时，很大一部分粮食是自己种的。
这位日本记者杉山市平说，大庆的建设——在中国称之为“石油大会战”——是一九六○年五月开始的一项突击计划。
杉山说，“那时，苏联中断了对中国的援助。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封锁，中国在石油供应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困难”。
“为了使中国摆脱苏美这种压力，约有十万名劳工、技术人员和人民解放军人员从全国各地来到大庆。”
杉山说，大庆的人口绝大部分是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属。
他们对杉山说，大庆除了钻、炼石油之外，还拥有二万七千公顷农田，一九七○年生产了三万吨粮食。
他写道：“至于这些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那就是油田工人的家属。主要是大庆的母亲们。”
杉山说，大庆一年生产约一千万公吨（八千万桶）原油。中国总理今年前些时候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中国一九七○年总共生产了二千多万吨原油。
周恩来宣称，中国现在石油自给自足。这句话在西方受到认真看待。美国的矿业局估计，中国的原油生产从一九六三年的五千四百七十万桶上升到一九六九年的一亿四千六百九十万桶。
虽然中国人几乎不向国外购买石油，然而据悉他们经营的卡车、大轿车和商船的队伍日益扩大。
石油是基本成分的塑料工业，也在发展。
按照周恩来提供的二千万公吨原油的这个数字，中国的石油工业已经赶上象墨西哥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虽然它仍远远落后于诸如美国、苏联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大产油国。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九月五日登载其特派记者路易·肖韦从威尼斯发出的一则消息，题目是《中国在跳舞》，摘要如下：
第三十二届威尼斯电影节放映了《红色娘子军》。
这个剧是吸引人的、彩色的，然而有时似乎有点单调。
被家丁们团团围住的女舞蹈演员们技术过硬，并有中国传统敏捷和柔软的优点。
最优美的场面是：一名新女战士与暴君之间的一场搏斗，木棍、大刀、匕首的军事艺术表演，向牺牲的英雄致哀，乐队先是用哀歌的形式奏出了《国际歌》，并渐渐的转向幸福的颂歌；以及最后一幕。
芭蕾舞女演员们的风度始终是压倒了熟练的表演。她们象小老鼠那样敏捷地穿过舞台，她们用脚尖滑动时使人想起女溜冰员在冰上的动作。
我们可以用三个词来总结这部电影：热情洋溢、热烈与清新。
我们尤其要记住，这样的一部作品是能够起到它超越其艺术功能和好战现象的作用的。
【本刊讯】法《世界报》九月六日登载让·德·巴隆塞利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时代的威尼斯》，摘要如下：
我们看到了一部来自人民中国的电影，《红色娘子军》。
诚然情节是革命的，但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个剧超越了学院式的界线。让我们再看看电影工作的不足之处：导演的意图只是把舞台的表演记录下来，并满足于远距离拍摄舞蹈演员的动作。那么音乐和舞蹈又怎么样呢？有几种打击乐器使整个乐曲——它使人想起本世纪初俄国最蹩脚的作曲家的作品——带有东方情调。至于舞蹈，是古典舞蹈与哑剧揉合在一起。剧中的形象始终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是说明行动的。艺术家们用手势来表达感情。
在精心地摹拟自然的布景中，集体舞跳得非常整齐和谐。独舞者们的技术水平是显著的。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二十日转载美国旧金山《华声报》上的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笔者于七月二十四日携带祖国彩色电影《二十周年国庆盛典》和其他两套短片前往洛杉矶放映。这是南加州侨胞首次看到祖国拍摄的纪录片，虽然事前时间极为短促，对广告宣传工作做得很草率，但是一连三天晚上，侨胞及美国观众莅临戏院观看者甚众。笔者亲眼看到观众对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热烈鼓掌，许多侨胞激动得热泪盈眶。是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华侨再也不是海外孤儿了，谁能不兴奋激动呢？
但不少美国朋友散场以后，对影片的壮丽场面、精彩的内容和高超的摄影技术赞不绝口，对于中国人民热爱领袖和坚强团结的表现则表示敬佩。一位工人装束的美国朋友看完了电影，特地走到票房的窗口，举起右手的大拇指，用英语连声称好，在场的侨胞都高兴得大笑起来。
洛杉矶市区和美国电影城——好莱坞毗邻，电影界知名华人摄影师黄宗沾偕同美国朋友莅场，观影后，连声称赞摄影技术水准之高，他对笔者说，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前，他曾经把北平景象拍成电影，包括天安门地区的景象，现在看到天安门广场的壮观，简直认不出是同一个地点。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九月四日刊登该报电影评论员乔瓦尼·格拉齐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威尼斯放映的中国影片》，摘要如下：
这部影片是以认真地忠于歌舞女神的精神完成的，是有高尚的艺术的，更有热情微笑的神情，而不是傲慢的威胁。事实上这是一部有革命的主题，以戏剧的丰富想象把政治进取心寓于轻快的舞蹈之中的影片。我们不能说它使进取的象征消失了，而是把它提高成为一种外国的幻想曲，至少在我们西方人眼里看来是如此。
这部影片叫作《红色娘子军》。
影片在结构和性格描写方面是低等的，但并不低于很多西方的歌剧和通俗故事。从电影的角度看，影片不够卓越，因为只是拍摄了舞台上的活动（摄影机的运动使特写镜头显得孤立，好象一下子跳到了前台，突出了舞步的激烈）。但是，这并不会减少人们对这样一部作品的兴趣：它提供了中国人用什么语言来教育观众的宝贵材料。还有它的风格，这是一个用非常简洁的手法把传统的古典舞蹈同现实主义人民群众的歌剧独创地结合起来取得了辉煌成就的舞剧。
演员表演得非常好，可以说在技术上是无懈可击的，特别是塑造吴清华形象的舞蹈。古典的舞步（几乎是《天鹅湖》的再现）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精神饱满的步法交替出现，把故事描写为一种也许是真正的“烂漫”世界，但在形式上是和谐的，格调十分优美。无论是在进行战斗的那些悲壮场面，还是在取得胜利时的欢快场面，都是朴实的。这些场面总起来特别有一种非常好的舞台节奏感，表情（在这里影片又有效了）富有强烈的表现力，这里正是不用心理描写手法而运用了通俗的形象表现手法。
化装本身就能分清好人和坏人：恶霸的家笼罩着阴影，恶霸穿的是黄黑色的、色彩阴暗的长袍，穿着短裤的健壮的女战士和穿着线衣的村民们出场的几场，则用的是玫瑰、天蓝等鲜艳的色彩，这有益于把军队富有生命力的美德同人民敌人的丑恶鲜明地进行对照。
总之，这个舞蹈有其风格的辩证法，它是轻快的，首先是同欧洲的一些堕落的理智主义的作品比起来是这样，有时它创造了一种既是快乐的又是抒情的气氛。影片虽然是以毛的语录开头的（片名也写在红底的幕上，主角穿的也全是红色衣服），但它的政治象征、旗帜、手臂和徽章，在我们看来也是一场非常和谐的演出的象征因素，这是根据塑造典型极其简洁的要求，把来自不同文化渊源的因素在音乐和舞蹈上成功地综合起来。低沉的集体唱词的调子和影片的艺术上的实用主义观念，并没有阻止影片达到非常令人满意的目标，这是一些用沉闷的粗糙手法来起到乐观作用的苏联影片所达不到的。